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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东林在《火腿》的后记中提到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安迪的那把小锤子让观众们实现了“精神越狱”。“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你捧读的这本小说也是我敲出来的一条密道，它让我抵达了你，你也可以通过它抵达小说中的那些人物——那些你的另外一些自己。”林东林在散文和小说创作之后，开创了他的小说世界。他的小说创作致力于关照那些努力过着平凡生活的平凡人，记录着每一个被枯燥乏味的工作、令人窒息的亲密关系抑或是格格不入的城乡壁垒禁锢着、异化着的麻木的人，记录着他们是如何在围墙之中“凿壁偷光”的，也记录着他们的“逃离”是如何的虚幻、无力。他书写的是在飞速发展的、不断扩张的城市之中的现代的漂泊者。这其中不止存在着对都市的隔膜，还有对人的隔膜、对自我的隔膜，林东林提供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边缘人”形象，完成了对现代人存在状态的深刻探寻与悲悯关照。

一、逃离围墙

（一）人的围墙

林东林的小说创作往往从“中年男性”的视角出发，这与作家的生命经验有关。他热衷于使用第一人称视角。他在《写小说，别耍花招，因为总有人能看出来》的新作访谈中提到：“使用第三人称经常会让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创作，是在写作，让我觉得假。”这种写作习惯与他此前的散文与诗歌创作有关，由此形成了林东林小说的独特风格。但这种第一人称男性视角或紧密跟随男性主人公的有限第三人称视角，导致所有角色，尤其是女性角色，往往是通过男主人公的眼睛和心理滤镜折射出来的，带有叙述者自身的主观情绪、偏见和处境压力。例如《火腿》这部小说集中的妻子总是如出一辙地强势尖锐，歇斯底里。她们面目扁平而模糊，只作为男主人公生活中必须抵抗的“压力与束缚”，功能性地存在于小说中，以便推动情节发展到“逃离”的结尾。《锡婚》中的姜双丽麻木空洞，丢掉了思想与生活热情，变成了一个庸俗甚至愚蠢的市井小民；《火腿》中的苏丽、丈母娘和《宇宙飞船》中的王艳都控制欲极强，她们面目可憎，将丈夫的生活抽成真空；《亚洲象》中的王艳不顾“我”的意愿，逼迫“我”去学车，最终导致了“我”的精神危机，用无证驾驶并最终撞上护栏的极端方式进行消极反抗……

于是，“逃离”的成因被简化为家庭责任的重负和亲密关系的束缚。对这种家庭和婚姻关系的厌倦，让主人公们从第三者身上寻找情感慰藉，借助这种非常态的越轨关系完成对庸常生活的突围。以《宇宙飞船》为例，小邓的妻子王艳是典型的“直升机式妻子”，盘旋在丈夫的上空，时刻监视和掌控丈夫的生活。小邓不堪其扰，于是在上海培训途中与阮婕发生了关系，甚至为此追到了北京。其实小邓为什么会被阮婕吸引？并不完全是为了“肉欲”，毕竟“她其实也算不上有多漂亮”。也不是为了“灵魂交流”，他们并不了解彼此，只有“成年人应有的默契”。他渴望的其实是阮婕代表的那种未知的、充满可能性的、脱离日常轨道的“另一种生活”，将一段露水情缘想象成了载着他逃离平庸生活的“宇宙飞船”。这也算是婚姻里的普遍情绪了，懊悔自己做过的选择，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逃避而非逃离。小邓将自己一塌糊涂的生活的成因归结于配偶，想着“如果当初换一个妻子，或许我现在的生活会不一样”。他们以为将生活的责任外包给他人，自己便可以卸下负担，这当然是对复杂生活的简化，也是对自我的溺爱。认知的局限和浅薄，才是困住人生的真正的茧房。

