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赋》：“申礼防以自持”
《洛神赋》是曹植写就的经典赋作，其创作年代大致在魏黄初四年（223年）之后，即其同母兄曹丕称帝建立魏王朝的时代。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逝后，曹丕继任汉丞相、魏王，同年接受汉献帝禅让，登基为魏文帝，正式建立魏王朝。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着力通过祭祀天地、明堂等礼仪活动确立政权合法性。尽管刘备指责其“窃取神器”并在成都称帝，但孙权接受魏封“吴王”，公孙恭亦愿为魏车骑将军。至黄初三年（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等西域诸国亦遣使表示臣服，魏王朝的正统地位在外部层面得以稳固。
在内部秩序上，魏文帝对家族与宫廷格局进行了整顿。黄初三年三月，他册封皇子曹叡、曹霖及兄弟曹彰等十一人为王；同年四月，曹植由鄄城侯晋封为鄄城王。同年九月，魏文帝下令严禁卞太后及卞氏家族参与朝廷事务，又因曹叡生母甄氏在黄初二年六月已被赐死，此时又册立郭氏为皇后。
在对外关系方面，黄初三年六月，孙权在夷陵之战中击败刘备，初期魏吴合作态势良好，但十月孙权对魏略有挑衅，魏文帝遂亲率大军从许昌南征，因孙权临江据守，直至黄初四年三月才返回洛阳。同年四月，刘备病逝于白帝城，其子刘禅继位。在此局势下，魏文帝打算先求稳定再谋发展，在三月的诏令中，他已经提出要止戈息武，“蓄养士民，咸使安息”，又下令征集“天下?德茂才、独行君子”，以期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曹操共育有二十余子，曹丕、曹彰、曹植皆为卞太后所生。其中，曹彰最善于打仗，往往临难不顾、身先士卒，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封鄢陵侯（今河南）；曹植最擅长写诗文，言出为论、下笔成章，建安十六年（211年）封平原侯（今山东）、十九年（214年）徙临淄侯（今山东）。曹操在世时，诸皇子无需真正前往封地，但至曹丕继任魏王后，政策随之改变。魏文帝要求曹彰、曹植等诸侯王前往各自封地，其名义是遵循“先王之道”，以诸侯来拱卫王室。而据曹植所述，当他们被迫离开邺都、告别母亲时，“不得久淹留”，“车轮为徘徊，四马踌躇鸣”，满城贵戚相送时“泪下沾冠缨”，尽显离别的悲戚。
黄初二年，曹彰进爵为公，后封中牟王（今河南），黄初三年为任城王（今山东）；曹植则因冒犯监国谒者，于黄初二年被贬为安乡侯（今河北），当年改封鄄城侯（今山东），三年为鄄城王，四年徙雍丘王（今河南）。黄初四年，魏文帝诏令诸侯“朝京都”，曹植闻讯后喜出望外，即刻赶赴洛阳，却迟迟未能获得召见。同年五六月间，曹彰在洛阳宅邸暴卒，当时便有其遭魏文帝谋害的传言。
在诸侯返回封地途中，监国使者又禁止曹植与异母兄弟曹彪同行，曹植遂作《赠白马王彪》组诗赠别。诗中写道，当船只越来越远离洛阳，回望都城，有眷恋，也有哀伤。洛阳之行，并没有让凤凰彩票这些骨肉之亲更加团结，因为那里已经是鸱鸮、豺狼当道，还有人在拨弄是非，“苍蝇间白黑”。对于曹彰“一往行不归”的悲剧，他既抒发了悲恸之情，也感慨“人生处一世，忽若朝露晞”的生命脆弱，同时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相互勉励，展现了他在困境中的隐忍与坚守。
正是在这次“朝京都”后，曹植写下《洛神赋》。《洛神赋》的开头与《赠白马王彪诗》有些相似，都是讲“余”朝京师后返还，沿着洛河一路向东。不同的是，《洛神赋》接着讲了一个与洛神邂逅的故事。
根据赋的主人公“余”的讲述，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其身姿兼具神女的超凡与人间美人的妍丽，带给人无限惊喜。因此，“余”对洛神一见钟情，在无“良媒”居间说合的情况下，便直接献上玉佩，向洛神表达爱慕之意。洛神也以玉回赠，约定“指潜渊以为期”。但偏偏这时，“余”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与江妃二女定情而后被抛弃的郑交甫，转而“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坚守礼的底线；而洛神也在一瞬间察觉到“余”的狐疑、变化，长吟而去，“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只能是“恨人神之道殊”。最终，“余”彻夜无眠，“夜耿耿而不寐”，直至天明才重新上路。
《洛神赋》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一言以蔽之，“发乎情，止乎礼”。由于《洛神赋》中有两大段对洛神形容举止的铺陈描述，极力渲染“余”的深情，却以“申礼防以自持”的克制收尾。情与礼的冲突，在这里就变得格外激烈，故事也显得更加浪漫。
曹植还创作过两篇类似的故事。《愍志赋》讲述友人爱慕邻家女子，因“时无良媒”而“礼不成焉”，眼见爱人出嫁却“迫礼防之我拘”，终未能追随；《感婚赋》则写一青年春日萌生爱慕之情，因“悲良媒之不顾”而“惧欢媾之不成”。因而，这两篇赋作所要表达的主题皆为：无媒则不合礼，主人公为守礼而放弃爱情。此外，这两篇赋作虽均以第一人称叙述，但曹植都点明主人公并非自身。
《洛神赋》亦是如此，它的主人公“余”也并非曹植本人。《洛神赋序》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但据史实，曹植朝京师实为黄初四年之事，这一明确的时间错位，暗示作品并非纪实之作；至于写邂逅洛神，则是“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事，遂作斯赋”，表明其创作有意致敬宋玉的《神女赋》。
那么，黄初四年“朝京都”之后，曹植创作这一虚构故事究竟要表达什么？这需要结合当时的政治语境与曹植的人生境遇加以解读。黄初二年、三年，魏文帝在洛阳逐步建立起一个新王朝，内外都确立了新秩序，故曹植等诸侯王抵达洛阳后，必须适应这一全新的政治格局。曹彰向来有“刚严”之称，立刻碰得头破血流，“一往行不归”；曹彪后来也遭受挫折，最终以谋逆罪被下令自杀；曹植本人在黄初二年已遭受贬谪之苦，故当他发现洛阳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时，便很快调整自己，接受现实。正如他对魏文帝发誓：今后一定要谨守本分，争取立功，“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毫厘，微功自赎”。又如他在《赠白马王彪》中宽慰曹彪所言：分别固然令人心碎，却也让凤凰彩票越发亲密，“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
《洛神赋》要表达的也是这层意思。“余”在情动之下，幡然醒悟，“申礼防以自持”，恰是其在政治生活中坚守礼仪规范、顺应新秩序的文学投射。这正是曹植此时心路历程的写照。魏文帝病逝后不久，曹植在太和二年（228年）上疏魏明帝时曾言：“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也。干时求进者，道家之明忌也。”意思是政治上的功利、躁进，与不经媒聘程序的自主恋爱一样，都是不讲规矩、不合礼的行为，是士人与从政者的大忌。这说明“礼”在曹植心目中，既代表着婚姻生活里的一套文明章程，也代表着政治生活里的一套文明准则。《洛神赋》就是借邂逅洛神的故事，来讲述情与礼之间的冲突，而冲突下的守礼才最为可贵。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