麋鹿与南海子：皇家猎苑的遗产
南海子作为明清时期北京城南最重要的皇家猎苑，其历史轨迹始终与一种独特物种的命运交织。今年是麋鹿回归四十周年，四十年前，在中国本土绝迹的麋鹿终于还乡，并繁衍至今。
麋鹿在中国
麋鹿作为中国特有的平原湿地动物，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活动史。早在先秦时期，麋鹿就因其“冬至解角”的特性，暗合辞旧迎新、万物复苏之意，被视为祥瑞的象征，成为君王的御用猎物和祭品。《诗经·小雅·吉日》所载“兽之所同，麀鹿麌麌”，就是对周王围猎麋鹿的场景的描述；《周礼·天官·兽人》载“兽人掌罟田兽，辨其名物，冬献狼，夏献麋……凡田兽者，掌其政令”，可知周王室看重麋鹿的瑞兽特征；《孟子》载梁惠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可见在先秦时期麋鹿已被王室豢养于苑囿之中。
许多学者认为1978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楚国墓葬中的“镇墓兽”头上角系麋鹿角，侧面反映了麋鹿在中原之外的楚国同样具有特殊文化地位。汉代上林苑延续商周传统，《三辅黄图》记载“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麋鹿为主要狩猎对象之一。《西京杂记》提到茂陵富民袁广汉私园豢养麋鹿，后被朝廷收归上林苑。而至汉末，野生麋鹿在气候变化与过度捕猎的共同影响下数量锐减，仅在长江中下游还有一定数量。魏晋南北朝时期，因麋鹿稀缺，麋鹿尾毛制成的“麈尾”成为名士清谈的象征物。明清时期，麋鹿数量复苏，在皇家猎苑中进行集中圈养，明代永乐年间扩建南海子皇家猎苑，设“海户”千人专职管理，形成“以苑养鹿”的封闭体系，并严禁民间捕猎。清代延续明代制度，乾隆时期南海子麋鹿数量达两三百头，成为全球唯一麋鹿圈养种群。
皇家猎苑的营建
南海子地处永定河下游冲积扇前缘，地势低洼，受永定河泛滥影响，形成大面积沼泽、湖泊与湿地，水草丰茂，栖息于此的野生动物有麋鹿、獐、雁鸭等。该区域土壤以沼泽土、淤泥土为主，呈现出“水乡泽国”的特征。
辽代开始，契丹人以“捺钵”（皇帝行营）为制度，南海子因靠近辽南京成为辽帝春季“捺钵”的场所之一，但未在此设固定管理机构，南海子仅作为临时猎场使用。金中都建成后，南海子被纳入“京畿苑囿”范围。《金史·地理志》载，中都“南城之外有南苑”，虽未明确称“南海子”，但位置吻合，可由此推测金帝在此设置简单围场，用于皇室游猎，是其苑囿化的开端。至元大都建成后，南海子称“下马飞放泊”。据《元史·兵志》载，“冬春则放海东青于宛平、大兴之境”，“大兴之境”即指今大兴区的南海子区域。而在“下马飞放泊”南侧修筑了著名的“晾鹰台”，元代在此设“鹰坊”。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晾鹰台的作用在于让狩猎后挂满汗水的猎鹰在此晾晒羽毛，但未大规模筑墙圈地，仍以自然湿地为主，允许周边百姓季节性渔猎。在晾鹰台还设有“仁虞院”，这是元代帝王在大都皇城外设置的一处类似行宫的场所，用于飞放狩猎时临时休憩使用。元代帝王或在此举行过“诈马宴”来宴请群臣。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下令在元代“下马飞放泊”的基础上扩建，修筑夯土围墙，形成封闭皇家猎苑。围墙设东红门、西红门、南红门、北红门四座正门，另开24处铺舍供守卫居住。宣德三年（1428年），此处修建“庑殿行宫”（今旧宫镇庑殿村）作为皇帝驻跸之所，设立旧衙门（今大兴区旧宫镇）、新衙门（今丰台区新宫村）两处提督署，作为管理中枢；同时在南海子划定核心猎场，严禁农耕，设养牲地专司繁育麋鹿、獐、兔等动物，开垦地供海户种植果蔬。据《酌中志·内府衙门识掌》记载，“东安门外有菜厂一处，是在京之外署也，职掌鹿、獐、兔、菜、西瓜、果子”，专供宫廷果蔬，当地所产西瓜、麋鹿肉等列为贡品。
清代在明的基础上对南海子进行了扩建，更名为“南苑”，并更改了明代的管理制度。顺治年间，将南海子的明代夯土墙改为砖墙，设九座正门，新增小红门、镇国寺门等，以及十三座角门，如马家堡角门、羊坊角门等。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南海子”之称的由来是与城北“海子”（今积水潭）相对，此时“南海子”兼具地理与行政双重属性。而清廷将之更名为“南苑”，与“西苑”“北苑”并列，形成了“南狩北阅”的皇家礼制空间。
在海户之外，明廷还设置了鹿圈作为专职饲养麋鹿的场所，据《大兴县地名志》记载：“清朝初年有王、周、皮、郭、姜、吴、韩、双姓者八户满族人居此建庄，遂有鹿圈村之名，时属庆丰署。”庆丰署是清廷掌管牛羊畜牧的部门，鹿圈村从单纯的皇家养殖机构转变为固定村落。《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乾隆五十一年“将静宜园喂养的祭祀用鹿及盛京所进幼鹿，交由南苑鹿圈喂养。鹿有缺额，捕捉苑内散养的鹿只补充，由鹿户十八人负责”。鹿户是专门管理鹿群的海户分支。清代中期，鹿圈村的范围逐渐扩大。据康熙年间的《直隶全图》标注，鹿圈位于旧衙门行宫南侧三里许、凉水河西岸，是苑内唯一明确标注的养鹿场所。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帝曾派侍卫五福至鹿圈验视麋鹿角，可见鹿圈村是皇家养鹿核心区。
光绪年间，永定河决口引发的洪水冲毁南海子大部设施，鹿圈村受灾严重。《大兴县地名志》载：“洪水过后，奉宸苑命南苑郎中派人将所剩麋鹿集中迁至团河行宫南侧圈养。”鹿圈作为皇家专职养鹿场所的职能至此结束，但“鹿圈村”之名留了下来。
85年后麋鹿终还乡
