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先生的收藏
编者按
2月3日是著名红学家、文史大家冯其庸先生的百年诞辰，原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叶君远，曾师从冯先生研治古代文学，受教颇深，特撰写此文怀念恩师。
壹
我的导师冯其庸先生从年轻时起就喜欢收藏，有两件很不起眼的早期藏品很可以见出其收藏的旨趣。
一件是一包戏单。1947年，杜月笙六十寿辰。这一年夏，各地发生水灾，他就以赈灾为名举办京剧义演，为自己庆生。从9月3日开始，连演10天，南北名伶如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谭富英、叶盛兰、裘盛戎、于连泉等等齐聚上海，当时还属于年轻一辈的李少春、张君秋等等也都参演，各自演出了拿手剧目，久不登台的孟小冬也出演了《搜孤救孤》，那真是盛况空前。冯先生当年尚在无锡国专读书，正巧到上海来，赶上汇演。他是穷学生，买了最便宜的站票，孟小冬演出的那一场，晚年回忆起来犹自兴致勃勃。当时他就意识到这次义演那么多名角同时竞技，在京剧史上从来没有过，他虽不能每场都看，但单是看各场戏单，谁谁演了什么拿手戏，也非常有趣且有价值，遂尽力搜集，攒了一包。
另一件是一组药方。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历代文选》即将出版，冯先生赶写一篇系统叙述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脉络的长序，连续几天开夜车，太过劳累，半夜时分晕倒在椅子上，醒来后仍然晕得天旋地转。此前他长时间这样拼命做事，早就落下了病根，曾经求医诊治，但一直不见效，这次更加严重了。闻知一位老中医医术高超，遂往求治。老中医把脉后，说你这个病时间长了，很复杂，就像一团乱麻，需要找到线头，也就是病根，一步步理清，最终才能根治。老中医前前后后一共给他开了72副药方，每一方药味、药量都有所调整。他谨遵医嘱服药，半年多之后痊愈，再未复发。他很细心地把老中医手写的72副药方全部保存下来。
一包戏单，一组药方，入不了一般藏家的法眼。义演当年很少人会把戏单当回事，至于药方，恐怕连中医大夫也很少有人留意收藏。但是冯先生很珍视，认为它们“有用”。我曾经两次听冯先生提起这两件东西，说1947年的京剧义演，当年生旦净丑各流派最著名的角儿差不多都聚齐了，同时献艺，演出的都是经典剧目，这在京剧史上不仅空前，后来也再没有出现过。当年收集戏单，主要出于兴趣，但也隐隐觉得有用，到后来，其价值越来越明显了。因为研究京剧发展史，1947年的义演是绕不开的话题，而那些戏单无疑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至于药方，冯先生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医案，当时头晕四处求医，均不见效。老中医针对这种慢性病的致病之因下药施治，不急不躁，循序渐进，终于把顽症彻底治好。这72副药方对类似疾病的治疗肯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才珍藏起来。
可见，在冯先生看来，藏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有用”。“为用而藏”，是冯先生收藏的一个重要旨趣。
贰
冯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充满浓厚兴趣，除了红学、文史，其他如戏曲、古典园林、汉代画像、绘画书法篆刻、紫砂工艺等等，也都痴迷，深入探究。对应这么多不同的研究领域，“为用而藏”的结果就是藏品多而杂。
走进冯先生的京东寓所，从楼门起，藏品就摆放得满满当当。较大的佛像、碑石一类放置在门厅两侧；工作室内，除了书，四壁悬挂着书法绘画作品和一些碑石拓片，书架上和几案上见缝插针地置放着陶器、瓷器、紫砂壶、画像砖石、瓦当、石雕、木雕、砚石等等，古色古香，琳琅满目。2001年2月某天，启功先生造访冯先生京东寓所，兴致很高，观看之后，笑说：“您这儿可以称作‘瓜饭楼博物馆’了。”（瓜饭楼，冯先生书斋名）
