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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字，从字面看，就是曾经发生的事。写小说者，记录的便是已然发生的世事纠葛。在很多时候，这些故事并非一个个各具形貌的孤立叙事。在每个时期，共同的时代坐标与美学测度会将写作者的内在经验离析出一些相近的讲述，有时在人物，有时是情节。所以当近似的语言碎片反复出现时，凤凰彩票便能辨认出那些由共识所组成的协奏——一个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命运共同体。这是读同一时期、近似年龄段作家的作品最有意味之处。

本期新作家小辑中的六篇小说，皆出自九〇后、〇〇后作家之手，所讲述的又都是同龄人的故事，因此辨识背后的意识共性变得更加容易。这几篇作品皆是有关年轻人的叙事，有在北京漂泊的年轻人、打工又失业的年轻人、回乡寻父的年轻人、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还有因性别问题而备受折磨的年轻人。在作品中，这些年轻人懵懵懂懂闯入世界的旋涡，在品尝苦楚后陷入茫然，似乎尚未从生活的震悚中清醒。于是，这些小说似乎都没有明确的结尾，它们悬停在“苦”处，又留有一丝影影绰绰、不知照向何处的微光。开放性结尾也许不应仅被视为文学创作技艺的呈现，更可能的是，它们来源于一种现实的限制。从作者与小说人物的年龄看，这些作品写的是置身历史洪流中的自己与他人，由于生活经验过于切近，这些故事尚未形成具有某种远景和规划意味的寓言性讲述。但也由于故事的近、事件的新，以及凝视时间的不够充分，小说中生活洪流与个体的缠斗显得格外直观，全因生活背后的“痛”还没有被概念所覆盖，它们正裸裎着血淋淋的创口。如果笼统概括阅读感受，可能用一个比喻会更加合适：这六篇小说试图从不同维度袒露当下年轻人的苦痛，并寻找不知在何处的药。

他们的伤口从何而来呢？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呼吁重估道德，因为“在地球上找不到比善和恶更大的权力了”。但是这六个故事中的人物，却很难说因明确的善恶而受伤。道德已被悬置，刀锋来自日常。

他们不约而同写到了“漂泊”，似乎迁移已经是书写年轻人命运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过，迁移从来不只是九〇后这一代人的配置，但不同代际面对它的心态却截然不同。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城乡迁移带有昂扬的生命气息，高加林、孙少平们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广阔的视野而心潮澎湃，而到了当下的小说里，迁移被转换为漂泊和居无定所，相较于跨越阶层的渴望，凤凰彩票从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执拗、不甘和茫然。祝源铎在《黑箱》中刻画了人物罗映，她北漂两年，勤奋工作，渴望闯出一点名堂。但很快，她感到身心不堪重负并遭到公司裁员，被裁后就只能回到故乡宏州暂歇。北漂失败后的罗映深感羞耻和不甘，并谋划着再次前往大城市闯荡，但讽刺的是，工作并不能提供给她说服自己努力奋斗的价值、意义和逻辑，“我一到工位搞那些事情，就在想这些比来比去的活动有啥意义，特痛苦，找不到答案也干不好事”，似乎个体的驱动程序仅剩一个名为成功和进步的空壳，内里是价值和热情的虚空。郑礼的《智化寺》是这几篇小说中凝视“漂泊”最深的一篇。主人公漂泊于北京，居住在智化寺附近。明代主持修建智化寺的人是太监王振，他原是秀才，屡试不第，才进宫做了太监。主人公抑或作者，恍然发觉古人王振也是一个“北漂”，他同现在的很多人一样，体验过背井离乡的煎熬。小说还设置了另外一个人物，她在医院工作，因职业缘故，见识过很多令她无法接受的痛苦离世。作品的这两条脉络共同组成了作者对“漂泊”的形而上的认识——如果从更高的视角来看，世人不过都是人间的漂泊者，人们在此停留，但终究是要离去的。既然如此，那不如就看看此时此刻的景色吧，就像小说结尾所写，主人公短暂忘记了痛苦，沉浸在看花的一瞬，“长满毛茸茸新叶的梨树枝头，一朵雪白的梨花静静地开着”。由此，迁移书写中的政治经济学意味被抽离，取而代之为价值观叩问和带有禅意的自我纾解。

