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十年代”——“人大博士生工作坊”二十年暨当代文学史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12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主办的“重返八十年代”——“人大博士生工作坊”二十年暨当代文学史问题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第一会议室举行。会议围绕“重返八十年代”博士生工作坊的方法、成果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展开交流与研讨，26位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会。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主持，他对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研讨的学者表示了欢迎与感谢，希望大家围绕工作坊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历史流变中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展开讨论。
“重返八十年代”博士生工作坊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自2005年起开设的课程，二十年来，该工作坊以扎实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与学科发展，并培养出一批活跃于学界的优秀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回顾了工作坊的缘起与教学体会，认为整个课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存在着从“以论代史、重问题和分析”到“论从史出、投入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变化，并期待各位学者根据个人经验进行探讨。
作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晓帆对编纂工作坊二十年来的论文选集进行了说明，认为工作坊在确立年代学视野以及历史化研究方向上持续的探索，课堂近年来虽已延伸出八十年代，但依然是对自彼时以来人文学自我重塑中遗留问题的回应，史料化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促使研究者们在文献意识中构筑理论视野。此外，当代文学史研究或许需要新的视野来拓宽问题，也可以回到作品、文本去重返八十年代，在知识生产之外看到语言、情感经验对当下学科与文化创造的意义。
第一场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主持。黄平认为，“重返八十年代”工作坊二十年来在校内外师生的共同参与下走到了今天，实际上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能量结晶之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回忆了过去召开“小说的读法”研讨会的经历，将之从研究意识与方法上作为“重返八十年代”工作坊的一个延伸，认为讨论问题应从具体的文本与事件出发，历史文本并非是封闭性的，而是一个实践性的过程。洪子诚还就文学史的可能性谈了切身的体会，认为建构体系与捡拾历史碎片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学术价值，历史的偶然性会使研究者看到不同的材料与人，这关乎到文学史研究者如何清理并利用自身生活经验的问题。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孟繁华认为工作坊探索出了一种有效的路径。他认为工作坊对材料的重视与钩沉在文学史研究中是一种创新，积攒下来的成果虽并非通史的写法，但的确是文学史的写作。此外，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不必完全受限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同步性，应重视文本自身的超越性价值。通过以当代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对文本进行分析，能为未来的文学史书写提供来自这一代学者的观察与理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认为，文学史研究应被理解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核心，文学史的功能不仅在于收录作品与事件，更在于确立文学经典与审美标准。李杨从“拾垃圾者”的比喻出发，认为对历史材料的搜集与重构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关于“重返八十年代”研究，他进一步提出了代际差异的思考：对年轻学者而言，八十年代是可供分析的、“重新访问”的文本；而对亲历者而言，“重返”则意味着与自我生命经验的对话。因此，在将历史文本化、话语化的同时，应警惕将具体经验与苦难完全抽象化。最终的目标应如詹姆逊所言“永远历史化”，即在历史化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将自身与当下历史化，从而达成对自我与世界的重新认知，使学术研究对当下的认同产生意义。