这些藏品大多数在冯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发挥过作用，例如陶器（多为陶片）。1964年，冯先生来到陕西长安县。有一天，一位老师拿来一些陶器碎片，说在王曲北堡寨一带发现很多，问他有没有价值。他原来在教授古代文学史时一直想弄明白中国文学共有的民族性是怎样形成的，因此特别注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读了很多相关著作。看到这些陶片非常兴奋，第一感觉是这些陶片应当是史前的东西。于是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到处勘察，范围扩大到南堡寨、藏驾庄一带，想不到竟发现一个灰坑，采集到数百枚陶片和近二十件复原后较完整的陶器，其中一种黑底带白釉的陶片十分罕见。此外，还挖出一些石器、骨器、蚌器，初步判断属于仰韶时代文化遗存。
回北京时，冯先生带回几件相对完整的陶器以及陶片，特请考古专家苏秉琦教授来家里观看，苏教授认可了这一发现。1981年，冯先生根据当年的材料写成《陕西长安县王曲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在《文物》上发表。作为纪念，那些陶器一直保存下来。
再如紫砂壶。冯先生一直对紫砂艺术由衷热爱，注意探求紫砂制作的历史。他对明代以来时大彬等名家之作，虽不能尽阅，但经眼者很多，他自己藏有一把清代制壶大家陈曼生的作品。至于当代制壶大师顾景舟（原名景洲），则早就结识，交往数十年，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与顾老得意传人高海庚、周桂珍、徐秀棠等等也往来频频。他还多次到宜兴，亲自为他们的作品题字，当然也收藏有他们的作品。了解了这些，就会知道他何以能够写出《关于中国的陶文化、茶文化及其他》、《宜兴的紫砂艺术》、《记陶壶名家顾景舟》、《走在世纪前列的艺术家》、《工极而韵紫玉蕴光》等文章，对紫砂艺术有着非同凡响的见识了。
再举个例子：文房四宝中的墨。冯先生不仅用墨，对于“墨学”也极有兴趣。他见过的名墨不少，自己也收藏了一些，因此精鉴赏，善谈论，为京城雅爱藏墨赏墨的诸君如周珏良、周绍良、李一氓等所知，曾经应邀参加“墨会”。有趣的是，他每每由所藏墨联想到正在从事的学术研究。2004年他在致周绍良的信中说：“前承赐墨录大著，受教良多。顷得孙渊如墨、曼陀罗花阁墨两枚，后者为秀水杜文澜。杜曾刻蒋鹿潭《水云楼词》两卷，版口署‘曼陀罗花阁’，刻甚精，好用古字，晚藏有此本。昔年撰《蒋鹿潭年谱》，曾考及杜文澜多事，惟未及其制墨。此墨形亦古雅，暇当并孙渊如墨一并奉呈鉴定。先此奉闻。”由墨而及制墨人杜文澜，再及杜文澜刻印蒋鹿潭《水云楼词》，再及自己所撰《蒋鹿潭年谱》对杜文澜事迹失考处，于是那锭墨显然就成了有学术价值的证物了。他还曾意外获得雍正五年（1727年）江宁总督范时绎的贡墨一锭，马上联想到范时绎是奉旨去抄曹�/n1/2024/0131/家之人，抄家的时间为雍正五年十二月底。那么，这锭墨正好是范时绎抄曹家之前进贡给雍正帝的。此墨正面是“天彰焕彩”四个金字，侧面上刻“雍正丁未年”，下刻“臣范时绎恭进”，“进”字抬头。他说，这锭墨可以说是有关曹家败落的一件间接文物了。
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冯先生将自己收藏的两件珍贵文物捐献出去。
一件是一组青铜器。“文革”期间，冯先生老家无锡乡间出现几件青铜器，大的像煮东西吃的锅，口的直径六七十厘米，上边还有一些古文字，老乡不懂得爱惜，把它放在猪圈里当喂猪的食槽；小的几件一时派不上用场，随便放在旁边。冯先生得知后，请亲戚与老乡协商以物换回，运到北京。他辨认出那件大的是古代的鉴，此外还有两个豆、一个匜等器物。铜鉴上的文字他不能尽识，但“以祀皇祖，以享父兄”看得一清二楚。他把鉴的拓片带给唐兰先生过目，唐先生认为这个鉴很有价值，一定要小心保藏。他担心这些器物会被当做“四旧”毁掉，把这些器物藏在小房间单人床下，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来他邀请裘锡圭、李零等专家来看过这个鉴，辨识上面的文字，他们也都高度肯定了它的价值。当时冯先生的家非常狭小，难以妥善保存这些文物，他觉得必须为它们找一个既安全又适宜的地方存放，考虑这些器物出在江苏，于是主动与南京博物馆联系，将它们全部无偿捐赠。