其实这种第一人称视角的写法，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主人公与其他人物之间的隔膜，这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围墙。不止是妻子们，主人公对待其他人物也有着明显的情感漠视，比如《亮亮柴》中“我”对供养自己写作生活的老父的埋怨，《宇宙飞船》中小邓对身患“绝症”的情人阮婕的缺乏同理心，《放舟》中“我”对瘫痪的退休老头儿的敷衍和轻视……除此之外，还有《迎面而来》中的《华安里》，更直接地刻画了情侣之间的隔膜：“但我很清楚，无论再怎么投入，凤凰彩票之间都有一条沟壑，它只会越来越宽，永远不会弥合，就像把凤凰彩票分割在南北两岸的那条长江一样。”①这是人类的普遍困局，凤凰彩票受限于各种各样的身份标签和关系之中，儿女、父母、夫妻、下属……每一个身份都在挤压凤凰彩票作为人的“真身”的生存空间，过度膨胀的工具理性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抽成真空，凤凰彩票越来越分不清爱与束缚的边界，渴望被理解却又执拗，甚至自我孤立。困住人生的，与其说是一个个具体的矛盾，不如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本身。这些困局是结构性的，无法被永久“解决”，无法“逃离”，只能被凤凰彩票不断地认知、面对、理解和超越。凤凰彩票无法找到终极答案终极价值，只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的处境，从而对自己和他人的挣扎多一份同理心，多一份敬畏和悲悯。参考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的观点，人的自我的主体性恰恰建立在对他者主体性的确认中，但同时每个人都在将他者“客体化”，因此便产生了动态平衡的“主体间性”。人的自我，是在与他者的相处中建构起来的。林东林的那条“敲出来的密道”，只有连通了自我与他者，才能真正通往“另外一些自己”。②

（二）城的围墙

林东林的小说创作中，人物常常来自于乡村、小镇、县城或郊区，具有或曾经具有异乡人身份。例如《去邯郸》中出身邯郸农村的“我”，既没有一份挣钱的工作，也没有愿意为之献身的梦想，北京本地的女朋友也因为“我”凑不够买房首付而离“我”而去，于是只能在北京低空漂浮，始终无法落地生根。《宇宙飞船》中，小邓刚毕业的时候，也曾为了广告梦想在北京漂过三年，最终怀着失落离开。如今为了情人追到北京，却只能作为一个疏离的局外人透过酒店窗户窥视这座城。此外，《亮亮柴》《北归》《灯光球场》等一系列篇目中，都有京漂为现实所迫回到家乡的故事背景。哪怕这些京漂回到了家乡，他们却依然融不进去，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感，依旧作为一个局外人在故乡里飘荡。例如《灯光球场》中，“回来之后，我在家里把自己关了整整一个月，哪里都不想去，也什么人都不想见”③。曾经为了电影理想放弃青梅竹马的“我”，返乡后却发现佳人早已不在原地等待，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家乡，不论是梦想还是爱情，“我”一无所获。哪怕人物活动的背景不是北京这样的超一线城市，故事依然在人与城、与现代化的矛盾关系之中展开。一方面，“我”怀揣着对大城市的渴慕，对梦想的追逐；另一方面，“我”又对那种在城市中无根漂浮的状态感到无所适从，对被工具理性异化的生活感到厌烦，看不到希望，找不到意义。《去邯郸》中，“我”囊中羞涩只好借钱买房，最终无望地拿着借到的寥寥几万块首付钱打车“去邯郸”，这种看似无厘头的疯狂行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隐喻：几万块可以轻易地跨越几百公里的空间距离，却无法跨越真正的城乡差距，也无法弥补缺乏身份认同的异乡人与北京之间的巨大鸿沟。

《北归》这部小说清晰地展示了城与乡、城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和女友关雨为了逃离北京压抑的生活，决定在云南乡下定居。正当要开启新生活的时候，关雨的母亲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将关雨带了回去。原来关母曾在云南插队落户，费尽心思要从乡村逃回北京，可谁知几十年后女儿又要从北京逃到云南，这是她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从乡到城，从城到乡，历史在这时走上了荒诞的“回头路”。小说以“金星的腿最长”作为结尾，形成了一个寓言。金星这个意象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我”刚来到云南准备开启新人生时，作为希望的象征而恒常存在，默默地注视着主人公的挣扎、幻想与最终的幻灭。小说结尾处，“我”重申了一遍“金星的腿最长”，“站到我的位置你就能看出来了”④，即只有当你站在梦想破灭的废墟上，回望那段追逐理想的历程时，你才能真正洞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那一道看似最短、实则最遥远、最难以跨越的距离。这篇小说的妙处在于，作者写出了多重视角的“逃离”：几十年前，关母成功逃离了云南乡下回到北京，却也只能停留在北京城最边远的山区大镇，貌似回了“城”，实际上仍在“乡”；几十年后，我作为一个异乡人无法在北京扎根，试图和女友“逃离”北京来到云南，却被现实打回原形，看清自己与北京本地的女友之间巨大的鸿沟；关雨作为一个边缘化的北京人，也无法在北京过上体面的生活，她试图逃离这种无望的生活，却被母亲束住了脚步……小说冷静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逃离一处困境，往往会陷入另一处困境（如来自家庭、经济、情感的新压力）。所谓的“远方”，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是另一颗遥不可及的“金星”，看着很近，实则拥有最长的“腿”，难以真正触碰。