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均认为“重返八十年代”工作坊已成为当代文学学科历史性变动中的标志性实践，其核心贡献在于方法的革新与奠基。他认为“历史化”的要义首先在于“陌生化”，即打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认知框架。他以自身为例，说明重返式的研究如何通过对具体历史语境的还原，松动并打开了既有的文学史结论。此外，他肯定了工作坊从微小坚实的史料（如期刊、手稿、口述）出发，进行示范性的实证研究，为学科的重新出发奠定了可靠基础。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斯炎伟对当前文学史研究中“建构体系”与“检视碎片”的方法论讨论提出了兼容并包的见解，尽管目前扎实的微观、个案研究成为流行范式，且对整体性文学史写作构成挑战，但二者不应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他强调，进入新世纪已二十五年，但缺乏对该时期的文学进行整体梳理的权威著作，这给教学与研究带来了困难。他呼吁在深化微观研究的同时，也应召回整体性文学史的写作。这种写作本身也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其意义不在于提供永恒定论，而在于打造一个可供对话、批评与修正的基础。最后，他期待人大课堂的研究能向新世纪延伸，在这一领域做出新的贡献。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黎波将“重返八十年代”置于新世纪以来文学史研究思潮的整体脉络中加以考察，认为它并非孤立现象，而是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对“八十年代”现代性方案进行持续性批判反思的深化与学科化呈现。其核心意义在于方法论上的突破：它致力于突破八十年代自身建构的知识框架，试图从外部揭示其内在复杂性，并通过“历史化”与“整体观” 相辅相成的研究路径，将八十年代文学重新置于更长的历史脉络与更广的文学周边中进行审视。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袁洪权从自身学术成长的经历出发，深情回顾了与人大课堂及多位师友的渊源，探讨了“博士工作坊”作为一种“学术操练”模式的深刻意义与具体实践，它通过搭建平台、促进交流等方式，形成了一种师生深度互动、团队协作的学术共同体。袁洪权高度评价了这一模式的有效性，认为其成功培育了众多活跃于学界的青年学者，成为跨校际的学术成长平台，并对整个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秀涛主持。王秀涛回顾了重返八十年代工作坊的不同阶段的变化，指出工作坊能够持续保持活力，就在于在不断的反思和调整中保持学术的敏锐性，一直走在学术前沿的道路上。
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谢俊分享了他在海外研究中面临的问题与方法论反思。他认为，相较于国内“重返八十年代”团队扎实的史料工作，海外研究对史料的重视程度与处理相对不足，这使他对自身偏重理论阐释、可能悬浮于文本之上的研究方式感到不安。他以1979年中国排演布莱希特戏剧《伽利略传》的具体案例，生动阐释了史料如何能“激活”文本并挑战既定理论框架，多重历史语境（17世纪、布莱希特写作时期、1979年、当下）通过史料产生了“共振”，使文本的意义被重新打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石岸书回顾了“重返八十年代”课堂对其个人的学术训练，并认为经过二十年的积累，“重返八十年代”研究已推动“八十年代学”的初步确立，该领域在学理上具有双重前沿性：其一，它早在2008年前后关于“中国模式”等讨论兴起之前，就已敏锐地触及了历史连续与断裂这一根本命题；其二，如同“五四学”处理现代中国起源，“八十年代学”处理的是改革中国的起源问题。最后，他认为“重返”本身蕴含着鲜明的现实介入感与价值立场，它执着地将八十年代确立为当下改革进程的历史与思想起源，并通过对这一起源的不断重返与追问，在学术层面上构成了对改革开放基本价值的阐释与捍卫。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华莹深情回顾了人大课堂作为其“温暖的心灵栖息地”与“学术共同体”的重要价值。她结合自身教学体验认为，当前学界研究常呈现“自说自话”与变动不居的状态，而“重返八十年代”课堂能二十年来持续推动一个有共识、成体系的知识生产领域，这一点极为可贵且难以复制。她以自己研究李准的亲身经历为例，具体阐释了从课堂中获得的方法论指引与精神支持，这个过程虽充满困难，但最终带来了丰厚的学术回报。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芳坤回顾了她在工作坊完成并发表代表作的经历，并提炼出“温度”与“尺度”两个关键词，强调其研究始终关注文学史中作家的个体生命经验，并将其置于宏大历史中审视。基于此方法，她将视野转向“80年代文学主潮的侧翼——山西文学”。她以扎实的史料工作揭示，山西文坛在“拨乱反正”及“85转型”等关键时期，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作家群体与核心议题，并未简单回应或进入既定的文学史叙事。后续研究应通过深入地方性史料来发掘山西文学，还原其复杂面貌，对现有文学史叙述构成有益补充。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李雪梳理了工作坊二十年的发展脉络：并结合自身研究与课堂新成果认为，工作坊的研究方法并非“正面强攻”式的颠覆，而是通过具体而微的切口撬开历史，在“事”（材料）与“理”（阐释）中融入“人”的维度，关注历史中个体的生命经验、情感与精神世界，从而形成一种更鲜活、更贴近历史现场的分析路径。