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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年前，石一枫就曾如此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最大的经验就是能把个人叙述的风格与作家的社会责任统一起来，算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吧。”[1]对他来说，体现作家社会责任的重要经验恰恰在于，对不断变动的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岳雯将他视为“少数几个对于当代生活有着巴尔扎克式的好奇心的作家”，进而断言“当代生活就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纵观石一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从《地球之眼》《世间已无陈金芳》到《借命而生》《心灵外史》，再到《漂洋过海来送你》《逍遥仙儿》，他的小说虽不乏通俗传奇的叙事因子，但其内在永远回响着以赛亚·伯林那段关于“现实感”的卓越论述：“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凤凰彩票能潜入表层以下——这点小说家比受过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构成却是黏稠的特质：凤凰彩票没有碰到石墙，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每一步都更加艰难，每一次前进的努力都夺去凤凰彩票继续下去的愿望或能力。”[3]

在近年来的小说中，石一枫开始有意识地聚焦媒介时代的新现实，以缅怀与憧憬的方式，尝试联结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独特生活经验，由此建构起凤凰彩票时代平凡而深邃的生活“史诗”。2022年，他在长篇小说《入魂枪》（人民文学出版社）里呈现了一段关于电脑游戏的北京往事。中关村、海龙大厦，以及遥远的校园时代，连缀起的是二十多年来电脑游戏发展的历史。这个某种意义上的“元宇宙”的北京，激起的是凤凰彩票关于现实与游戏这两个不同世界的严肃思考。而他最新的长篇小说《一日顶流》（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版）同样涉及现实面向与“网络化生存”的关系问题，同样讲述了虚拟空间的致命危险向现实世界加速“外溢”的重要风险。小说中，网络“黑客”的入侵，让塔吊软件神秘失控，直接让年轻的赵美娟送了命。面对历史的创伤，有着中国“第一代网瘾少年”之称的胡学践“贱爷”，其实一直在致力于解开其中的谜题……而网络对现实的威胁，同样发生在“贱爷”的儿子这里。“一日顶流”的意外爆红，让无数眼睛开始注视胡莘瓯，这显然令后者不再“自在”。发生在网络世界的“看”与“被看”的恐惧，叠加现实世界里残缺的童年、爱与照料的缺乏，以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陡然发作的“创伤应激综合征”，共同构成了年少的胡莘瓯如何自处的难题，他在出走与寻找之间徒劳挣扎，却终究获得了成长的契机与启示。这大概也是凤凰彩票每个人面对媒介时代的现实难题与残存希望所在。

《一日顶流》里小说人物走过的二十多年，正是媒介世界迅猛发展，令人感慨万千的二十多年。小说的初始时刻，五岁的胡莘瓯所面对的，还是世纪之交令他莫名畏惧的“千年虫”。那个时候，李蓓蓓母亲那个神秘的“电蛐蛐”，还是通讯联络的时髦物件。家用电脑与互联网时代正徐徐开启，却并没有显示出大张旗鼓的样态；笨拙的486虽承载着人们关于未来的宏伟梦想，但全民电脑时代还远未到来，移动互联网更是毫无迹象……然而，小说的“现实感”恰在于，它见证了从遥远的BP机到如今“流量为王”的全媒体时代，从方兴未艾的“网络论坛”到现在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新纪元的跨越式变迁。作品集中呈现了“流量社会”里作为人类器官的移动互联网世界，当下时代人们须臾无法离开的科技世界与网络生活，以及置身其中的凤凰彩票对于自我和存在意义的执着寻找。

一、“流量社会”的“看”与“被看”