“进入，逃离，再进入，再逃离，付出巨大的代价进入，又付出巨大的代价逃离，凤凰彩票一直都处于这样的循环往复之中。并非只有婚姻是一座围城，事实上无处无时没有围城，它不在这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不在这里就在那里，与之对应的，逃离也无往不在。”⑤实际上，逃离和逃避是有本质区别的。逃离，是离开轨道，奔向旷野，目光是向前看的，能量来源于对未来的憧憬；而逃避是单纯的跳下轨道却不知去向何方，目光向后看，被身后的恐惧所驱动，能量消耗在对过去的抗拒上。逃离的本旨是选择和追寻，是追求更符合自我价值的生活，而非单纯地躲避痛苦。逃离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主动拥抱，结果也是建设性的，是有价值的探索，哪怕失败了也是“创造性的失败”。反过来，逃避的本质是抗拒和躲藏，动机是躲避痛苦，也没有目的地，只有明晰的逃离点，他们的“旷野”是空洞的，就像林东林小说中的人物们逃去邯郸、逃去钓鱼、逃去婚外情，他们在邯郸、在水面、在肉欲之中到底追寻到了什么？是什么吸引他们选择了这种逃离方式而不是别的？作者没有提及。凤凰彩票能够明确的只有一点，他们即便暂时悬置了生活的一切负累，但总要回归现实之中。他们把不愿面对的问题暂时搁置，也恐惧不确定性，无力承担后果，结果也往往是重复性的。因为没有意识到有一部分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内在的本质问题没有解决，这种所谓的对另一处的向往和努力也就不值得信任，逃到新环境中往往也会陷入“再次逃避”的循环。因为“逃离”之外，别无他物。这也是“围城”应有之义，心有围墙的人，处处围城。

因此我认为林东林的很多小说对于“逃离”的刻画常常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这是典型的问题小说，但作者着重刻画的是造成“逃离”的日常废墟中的“问题”，对“逃离”本身的“问题”刻画不多。小说常常在“逃离”时戛然而止，“逃离”之后呢？逃去哪里？回归还是远离？这类似于《玩偶之家》中，对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追问。林东林笔下的人物处于无法彻底逃离却又无法停止渴望的永恒的摇摆状态，这是小说悲剧性的真正来源，也是最需要关注的真正的问题所在。

由此可以推断，除了《北归》之外，《火腿》中对“逃离”刻画得最完整也最深刻的一篇是《宇宙飞船》，因为其笔墨终于落到了“逃离之后”。对小邓来说，阮婕的拒绝是一次彻底的幻灭。他以为自己登上了逃离现实的“宇宙飞船”，却发现将希望寄托于外界的逃离终归虚幻。最终，他独自坐在废弃工厂之中，由另一个幻想中的自己邀请踏上新的“宇宙飞船”。这个有些魔幻的、超现实的结尾表明，他意识到真正的“逃离”或许只能反求诸己，他必须面对和接纳现实的全部重量。

二、精神寻乡

凤凰彩票为什么要“逃离”？仅仅是因为厌倦了枯燥乏味的现实生活吗？林东林的散文集《身体的乡愁》中提到：“吃是身体内部的一种需要，住是身体外部的一种需要，无论体内还是体外都会觉醒，要回归，要寻根。”⑥在这段话里，林东林直接点明了这一部刻画“乡愁”的散文集的核心诉求：寻根。但这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有所不同。寻根派提倡把文学的“根”扎到民族的岩层当中，因而创作一批追溯民族传统文化渊源，审视剖析传统文化的“寻根小说”。林东林则是希望现代人洗尽铅华，回归自然本真，他的寻根是“回到原点，回到最初的状态”⑦，反而与沈从文的“自然的哲学”暗合。例如《归无计》中，那位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归无计”的父亲，选择在城市天台耕耘出一小片田地。小说以父子二人安静地坐在天台托举出来的这块田地边作为结尾，“凤凰彩票”好像回到了父亲的年轻时代。这片微型的农田，是父亲对抗失落感、安放乡愁的精神象征。《去邯郸》中，我在借钱碰壁的返程路上，站在公路边望着黑夜里的麦田，回想起了记忆中那个金色的麦浪滚滚的故乡，并由此引出小说结尾处逃离北京、打车回乡的结局。再如《竹器社》这篇小说，故事通过“我”的回忆，详尽描绘了父亲和眼镜作为篾匠的生活。小说不厌其烦地描述了破篾、编篮、制作钓具等手艺细节，展现了传统手工业时代的劳作方式、经济模式和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这一切在“我”的叙述中充满了技艺的美感和生活的温度，但其背景音却是这一切不可挽回的逝去：眼镜的死亡，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一种生活方式终结的象征。小说开篇和结尾都设置在当下，在“我”和小阮钓鱼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回忆的框架，暗示着所述的美好乡土世界已成为过去。这种叙述结构本身，就凸显了讲述行为即是一种“怀念”的仪式。很多时候，凤凰彩票所怀念的那个“乡愁”，其实是一种对记忆的美化与重构，人们怀念的并不是真实的、充满艰辛和匮乏的乡土生活（如农活的劳累、物质的贫瘠、观念的保守），而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版本。在面对都市生活的巨大压力和不确定性时，对乡土的怀旧成为了一个心理上的避风港。这个被美化了的“故乡”是一个安全、稳定、温暖的象征性归宿，用以对抗现实中的焦虑和孤独。它是否完全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的情感慰藉和身份锚点。但林东林的创作，是一种充满复杂情感的、挽歌式的怀念，他也并未刻意回避乡土的残酷一面，例如生活的贫困（马顺穿着父亲的旧背心）、意外的危险（溺水）、情感的压抑（眼镜未能说出口的爱）。这种怀念是清醒的，它看到了那个世界的美好，也承认其缺陷，正因如此，这份怀念才显得更加真实和深沉。

