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元明的杂文语言艺术
有幸在蛇年早春浏览了蒋元明发表的若干杂文，不禁眼为之一亮，心为之一动，倘要全面评论蒋元明先生的杂文，自我感觉能力不逮，仅就其语言艺术方面谈点我的一孔之见吧。
语言基调：亲切、朴实，如话家常
蒋元明在他《我与杂文四十年》中说：“写作风格也要多样化，语言尽量个性化。特别是‘新闻体’‘宫阁体’式的语言，杂文应当远离。杂文是文学，应当多些艺术手法，多些比喻、联想，海阔天空，纵横古今。”
他确实践行了自己的杂文主张。他的杂文语言远离了“新闻体”“宫阁体”，而且文学味很浓，自然就独具“个性化”。这个“个性化”语言，总的基调，我认为是朴实、通俗、晓畅，如叙家常，看似平常却奇崛。这与其他杂文家比如鲁迅、比如《求是》的老编辑李下先生的杂文语言表达是有明显区别的。
读蒋元明的杂文，即便是再怎么深刻的批判或者辛辣的讽刺文章，也基本上难以看到“怒发冲冠”“横眉冷对”那般的“投枪”“匕首”之类，而看到的是，一个和善的人、一个没有什么脾气的熟人，在和读者坐在一块喝茶、聊天，慢声细语似的，话话家长里短，说说彼此感兴趣的话题。他也不以长者智者自居，也不喜好高谈阔论和“掉书袋”故作高深什么的，更不居高临下叫读者如何如何，给人的是近距离，是亲切、朴实，是“润物细无声”。
他的所有杂文之语言风格，都是如此，这里就无须一一例举了。尤其是他的随笔式杂文，比如《怪味品书》和《欧洲漫笔》等系列文章，篇篇仿佛都在与朋友摆龙门阵似的，更百分之百体现蒋元明先生杂文的个性化语言风格。
老实说，杂文要做到“绵里藏针”，要做到“外柔内刚”，是有相当难度的。或许，蒋元明先生杂文“柔性”的语言风格，大概源于“文如其人”，因为，言为心声，他的性格就属于和蔼、低调；还源于“文章合为时而著”（白居易语），因为，他出生、成长环境以及所受到的教育，毕竟不同于鲁迅时代。
善用比兴，语言形象、生动
所谓比兴之“兴”，即诗歌的起兴手法，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蒋元明先生杂文的“兴”，虽说不同于诗歌的“兴”，而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先言他物”亦即曲径通幽。所谓“比”，就是比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化，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
“诗三百”以及在许多文人笔下，有的时候其“比”和“兴”是紧密不分的，也就是说“兴”就是“比”，“比”就是“兴”。所以，这里就将它俩看作一个较为固定的词语来用。
蒋元明杂文中的比兴手法，可谓寻常见。
幽默、俏皮，语言穿透力强
幽默、俏皮的语言艺术，在蒋元明的杂文中，也是随处可见的。
下面简述几篇文章的幽默、俏皮来看其语言的穿透力。
《欧洲漫笔》之《墨索里尼爱找事儿》中，他幽默地说道：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是这富裕的欧洲，最先向外扩张，充当海盗、强盗的也是西欧诸国。他们有吃有穿，放着和平的日子不过，偏要战争。他们是“饱暖思淫心”，“没事找事，寻求刺激”，“富裕了，钱多了，造枪造炮，造导弹军舰，不能总放在仓库里，过期了就是浪费，找个地方放一放，听个响儿也好”。
《离上帝不远》讲欧洲的教堂，便联想到中国的寺庙。他认为，中国的香客，烧香磕头，求神拜佛，求的是升官发财，求的是消灾免祸，要的是实惠；而欧洲的信徒，主要是去教堂洗礼，去忏悔，去斗私批邪，求得心灵的安慰。这么说好像老外的信仰比较高雅。但接下来笔锋一转，他说，欧洲列强以及老美，他们这里打几枪，那里放几炮，干尽了丧天害理的事，那是要下地狱的，你说他不去洗礼，不去忏悔行吗？当洗完了，悔过了，该杀人还照样杀人，想放火还继续放火。作者的愤怒与讨伐，便通过如此的幽默、俏皮表达了出来，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具有家国情怀和现代审美取向
蒋元明杂文（包括随笔式杂文）的个性化语言，源于他深厚的文字功底，更源于他的为人品性，亦即他本身可贵的家国情怀，以及他作为一个现代文化人的现代审美取向。比如，他评说明清四大小说以及旅欧随笔文章，不是纯粹的就事论事，或者纯粹的游记之类，而是带着一个现代文化人的现代审美取向，来思考，来评说，来主张自己的价值取向，来激浊扬清，来弘扬正气。
阅读他的所有杂文（包括随笔式杂文），每一篇都主张的是正能量。必须明确的是，没有家国情怀，也就没有文以载道的初心；没有文以载道的初心，也就没有矢志杂文写作的投入，那么，也就无从谈论什么杂文的语言艺术了。须知，有不少人的杂文，只有语言，而无艺术可言。家国情怀，应该是蒋元明整个杂文创作“出秀”的根本所在。这一点，或许是他从鲁迅先生那里学来的。我认为，家国情怀，就是杂文生存并活得一席地位之“魂”！
（原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