清同治四年（1865年），法国神甫阿芒·戴维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外隔墙窥视，发现麋鹿种群。他以二十两纹银买通守苑军士，获得两套麋鹿头骨角标本，并于1866年将其送至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经鉴定，麋鹿被确认为鹿科新属新种，西方科学界将其命名为“戴维鹿”。此后十年间，英、法、德、比等国通过驻华使节和教会人士，从南海子猎苑明索暗购数十头麋鹿运往欧洲展览。
1872年，法国《插图宇宙》杂志对戴维神甫在中国发现的“新物种”进行报道。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日本臣僚�/n1/2025/1202/本武扬会见清朝使臣徐承祖时，提出清政府之前曾向德国赠送南苑“四不像”，请求也赐一对给日本。由此，声名大噪的麋鹿从南海子被运往世界各地。
十九世纪末，永定河决口泛滥，冲垮南海子围墙，麋鹿群四散逃逸。周边饥民捕杀麋鹿充饥，导致种群数量锐减。灾后清廷将剩余麋鹿圈养于城南团河行宫。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南海子猎苑遭洗劫，导致麋鹿在中国本土彻底灭绝。据记载，最后一批麋鹿于1900年11月被劫掠，此时距戴维去世仅十余日。
1901年，英国贝福特公爵十一世从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德国柏林动物园等地购买的麋鹿达到18头，全部集中到了他家水草丰茂的乌邦寺庄园喂养。自从意识到麋鹿这种鹿科动物正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他就开始出高价购买麋鹿，为此用了7年时间。
从1944年开始，因担心麋鹿的安全受到威胁，乌邦寺庄园开始向多地动物园转让麋鹿。到1977年，超过268头麋鹿被送往全球各地。
中国动物学家对麋鹿回国的呼声从未间断。早在1918年6月10日，时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动物学教授的薛德焴，就在《博物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四不像之名称及现状》的文章，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四不像”麋鹿的学术研究论文。薛德焴对流落海外的麋鹿发出了回家的呼唤：“热心国粹之君子，曷赴欧洲，设法逆输，使其再履旧土。扬我国特产之光华，并为东亚天地留一天然纪念品也可！”
1956年春，伦敦动物学会曾以“动物互赠”的方式，赠给北京动物园4头麋鹿。1973年底，英国又赠送我国两对年轻麋鹿。1984年春，十几位中外专家来到三海子地区考察，认为无论从文化历史意义，还是从自然生态环境考虑，北京南郊明清皇家苑囿南海子旧址，是重引麋鹿的最佳地点。
南海子作为明清皇家苑囿，原有五处比较大的海子，三海子为南苑内五个海子之一。1985年5月，三海子湖畔九百余亩的田野上建起苑墙、鹿舍，绿树成林，芳草如茵，形成放养麋鹿的理想自然场所。1985年8月24日，22头麋鹿乘坐专机从英国乌邦寺庄园飞抵北京，抵京当晚，其中的20头麋鹿就被转运到南海子麋鹿苑，85年后麋鹿重返家园。
“麋鹿还乡”是一项重要的自然保护项目，是拯救濒危物种的一个伟大之举。乌邦寺庄园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就麋鹿回归发表演说时表示：“把一个物种如此准确地引回到它最后栖息的地方，这在全世界的重引进项目中是独一无二的。”
1985年11月11日，南海子麋鹿苑举行了隆重的放鹿仪式，20头麋鹿欢快地奔驰着，逐渐消失在草场深处。1987年3月下旬，10头小麋鹿平安降生，成为南海子麋鹿苑的新“居民”。为了加快南海子麋鹿苑内麋鹿种群的繁殖和复壮，1987年9月8日，英国乌邦寺庄园又赠送给南海子麋鹿苑18头雌麋鹿。
南海子麋鹿苑自1993年起开始向国内其他地区输送麋鹿。1993年11月1日，输送到湖北省石首市天鹅洲的30头麋鹿重返大自然。2013年，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与江西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合作，从北京输出10头麋鹿至鄱阳湖，开展野外放归前训练；2018年，再次输出30头麋鹿，并于同年4月开展麋鹿野放活动。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南海子麋鹿苑已向全国输出668头麋鹿，在全国建立了47处麋鹿迁地种群。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在第四届北京（国际）麋鹿文化大会的致辞中说：“麋鹿的重引进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为‘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提供了一个最佳案例，为世界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示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物种引进指南》认为，中国麋鹿重引入项目是全世界138个物种重引入项目中最成功的15个之一。
当南海子的晨雾中再次回荡起麋鹿的呦鸣，这穿越六百年的呼唤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生物鸣啼，成为一部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文明记录。从元明时期的校场烟尘到清代的猎苑旌旗，从皇家围场的箭矢呼啸到自然保护区的监测仪器嗡鸣，麋鹿的身影始终与这片土地的命运紧密交织。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