林东林的创作中，常常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厌倦，对科技发展和工具理性的警惕，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故乡的怀恋。这些是显性的“乡愁”，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笔下的怀乡，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精神之乡。比如对于《火腿》中的老丈人来说，无线电是他的故乡，对“我”来说，钓鱼的那片水面是“我”的故乡。在《去安城的路上》中，林东林用有些魔幻而神经质的情节重构了“精神寻乡”这一行为。丁辰作为校园女神，在小说中是“我”失败青春的一个象征符号。通过和丁辰同行的这一路，主人公想象性地扮演了丁辰丈夫的角色，获得了那种替代性的虚伪的满足感。他在内心为自己和丁辰编织了一个从未发生过的、充满遗憾的青春叙事，这种幻想是他对抗平庸现实的精神鸦片。但到达安城之后，丁辰丈夫陈国维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整天的幻想，让他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和破坏欲，于是作出了与陈国维一样的堕落选择。面对妓女，他要求对方扮演“丁辰”：“是的，她必须是丁辰，必须是十几年前的丁辰。而且我还有个想法，等会我还要再加点钱把套子拿掉，让她怀上丁辰，怀上我，最好把那个咕噜咕噜抽水烟袋的老头也怀上，把凤凰彩票重新再生出来一遍。”⑧这个想法惊悚且悲哀，暴露了主人公极度的自我中心和精神错乱。他的行为是一种精神上的代偿和错乱的存在性追求。他想要的不是性服务，而是通过这个畸形的仪式，完成一次精神上的“创世”，创造一个由他主导的、包含他自己和所有他无法理解的存在（甚至包括那个抽水烟的老头）的新世界。他企图通过这种方式“还乡”，以此重写历史、重塑自我的灵魂，创造出一个时光倒流的幻觉。这是对现实世界彻底的拒绝和逃离，是幻想发展到极致的疯癫。

不可否认，不论是哪种寻根/寻乡，都是在二元对立之中建构出来的。只不过80年代的寻根派是为了重铸民族文化形象而努力，如今林东林的寻乡，是出于对现代性的焦虑，对城市生活的不满，对乡土生活的怀恋而构造出的未经污染未经绑架的“人的真身”，这本质上是一种玫瑰色的虚幻想象。当然这是可以体谅的，在现代化、理性化、标准化的牢笼之中，玫瑰色的精神之乡，总是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防御机制和情感需求存在。凤凰彩票需要警惕的是，不要沉溺于虚幻的又永远无法抵达的美好幻梦，而丢掉了对当下的专注和热情，丢掉了稳定的自我认同，于是逃去哪里都难逃围城。但另一方面，这种“逃离”的欲望，哪怕虚幻哪怕无力哪怕疯狂，也依旧有突围的意义。

