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食家的马叙伦
自古以来，文人学者总与美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历史上的很多文人，如苏轼、李渔、袁枚、倪云林、曹寅、曹雪芹等，不仅擅长烹制美味佳肴，还将其形诸文字，辑录成食谱，广为流传。即便如鲁迅，在他少年时代所写《戛剑生杂记》中，也曾津津有味地提及数种菜肴。鲁迅是能下厨治馔的，川岛回忆鲁迅在厦门做过一道干贝炖火腿，由此感叹“鲁迅先生对此道也有研究”（《和鲁迅相处的日子》）。
对马叙伦先生，世人多知其为革命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擅长古文、诗词、书法，殊不知他还是一位美食家。
我没有见过马先生，只和他的后裔有过交往。马叙伦（1884-1970）字彝初，后改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浙江杭县（今属浙江余杭）人。他年轻时即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老同盟会的会员；其他诸如参加南社，编辑《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等，为当时士林之俊彦。民国初年，马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老庄哲学，他对儒、道、释诸家兼而通之，著有《庄子义证》《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等。1922年，马先生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同年9月任王宠惠内阁教育部次长；1927年，他任浙江省政务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次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其后多处于政务和教学相交替的状态。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因反对专制奔走呼号，组织民主促进会，遭当局嫉恨，在南京下关车站被特务殴伤，引发舆论哗然。周恩来赴医院慰问时，他握住周恩来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金冲及《转折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其实，这不是马先生第一次被殴伤。早在1919年，北京六十多所学校的教职员工发起“索薪运动”，时任高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的马叙伦6月3日与李大钊等赴总统府请愿时，就被总统府的马队殴伤。此前，袁世凯复辟称帝，马先生愤然离职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誉；“三一八”惨案后，他又与鲁迅等人被北洋政府通缉……毛泽东主席对马先生的道德文章颇为推崇，进北京后曾亲自登门拜访。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3年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1965年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马先生的信仰诚如他自己所云，是为社会“生死不计”，但他的兴趣又是多方面的。从他早年出版的两本随笔集《石屋余渖》《石屋续渖》中可以看出，他擅长烹制美味佳肴，是一位美食家。
听老辈人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餐馆的食谱中有三道以当时名人命名的肴馔——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这道“马先生汤”便是马叙伦先生所创。当时北平的中山公园内辟有茶座，分东、西两路，东路为来今雨轩，西路为春明馆、长美轩、集士林、柏斯馨，皆是社会名流茗谈雅集之处，匾额均为名人所题，如来今雨轩，先后由徐世昌、郭风惠、赵朴初题匾。长美轩靠近西面大路，马先生经常光顾，那里的名点有三鲜蒸饺、火腿包子、鸡丝面等，菜肴和零星小卖颇有名气，顾客以知识界、教育界人士居多。由《鲁迅日记》可知，鲁迅数次于此饮宴，朱自清、林徽因、朱光潜等人也曾光顾。马先生认为长美轩的菜烧得好，但汤不甚佳，便将自创的“三白汤”的制作方法告诉厨师，厨师仿制后将其命名为“马先生汤”。顾客对“马先生汤”多有称誉，时日一久，便成了长美轩的镇店名肴。
何为“三白汤”？“三白”者，白菜、嫩笋、豆腐也，均为白色之物，故名。这道汤的食材看似简单，做法却十分复杂，不仅主料要选最好的，还要配上雪里蕻等二十多种佐料；用料考究，味道才鲜美。马先生在《石屋余渖》一书中说：“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惟雪里蕻为要品……”看来佐料中最重要的当属雪里蕻。至于豆腐，马先生认为“杭州之天竺豆腐，上海之无锡豆腐，皆中材”，北平的豆腐“亦不佳也”。他还认为“此汤在杭州制最便，因四时有笋也”。
据说长美轩仿制的“马先生汤”已经很鲜美，但比马先生亲手调制的“三白汤”仍逊一筹，其中的奥秘，恐怕在火候的掌控和佐料的搭配上。“马先生汤”出名后，马叙伦先生曾云“其实绝非余手制之味也”，看来连马先生自己也觉得这与他亲手调制的汤存在差距。如今，长美轩不复存在，自然也就没有“马先生汤”，世人亦不知当年这道“十客九饮”的镇店名肴。我认识两位老先生，一位是张中行先生，2006年以九十八岁高龄故去，他在《负暄琐话》一书中曾谈到三白汤，但他没有品尝过。另一位是南社老人郑逸梅先生，他一直住在上海，1993年以九十七岁高龄故去。我与郑先生仅通函札，从未谋面，他在《南社丛谈》一书中也谈到三白汤，不过他也没有品尝过。可见此汤的盛名传遍大江南北，称为“广陵绝响”，并不为过。
虽然马先生是美食家，但据郑先生回忆，他平生最爱吃大蒜烧豆腐，并云：“色香味三者俱备，但又价廉物美，大快朵颐。”据说他还擅长蒸草鱼、蒸白菜之类，惜乎已湮没无闻。
马先生不仅擅长烹制美味佳肴，他的兴趣和余事还有书法、诗词等，皆可称家。我记得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只出版过一本《马叙伦墨迹选集》，选集中收录的多是马先生五十岁到七十岁的自书诗，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线装影印，印数极少，当时得者足可庆幸，现在是“可闻不可见”了。我只有马先生后裔所赠1985年重新出版的平装本，由沈尹默先生作序。马先生的小楷读之确如唐人写经，无怪沈先生有“世冠”“墨妙”之誉。他对自己的书法也颇为自负，尝云“环顾宇内，尚无敌手”；对古人书法，他亦很少许可，如评赵孟�/n1/2024/0102/：“除侧媚之处无所有。”其实，马先生的书法自幼便有根基了——在杭州读私塾时，同窗比赛书法，他被评为第一。
马先生的行止颇庄肃，加之中年开始蓄须，愈显老气纵横。黄裳先生曾说他“衣貌有味”，是否“望之俨然”？马先生极喜杏花，在北京居住时，每逢仲春，他必去大觉寺畅游，必赋咏杏花诗，诗句优雅可诵，有清丽之气，如“山中莫道无春色，门外家家有杏花”“移来小宋尚书宅，染得环山十里红”“风景依稀似故乡，故乡只少杏花香”等。
虽然马先生做学问一丝不苟，平日里行止庄肃，但他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学生们并不惧怕他。有这样一则趣闻：康白情上课经常迟到，马先生严词诘责，康白情辩解因居所太远无法及时赶到。马先生加重语气道：“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仅隔一条马路，三五分钟即可到达，怎能说远？”康白情却回答：“先生不是讲哲学吗？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哩。”面对如此狡辩，马先生无言以对，但也不以为忤。不过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异常认真，如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民主运动时，面对特务的威胁，他不改其志，将生死置之度外，令人敬佩。马先生有诗：“大劫沧桑小劫灰，我于余事不回头。”
他还有一件遗泽后世的立言，值得铭记：1949年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有关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协商座谈会。当时马先生任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小组的召集人，他提议：“新政府就要成立了，国歌目前一下子制不出来，是否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虽然存在不同意见，但这个提议获得多数参会人员的认可，遂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通过。至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根据众多代表的提议做出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儿女不会忘记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和曲作者聂耳，自然也不应忘记马叙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