《一日顶流》展现的从“网络社会”到“流量社会”的新现实，其实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形成。“流量社会”的崛起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恰如有研究者所分析的，“流量不是货币，却可以非常直观地表明人们对某种事物给予的关注度，它是群体注意力、流行、认同的信号，是引导资本以及各种资源转移和集中的风向标”[4]。在“流量社会”里，“流量”成了“注意力经济”的稀缺资源，它甚至成为标示事物价值的某种社会安排，因此一言以蔽之，“流量”就是金钱。而“流量”的金钱逻辑，也不出所料地改变了个体的思考方式和行为选择。小说里无所事事的胡莘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不幸沦为“自由职业者”。好在托了“流量社会”的福，他还能跟着“发小”马大合靠直播带货混口饭吃。既然是以“直播”为业，那么于他们而言，“流量”就成了衡量事业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为此凤凰彩票就不难理解马大合为何如此“吃相难看”了。他在“商业利益”与“发小之情”之间的抉择，让作为陌生人的李贝贝也深感厌恶。在“流量”面前，不仅马大合的思考方式和行为选择发生了变化，凤凰彩票也从这位“流量”经济的朴素的追求者身上，清晰看到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形象。小说接下来出场的“熏酱西施”李贝贝，其实也早已懂得“流量”的可贵。甚至连身居农村孤陋寡闻的“打工人”四舅，这位被资本“折断了腰”的产业工人，也开始热心于“直播”事业，懂得“流量”的重要。更别说小说后半段，家长们都懂得用“直播”的方式给“跟别人不一样”的李蓓蓓施压……小说中几乎所有人都深谙一套“流量”的经济学。这些都足以见出泛滥的消费符号借助于数字化媒介和信息流动，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开的一场悄无声息的殖民。

全民手机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让普通人也有了观看的权利，而人人皆可“直播”，也意味着人人皆有被看到的幸运。正如小说所言：“人生何处不视频，眼睛们不仅看，而且拍，意在把他分享给更多的眼睛。”[5]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人能像现在一样，对于观看有着如此的热情，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人，如此希望被他人看到。这是一个“人人皆要围观”“人人皆可成网红”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把自己“制造”成流量权威。就像小说里的胡莘瓯，其实资质平平，并无才艺可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能成为一位名人，然而恰恰是他，因为偶然一声“谁来管管我”，让屏幕前“围观”的人们欢声雷动，一时间成为众人倾慕的网络“顶流”。由此也不难看出，“围观”的“底层逻辑”在于，普罗大众的观看更多源于一种“看热闹”的单纯心态，并无任何生产性可言。

如凤凰彩票所见，《一日顶流》里“求管哥”的“火出圈”，其实只是基于一次偶然的“失误”，实属谐趣和搞怪。这种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所描述的“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本而忽视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6]的媒介状况，固然让普通人亦有机会被看到，一跃成为“网红”，甚至扮演“顶流”，但这种媒介逻辑在打破固有社会结构之余，也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了“普遍物化”的残酷后果。事实上，当一种事物成了流量中心，它就不再是它本身，而是消费社会编排的表演者。就像小说中稀里糊涂的胡莘瓯，成为“顶流”的他，已然失去了他的真实自我，人们所迷恋的“求管哥”，与真实的胡莘瓯相去甚远，毋宁说这让他成为了“消费社会编排的表演者”。而且这种表演的机会只有短暂的一瞬，没有任何人能长期占据“流量”的中心，按照媒介社会的传播逻辑，一旦主体退出信息场，这一流量权威就会土崩瓦解。于是凤凰彩票看到，当为“流量”所烦恼的胡莘瓯有意躲避人们的目光，竭力退出漩涡中心一段时间之后，他便开始逐渐被人所淡忘，以至于让人不得不感慨，“流量也有它的意志，说变就变，似乎一夜之间就不来了”[7]。仅仅半年之后，曾经的“顶流”便成为“一具流量的死尸，甚至是一具流量的干尸了”，并不幸沦为“网络挖坟的对象”[8]。这便是“流量逻辑”的残酷之处：“网红”和“顶流”的生活，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日顶流”的现实，大概也正好折射了“流量社会”的传播特点：没有人能够做到“一日顶流，日日顶流”。

《一日顶流》不仅呈现了“流量社会”的现实状况，折射了今天的“流量”寓言，而且尖锐地指涉了现实面向与“网络化生存”二者的关系问题。“仿真的年代”里，真实的“内爆”，让虚拟之物看上去比真实更加真实。在小说中，凤凰彩票能够切实感受到网络对现实世界的入侵、挤压，以及虚拟空间的致命危险向现实世界的加速“外溢”。比如让“贱爷”耿耿于怀的赵美娟之死，便源于网络“黑客”的入侵导致的塔吊软件的神秘失控，这大概正是两个世界生死交锋的绝妙隐喻。在小说接下来的段落中，胡学践对虚拟世界的迷恋，他那难以自拔的“网瘾”，以及由此而来的让年幼的胡莘瓯疏于照料，于他而言也并不完全出于“用另一个世界的满来填充着这一个世界的空”[9]的目的，而是为了破解谜题，追寻真相。这一切的缘由，其实仍然来自网络世界的致命危险所造成的情感创伤。