她认为，课堂传承的核心并非固定方法，而是一种共通的学术品格：改变思维、打破常规论述的历史视野、对第一手材料的严谨态度，以及根据研究对象灵活运用方法的实验精神，正是这种包容性，让不同特质的研究者都能在其中共存与成长。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讲师赵天成将“重返八十年代”二十年的工作概括为三种相互关联的研究范式：以开疆拓土为目标的知识考古学、追求史论平衡的历史批评，以及强调基础考辨的史料批判。他认为这些范式分别对应足球场上的前锋、中场与后卫，而当前阶段更侧重于史料批判这一基础性“防守”工作。他强调，整个工作坊始终是一个充满试错精神的“思想实验室”，其研究一直保持着对学界流行范式的反思与超越意识。对每位参与者而言，这里不仅是学术训练场，更是一个能够将个人知识、情感与经历安放其中，并借此对变动不居的历史与现实作出间接却有力回应的独特空间。
第三场会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副研究员李静主持，她回顾了自己以工作坊为参照，追踪并借鉴其成果的经历。认为，无论研究路径如何，都必须共同面对“历史化的当代性”与“史料批判的未知性”等核心问题。
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邵部以自身研究为例，认为“史料加法”带来了史料开源的问题，当代作家家属不仅作为文学遗产的守护者登场，更可能成为史料体系的建构者或文学史事件的参与者与纽带（如萧也牧家属为平反而奔走）。这两种路径揭示了家属介入研究的复杂性与价值。他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将私密、口述的家属材料转化为公共、严谨的学术资料，提出通过结合档案、书信形成“多声部”互证等方法。他认为，这种趋于细腻、微观的史料深耕工作，能为整体性文学史提供扎实的注释与支撑，其根本意义在于以具体而有效的研究，参与到文学史持续的“进行”过程之中。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吴艳从自身在工作坊的学术训练出发，以黄源日记为例，揭示了在1970年代的历史转折期，作为个体的黄源并非被动承受者，而是通过持续的阅读、书写与社会交往，作为一个坚韧的思想主体，不断尝试理解并介入现实。这种微观而具体的个人精神实践，共同编织了历史转折深层而细致的肌理。通过这种对历史中人的纵深考察，凤凰彩票得以更谦卑、也更清晰地看见在每一个转型时代，思想是如何复苏的。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祥金重点探讨了文学档案研究的可能与方法，当前海量的现代与当代文学档案散存于各级档案馆，且随着制度优化（如开放期限缩短、电子化普及）和相关出版物涌现，为系统性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材料保障。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出，需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与聚焦选择，必须辨别档案真伪，坚持多源互证，将档案与报刊、日记、回忆录、口述等材料结合，将散碎文献“连珠成串”，还原完整的历史叙事脉络。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杰认为，工作坊通过持续的写作训练与研讨交流，形成了一种有效调动学术积极性、帮助学者找到自身研究路径的培养机制。她将工作坊二十年历程概括为从“以论代史”到“史论互证”再到“史料加法”的自觉调整，其核心是推动研究路径从被理论裹挟，转向研究者切身体验的“历史化”，并将研究自身也纳入反思，工作坊的价值远超培养一批学者，更在于拓展了一种可推广的学术训练与研究范式。
中山大学中文系助理研究员王逸凡认为，其研究灵感直接源于工作坊中完成的论文，以此为基础，他发展出两条具体的研究路径：一是考证一代人的具体行动，进行高度细致的史料挖掘；二是将理论本身历史化，例如通过考察“超稳定结构”理论在70年代末的生成与互动，揭示特定历史语境如何塑造了凤凰彩票今天对历史的认知框架。他希望凭借扎实的史料工作，将八十年代文学置于更广阔的人文思想参照系中加以关联和审视，从而不断“重新打开”这一时代。
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马杰将“重返八十年代”工作坊二十年的历程比作一条蜿蜒曲折但流向一致的文学史水系。他认为，八十年代是这条长河的源头与干流，在回流与蜿蜒中亦分化出诸多支流，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文学史研究脉络。他特别提及了课堂发展中的“变线”问题，即从问题化到历史化的研究范式转型，认为这标志着课堂从“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了“回过头来重新铺路”的阶段，这能使后来者走得更踏实。最后，他祝愿所有同行者能在新的境遇中，既不为历史所迷失，亦不为现实所异化。
研讨会最后，杨晓帆对本次会议进行总结。她认为，当前阶段的研究并非简单的史料整理，而是通过扎实的材料工作，逐渐构建史学理论与主体意识。如对作家家属材料的考察，已转向关注材料形成过程本身如何成为历史环节；对日记等私人文献的解读，则重在分析历史中人如何让过去在内心重演。她强调，真正的创新在于打破标签化的割裂，在不同路径间实现连接与贯通。工作坊的研究不仅是为了“留下能留得住的学问”，更是帮助每位参与者在学术田野中“成为能立得住的人”。她希望这一传统能延续下去，不断回应时代与教育的现实命题。
至此，“重返八十年代”——“人大博士生工作坊”二十年暨当代文学史问题研讨会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