韩愈的传统文化观
新时代的文化建设首先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对待传统文化。回望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发展历程，那些彪炳史册、卓有建树的大家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可以为凤凰彩票提供有益的借鉴。韩愈是中国思想文化上无法回避的存在，他所处的中唐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点，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互相激荡中，中国文化应该沿着怎样的道路发展，韩愈给出了自己的方案。他所选择的路径对中国后期的社会文化影响深远，他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努力与过程，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韩愈在思想文化史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和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汲取分不开。两《唐书》的《韩愈传》都记载了他自幼苦学的情形。他在《进学解》中也谈到了自己为学之勤奋：“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非常注重对经典的研读，把学习、研究经典作为求道、治学的基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进学解》列出了他认可的经典序列：“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对这些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他知识架构的基础。在把握儒学思想的精髓与源流，深刻体会古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具有独立的批判能力之后，韩愈进一步泛览百家，“凡自唐虞已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这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学养更加深厚，为他的文化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韩愈接受传统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其研究性和批判性。他以儒家经典著作为思想依托，以渊博的四部学问为基础，常常以审视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他的学习充满主动性，“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提要、钩玄的过程其实就是概括、提炼、思考、领会的过程。他对一些古代著作如《论语》《鹖冠子》等，都下过校勘、注释、疏解的深细功夫。对诸子百家的学说，他也有一个比较、辨析、批判、吸收的过程，其一系列读书札记，如《读荀》《读鹖冠子》《读仪礼》《读墨子》等都以深入的比较研究为基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学术见解。如《读荀》中提出的“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杨，大醇而小疵”；《读墨子》中认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等，皆以壁立千仞的勇毅提出新见，成为建立其道统思想体系的基础。
在韩愈的时代，传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面临新的抉择，这种挑战来自于佛老二教，特别来自于异域的佛教。唐代的官学虽仍以儒家经典为主，但就民间和知识界的信仰与风尚而言，佛教实有风靡之势，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形有类于战国时期的“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对汉代以来儒学式微、佛老盛行的情形表达了深刻的忧虑和不平：“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也，而唱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在这种沧海横流的大势下，韩愈“障百川使东之，挽狂澜于既倒”，以勇毅之力排击异端，护持道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理论上，他著《原道》，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批判佛老二教的蠹国害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儒家形成、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贡献，提出儒学的道统以与佛教新禅宗“教外别传”的统绪相抗衡；在实践上，他逆批龙鳞，谏迎佛骨，反对官方对佛教的宣扬。他以势大力雄的横制颓波，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争取了空间。
韩愈虽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但他对佛教的思想方法甚至佛教徒本身却并不简单地排斥了事。学术史上关于韩愈与佛教关系的讨论出现过多次，谈论的问题颇为丰富复杂。韩愈与僧徒的交往是宋代以后学者时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先后论及此话题的学者有晁说之、陈善、俞文豹、朱熹、方回、袁枚等。其中陈善的意见更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韩愈赠浮屠诸诗文中，不仅没有丧失辟佛的儒者立场，而且有着引导佛子改弦更张、归顺儒道的良苦用心。应该说，这种看法是符合韩愈与僧人交往的实际的。
关于韩愈与佛教关系的讨论，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韩愈虽无心于佛学，然时风所尚，他也在有意无意中受到感染。此说盛于宋代，叶梦得、王�/n1/2019/0216/、陈善等皆有此论。国学大师陈寅恪也指出，韩愈《原道》中提出的道统说，实受到新禅宗“教外别传”的传法世系的影响；其扫除章句、直指人伦的论述方法，也受到新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说的影响。陈先生的看法建立在对唐宋社会文化发展的宏观把握之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沿着这条思路，当代学者也有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饶宗颐先生《韩愈〈南山诗〉与昙无忏译马鸣〈佛所行赞〉》、陈允吉《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都揭示了韩愈的文学创作与佛教文化之间的某些关联。
在韩愈的文化思想中，一种植根于传统，但又注目于现实的品质极为突出。在他看来，传统文化不是一堆毫无生气的文献材料，而是先贤的智慧和灵性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富有意义的创造，蕴含着文化精英们的现实关怀和智慧灵光，因而时时可以给人以启发。对于传统文化，韩愈注重融会贯通其精神，而不株守其内容。他立足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从传统文化中摄取先贤智慧，将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资源，因而他对传统文化往往有新的认知角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创新。
对于儒学的发展与传承，《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韩愈为了应对佛老思想的挑战，创新性地提出了“道统”的说法，强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一脉相传的儒学传统，成为宋代以降新儒学的开山。其《原道》中“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的思想方法，也与汉代以来直至《五经正义》的经学方法截然不同。汉唐儒学以五经为本，韩愈为了与佛学心性论对抗，对儒家心性学派的思想予以关注，他举出《礼记·大学》中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以批判“外天下国家于不顾”的佛老学说，从而把儒学从伦理政治的思维路径，引导到修齐治平由内而外的道路上，对新儒学价值核心的确立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孟子》许行章对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韩愈则以此为基础，通过古今两种“为民之制”的对比，批判佛老二教的不事生产、于世无益，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在文学方面，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清代刘熙载则说他“实集八代之成”，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都吸收了前代作家在立意、构思、表达上的元素，呈现出来的却是有着韩愈特色的雄文，如其《进学解》《送穷文》《毛颖传》等皆如此。
总之，韩愈的传统文化观可以概括为，深入汲取传统文化，体会、把握其精神，并身体力行，践履终生。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激荡中，韩愈既坚守民族文化的本位，又从某些方面汲取、融摄外来文化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建构符合时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文化体系，使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更加丰富，更有活力。这是韩愈对传统文化的巨大贡献，也是其在当下富有现实意义的所在。
（作者：杨国安，系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