“今天的人们，对一种情绪和感觉已经很难再深入进去了，也很难享受那种体味和玩味了，凤凰彩票虽然在饮食上讲究味道，却在人生中疏远了味道，丧失了对感触的执着和饥饿。这是商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的必然，也是人生枯燥和乏味的开始。”⑨林东林认为在如今的都市中，凤凰彩票丢了故乡，丢了对故乡的“饥饿感”，“同时凤凰彩票也丧失了对那种饥饿感的饥饿感”⑩。这里的“饥饿感”并非单指肚子的饥饿，而是一个隐喻，指的是一种深刻的、全方位的、基于肉身的生命体验和感知能力。商业和工业社会用高度的效率和标准化“喂饱”了凤凰彩票，却也同时摧毁了凤凰彩票“饿”的能力。凤凰彩票用消费主义替代了深度体验，凤凰彩票不再“执着”于去细腻地感受一件事、一个人，不再“饥饿”地渴望一次深刻的交谈、一段漫长的旅途、一种缓慢酝酿的情感。一切都被快节奏、碎片化的信息和无尽的娱乐所填满，一切愿望都可以即时满足，凤凰彩票变得饱足而麻木。直到凤凰彩票连“对饥饿感的饥饿感”也丧失了，凤凰彩票不仅失去了那种深刻的、原始的感知能力，甚至都忘记了凤凰彩票曾经拥有过这种能力，不再觉得失去它是一种遗憾，忘怀了过往那种强烈而深刻的“乡愁”乃至对世间万物的“饥饿感”，人的情感、思考渐渐变得“自动化”，生活从褶皱变得平滑。这种“饥饿感”，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身体的乡愁”——是对人类应有的、丰富的、深刻的感知状态的怀念，并且是对“凤凰彩票已无法怀念”这一状态的深切悲哀。在这个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时代，凤凰彩票却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饥荒”。

因此，不管“我”逃去邯郸抑或是逃去某片平静的水面垂钓，起码仍保持着“对饥饿感的饥饿感”“对乡愁的乡愁”。这是对更完整、更真实、更具生命力的“人”的存在状态的招魂。真正有待“逃离”的处境，其实并不是歇斯底里的妻子、机械重复的工作、飘渺无望的前途抑或是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而是那种“饱足”而乏味的、对任何人事物都熟视无睹的漠然状态。凤凰彩票需要真正的“逃离”，即便无法突围真正的现实围墙，即便无法改变结构性的困局，起码凤凰彩票完成了一次对重复化、机械化的麻木状态的突围，获得更深刻的生命体验。

三、结语

林东林用他冷峻而细腻的笔触，绘出了一幅在世间各种困局中挣扎着突围逃离的人生百态图。但他们的“逃离”往往并非自觉，甚至可能只是一种对复杂生活的简化与对自我责任的逃避。赵志明认为，林东林笔下那些出逃的人，其实是在像“亚洲象”一般在“收复失地”，找回那种曾经拥有如今却被打断了的满足、幸福的生活。但值得怀疑的是，他们真的幸福过吗？他们还具备那种获得幸福的能力吗？“我”绝不是因为怀念家乡怀念年少生活才打车“去邯郸”，“我”也绝不是为了“重温”对丁辰的少年慕艾才去嫖妓，“逃离”对他们来说只是在美化未曾走过的那条路，是一种通过幻想逃避现实的方式。无论是从令人窒息的婚姻关系中出走，还是从异化的城市生活中退返，都只是将内在困境简单地指认于外部，也将改变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外部，最终只能是从一个围城逃到另一个围城。

《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句经典台词：“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句台词精准地描述了人被环境同化和驯服的过程。在过度理性化的现代铁笼之中，生活的意义、趣味和丰富性被抽成真空，人被压抑成了一个社会齿轮，最终沉沦为体制的一部分。就像“体制化”的代表老布原本在监狱中混得风生水起，出狱后反而因为无法适应外界而选择自杀。如果逃不出精神的茧房，即便敲出密道逃出了肖申克，逃去了邯郸、云南或者其他的梦中异域，却也难得自由。

因此，林东林的创作意义或许并不在于“逃离”本身，而在于用失败的“逃离”叩问着现代人日益平滑、隔膜与乏味的灵魂，最终形成一种对更具深度、感知力和连接感的存在方式的招魂。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其笔下人物的“逃离”多是未完成的，但其文学本身却完成了“突围”：它迫使凤凰彩票审视自身的处境，真正地反观自照，照见了床底下尘封的那堆书（《飞旋海豚》），或者在黑夜里闪烁的烟火（《烟火》），让生命边界一点点地向外延展，让那艘陶泥捏的帆船冲破落地窗，出了港口，驶入开阔的江面之上（《放舟》）。

注释：

①林东林：《华安里》，《迎面而来》，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6页。

②⑤林东林：《后记》，《火腿》，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127页，第126页。

③林东林：《灯光球场》，《灯光球场》，武汉出版社2022年版，第32页。

④林东林：《北归》，《灯光球场》，武汉出版社2022年版，第102页。

⑥⑦⑨⑩林东林：《身体的乡愁》，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第115页，第38页，第41页。

⑧林东林：《去安城的路上》，《迎面而来》，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