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各民族的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书法教育、书法创作、书法研究，都应该围绕和遵循这两大重点进行。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生活着许多民族，他们有着各自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比如匈奴、鲜卑、突厥、党项、契丹、女真等，但这些民族都逐渐融入到汉族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文化认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坚定文化认同，不同民族的人们才会在一起和谐相处、繁衍创造，而汉语和汉字正是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从汉字中衍生出来的书法艺术，自然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推动各民族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是从甲骨文一步步演化而来。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国有象形文字，但只有汉字书法，发展壮大成了一门独立的、足可以与绘画比肩的艺术，有成熟缜密的体系和丰富的表现手法，让中国各民族陶醉其中，传承千年。
秦统一中国之前，汉字更多体现的是实用功能，起到记录、交流、沟通的作用。这时候有很多书体，仅以秦国而论，就有篆书、署书（用于公府匾额）、虫书（虫鸟之形，画在旗帜上）、殳书（刻于兵器上）、摹印（专用于印玺）、刻符（刻画于符信之上）、隶书（多用于文书抄录）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次年李斯统一文字，对当时秦国的篆书进行改良，让字体统一呈长方形，去掉一些繁琐的笔画，将线条修整得更加柔和圆润。为方便区分，后人将这种改良后的篆体称为小篆（之前的称为大篆）。新字确立后，秦始皇号令全国遵从。
李斯留下的刻石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等，这些字线条流畅、结体优美，远远超出实用的范畴，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依然体现出很高的审美水准，所以鲁迅称李斯为“书法笔祖”。秦以后，隶、行、楷、草等书体渐次登上历史舞台，或以帖传承，或刻碑凝固，如涓涓细流演化为大河大江，发展至今，高潮迭起。也正是从小篆开始，汉字走上了一条与其它任何一种文字都完全不同的道路。它在实用之外，另有一条阳关大道，通向艺术，通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在经过两汉、三国约五百年的发育成长之后，在东晋，随着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一大批书法家登上历史舞台，书法艺术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在江左这片并不算辽阔的土地上，书法家如璀璨群星，高手如云，有些甚至是整个家族都醉心于书法，如“四庾”“六郗”“三谢”“八王”等。不但汉族人喜欢书法，华夏大地上的其他民族也喜欢书法，只要有机会接触到汉语汉字，基本都会顺道走进书法的殿堂。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魏碑，其主要发源地北魏即是鲜卑族建立的王朝。鲜卑的一些精英，尤其是以孝文帝拓跋宏为代表的领袖阶层，胸襟开阔，深深折服于博大成熟的汉文化，所以在其王朝内部推行汉文化，着汉服、说汉语、写汉字，这是魏碑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魏碑与以“二王”为代表的纸本交相辉映，共同促成了后来的唐楷。
这一时期还有两块在书法史上十分重要的碑，即《爨宝子碑》（刻于公元405年，在云南曲靖）和《爨龙颜碑》（刻于公元458年，在云南陆良），这两块碑的写法与北方的魏碑有着明显区别，究其原因，是在这两块碑的所在地是“爨人”所在的区域，其主体民族是彝族。由于交通不似当今这么便捷，“爨”地之人不能准确把握汉地书法的真实面貌，所以写出了另外一种形态，可谓是别开生面，影响了后世很多书法家。
元朝和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但书法在元清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元朝建立不久，皇室即派专人收集整理散布在社会上的珍本法帖，并允许官员借阅，其中包括王羲之的《王略帖》、孙过庭的《书谱》、怀素的《自叙帖》等名帖。为更好治理国家，忽必烈命程钜夫寻找“遗逸”，程钜夫开列的名单上，第一位即是书法家赵孟�/n1/2022/1205/。赵孟�/n1/2022/1205/的出山，直接决定了元朝书法的走向，他通过毕生的书写实践，把书法重新拉回了晋唐正轨。
元朝还有几位颇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书法家，如耶律楚材、康里巎巎、乃贤等。耶律楚材是契丹人，博学且抱负远大，是成吉思汗的重要谋臣，建议成吉思汗兴科崇儒，发展文人治国。耶律楚材的书法出自颜、黄，硬拙挺拔，端严刚劲，有“河朔伟气”。耶律楚材墓在颐和园昆明湖东岸半山坡，墓碑由乾隆题写，体量宽大，字迹清晰，也是一处学习书法的好场所。康里巎巎是我国新疆的蒙古族，其祖父辈随忽必烈征战，他本人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大臣，还做过元顺帝的老师，公务之余醉心书法，在草书上有很高的造诣，传说最高产的时候可以“日书三万字”。乃贤是突厥人，父兄皆效力元朝，随其兄定居于宁波。他诗书俱佳，工于行楷，疏朗挺劲，佳作《南城咏古诗帖》为游历大都南城时有感而作，一直藏于清宫内府。1922年，溥仪将此帖带出宫，流失到社会上，直到1999年被故宫博物院发现，并高价购回。
清朝的书法风气更是浓厚，尤其康雍乾三朝，皇帝本身就是书法家，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中国的文化中心重回北方。特别是乾隆，自小就接受全面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博学多才，诗文书画都精通，对书法尤其喜爱。乾隆一生广泛搜罗名帖法帖，将他最喜爱的帖子藏于“三希堂”，朝夕观览，心慕手追，其书法端俨雅秀，雍容华贵。乾隆高寿，花费在笔墨上的功夫也多，游历的地方也广，又喜题字题诗，留下的作品相当繁浩。乾隆时的官员，善书者也众，许多重要的大臣同时也是优秀的书法家，比如张廷玉、汪由敦、梁诗正、纪昀、董诰等。如此众多的书法好手同时集中在一个领导阶层，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