博物馆将铜鉴洗刷以后，全部文字都看清楚了，两个耳朵后面还藏有物主的名字，据此专家将它命名为“邓我 陵君鉴”。后来考古杂志发表了多篇研究铜鉴的论文，据说铜鉴上刻有当时最小的长度单位，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发现。
另一件是正德皇帝的《罪己诏》，也是在冯先生老家发现的。1972年无锡前洲镇农民挖河，挖出了一具明代的棺材，尸体胸口挂着一个黄布口袋，口袋里装着两张纸。老乡见不是什么宝贝，就扔在一边。冯先生亲戚好奇，捡了，寄给先生。冯先生一看，是一份完整的皇帝的《罪己诏》。内容清清楚楚，大意是说北京太和殿失火，乃因皇帝失德，才造成了这样的灾祸，所以下一个《罪己诏》，大赦天下。最后有一条：造反不赦。
冯先生查阅史书，写成文章，考证出《罪己诏》的由来：明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五，宫里举办灯节，太和殿灯火辉煌。殿旁边放了大堆的蜡，火星掉到蜡上，就烧起来了，来不及扑救，很快吞没了大殿。正德皇帝在豹房看到太和殿大火，竟兴高采烈，说是“好一棚大烟火”，后来才下了《罪己诏》。至于这份皇室文献怎么到了那位死者手中，是个谜。那位死者生前应该是一名官员，他把《罪己诏》作为陪葬品，一定是有原因的，但也不得而知了。
1995年10月20日，冯先生参加第一历史档案馆举办的唐文治先生手稿捐赠仪式，在座谈会上谈及自己所藏明正德九年《罪己诏》，表示愿意无偿捐赠。档案馆领导不久即到先生住处办理受赠手续并取件。后来经专家研究，此为全国博物馆所藏唯一一件皇帝《罪己诏》，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实物。
由上述可知，冯先生“为用而藏”，用，并不限于己用；藏，亦非必私藏。
肆
冯先生的收藏当然并不全都是为了学术研究用的，也有出于其他原因而收集保存的，例如有两件书法作品是老师书写相赠。
一件为王蘧常先生所赠。1946年，冯先生在无锡国专读书期间，国专教务长王蘧常先生从上海分校赶来无锡处理学校突发事件，那时，他已经是很有名的学者和书法家了。王先生处理完事务之后，钦慕他书法的学生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宣纸请他写字。无锡有一家纸店叫春麟堂，春麟堂好一点的宣纸几乎卖光了。等冯先生去买时，只剩下夹宣，他就带回来几张夹宣，请老师写。王先生为他书写了两幅对子，一幅是“天际数点眉妩翠，中流一画墨痕苍”，一幅是“不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此后冯先生一直珍藏。过了40年，他到上海看望王先生，特意带了这两幅对子。王先生看到自己40年前的墨迹，十分感慨。当年王先生没有带印章，写完后无章可盖。这次补盖了印章，还加了长跋。
另一件为钱仲联先生所书。冯先生也是在无锡国专读书时获得钱先生墨宝的。钱先生当年只有三十几岁，但已经是名满江南的文学史家和诗词大家，与王蘧常先生并称“江南二仲”（王蘧常先生字瑗仲），足见其名气之大。钱先生当时并不在无锡国专任教，冯先生是经朋友介绍，得以拜钱先生为师的，朋友还将钱先生自书新词《八声甘州》转赠给他。钱先生词妙，书法亦妙。自此，冯先生就将钱先生墨宝一直带在身边。1999年，他将此书法作品加以精裱，带到苏州去拜见钱先生。屈指算算，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当年的墨迹竟还完好如初，钱先生叹息良久，也加了长跋。
两幅书法作品，冯先生从年轻时保存到晚年，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师又亲笔在上面加跋，承载了师生之间长达四五十年的深情，这在书画收藏史上可以说是一段不可多得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