从这六篇作品来看，除去漂泊，驱动故事生成的另一个元素是“病”。偶然抑或社会发展的必然，这六篇小说都写到了疾病，郑礼的《智化寺》、苟海川的《巴蛇》和娄源章的《墓萤》涉及生理性病痛，祝源铎的《黑箱》、曹译的《虚构》和张芷涵的《兆女》则偏重人物心理方面的功能失调，这些小说对焦虑、抑郁甚至癫狂的描绘令人隐隐不安。张芷涵在《兆女》中通过视角的交错和性别认同的错置，使作品在主题和叙事方面都无限逼近“疯狂”。作家讲述了想要通过生女儿来讨丈夫欢心的疯癫母亲和将自己打扮成女孩来讨好父母的儿子，这篇小说表面上看是在批判性别的暴政，但是作者将社会性的“重男轻女”观念转变为家庭内部的“重女轻男”，这一想象使小说的矛头指向了更大范围：任何偏颇观念都会导致人类精神的错乱，只有认清“观念的骗局”才能获得救赎。因此，这篇小说探讨的并非“性别”问题，而是“权力”问题，作者想要通过小说复现的是福柯曾经进行的思考：“‘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凤凰彩票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①但是，作者虽对该主题进行了深思，却没有设计救赎的发生，作品中没有对抗，也没有改造，整篇小说萦绕在疯癫和绝望中，只有未曾出场的大儿子，通过离家出走的方式逃离了观念的地狱，似乎逃离才是唯一的解法。曹译的《虚构》是气息十分特别的一篇。作者语言质朴却极为锋利，几乎不依赖技巧而全凭一片关照生活的真心。小说的前半部分，正在上高中的“我”通过阅读网络作家知非的小说获得了精神力量，她用对方作品中的话来鼓励自己——“我不放弃任何使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在知非的影响下，“我”明白了专注的作用，并顺利通过了高考。读到这里，我松了口气，甚至为主人公感到喜悦，但故事情节却急转直下。“我”发现大学里认识的朋友卓凡就是网络作家知非，现实中的卓凡虽然成绩优异却饱受抑郁症折磨。就像“我”以知非为精神寄托一样，知非以赏识自己的研究生导师为寄托。但进入师门后，她才发觉原来老师也并不是可被信赖的对象。“我”与知非的精神信仰一同幻灭了。

谈到精神上的病苦，恐怕不能绕过鲁迅的《狂人日记》，五四时期“病”的源头犹有旧书中的字缝可供挖掘，但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推进，当下的年轻作者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对手，只能徒劳地将精神痛苦抽象为文字演绎。痛苦来源于学校、家庭、婚姻、工作吗？答案模棱两可，似乎生活的每一块拼图都埋伏着失败的危机。苟海川的《巴蛇》讲的就是个体全面溃败的故事。“我”经济拮据，居住在破旧的房子，又先后失去了工作、友情、爱情，连亲情也摇摇欲坠。不仅如此，在小说结尾，“我”爬上佛塔试图登高远望，但连这个极为微小的梦都因天黑下来而面临破灭。作品看似轻松的叙事内部汇集了当代青年书写中工作、迁移、病痛等多个主题，全方位呈现了伤口的形状，但同时也遗留了疑问，青年的绝望是否已经凝固为一种单一性的书写程式，真的没有救赎之法吗？

也许拯救不在世俗生活的层面，而在超验性的认知中。娄源章的《墓萤》与苟海川的《巴蛇》一样，凝聚着作者对人们困窘生活处境的同情。作品中的人物遭遇了生活多维度的打击，房价骤降、丈夫失业、贷款断供，直至房屋法拍、夫妻离婚，经济问题令一家人分崩离析。对当下社会话题稍作了解，便知道这同样是一篇近距离凝视社会状态和年轻人处境的作品。作者精准捕获了历史性的生活难题，并将它们记录在小说中。令人庆幸的是，主人公冉然并未被生活击倒，她甘愿在墓园担任销售工作，并积极推销墓地以赚取微薄的薪资。小说结束在充满诗意的景观描绘里，在加班的深夜，冉然看到陵园中飘动着的萤火虫，那些闪动在生与死交界处的光点令她迷醉其中。看起来，向死而生的哲学理念在此刻发挥了巨大的拯救性功用，而实际上，这使人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困惑，是否只有调取“死亡”这样一个巨大的对照物，现实的困难才能显得不那么难以忍耐？出口到底在哪里呢？读完这六篇小说，这个问题不断萦回在我的脑海中。

詹姆斯·伍德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极为推崇小说这种文体，因为相较诗歌、绘画和雕塑，“在小说里，凤凰彩票能审视自我所有的演绎与伪装、恐惧与野心、骄傲与悲伤”，“你能看到他们周围和身后的事物”②。我认同他的说法。小说创造的是对自我与他者的全方位审视。尽管从文学史角度对这些年轻的作家进行定位还为时尚早，但从这六篇作品中能够看到写作者对自我、他者的丰沛充盈的关切，以及寄放于文学中的敏感、同情与悲悯。可潜藏于这几篇作品内部的某种隐秘的共性，让我想要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青年作家对青年生活的塑造是否能够更加周全抑或独特？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就像我相信这几篇小说中不断出现的庙宇与佛寺（《智化寺》《巴蛇》《黑箱》都写到这一空间）并不是精神的逃避，而是一种短暂的内在疗愈，也许一种超越现实苦痛的新的法则正在生成的前夜。

毕竟，凝视黑暗是为了看见光。

注释：

①[法]米歇尔·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②[英]詹姆斯·伍德著，蒋怡译：《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