虚拟世界对现实的“入侵”，在胡莘瓯这里也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日顶流”的意外爆红，让无数的眼睛开始注视胡莘瓯，这显然令他不再“自在”。对他来说，“原以为另一个世界存在于虚幻之中，没想到它不断膨胀，侵蚀着真实的世界。那个世界不再是真实世界之外的隐秘角落，反而追得真实世界中的他无处可逃。那个世界本身已经真实了起来”[10]。正因为如此，小说才出现了那个意味深长的段落，作为堂堂“顶流”的胡莘瓯，竟然对“流量”这种“泼天富贵”采取了逃避姿态。为了他的“自在”和“清净”，他满世界寻找“没人认识他”的地方。这里所体现的不仅如贺绍俊所言，是对阿多诺意义上的以消费主义方式实施思想控制的“文化工业”的反抗[11]，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对居伊·德波提出的“景观霸权”的抵制。这里的“景观霸权”，主要是指作为资本载体的景观在新兴媒介技术的帮助下，通过“不间断的话语”“单边的交际”等方式入侵了个体的现实生活，迫使其成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压迫性力量，这其实意味着一种深层次的暴力。这种“暴力性”主要体现在，它试图用单向度的“看”取代理性的“对话”，用活色生香的“物”来操控具体的人，这也正是“流量逻辑”的本质所在。

所有人都着迷于小视频提供的无意义的“快感”，加之无孔不入的商业文化的浸润，一切都变得不可逆转。这便正应了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宣告的：“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12]从这个意义上看，胡莘瓯的逃避便具有了对这种景观霸权予以质询和批判的微妙意涵。然而如小说所呈现的，他的逃避与寻找其实并不成功，他经过从城市到乡村，从寺庙到荒岛的游历之后，才赫然发现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莫不是电子媒介的世界。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岛上那群腰缠万贯的“修行者”，那些躲避信号的“发呆党”，他们“千篇一律的生活轰然崩塌，却染上了共同的爱好，就是发呆”[13]。他们本是为了寻求清净而来，却终究难以忍受丢失信号的煎熬，因此当信号重新回来之后，这个临时的联盟顷刻间便土崩瓦解，但所有人都并不为意，因为他们终于又能重返文明世界了。这些似乎都在预示着，面对席卷而来的“流量社会”，躲避式的消极反抗恐怕并非正途。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凤凰彩票所置身的媒介现实，或许恰是那个人们时刻盼望着逃离，却又终究须臾不能离开的，一个让人既恨又爱、无法自拔的所在。

二、媒介时代的“怕”与“爱”

当然，从胡莘瓯自身角度来看，《一日顶流》中他对“流量”的逃避，更多还是源于一种“被看”的恐惧。当他一不留神成为“顶流”，不得不承受屏幕前无数陌生目光的审视时，他一次次想起的是儿时令他畏惧不已的眼睛——“杨树林里的眼睛”。而到了媒介时代，这种“看”与“被看”获得了更加便利的形式，于是，“经由另一个世界，眼睛们获得了跨越昼夜的能力，又在追逐着他”[14]。

对于胡莘瓯来说，“流量”之底层逻辑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借无数眼睛的注视，获得了一种势不可挡的群体效应。这就不得不谈到所谓“观看”之道的诡异之处了。事实上，“观看”名义上是一种主体行为，实则是受众对于传播物的被动接受，是视觉上的单向传播。这种“看”因为拒绝一种理性对话的参与，而逐渐沦为基于看热闹的心态而展开的毫无理性的“吃瓜”与“围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小说中“不一样的”李蓓蓓遇到“麻烦”时，理性的交流显然无法解决问题。万般无奈的胡莘瓯，只能以魔法战胜魔法，用流量击败流量。从这个角度来看，“观看”的心理学，其实只是源于一种“围观”的心态，而“围观”的“暴力性”在于，它显然蕴含着一种无节制、无理性的“啃噬”力量。由此凤凰彩票就不难理解小说所呈现的那种“围观”者的“弹幕”狂欢在胡莘瓯这里所激起的巨大惊骇，“弹幕就像蚂蚁大军呼啸而至，仿佛转眼要将他啃噬成一副骨头架子”[15]。胡莘瓯所躲避的，也恰恰就是这种“围观”的“啃噬”。他的“怕”像“一块坚硬的石头”，“一旦水落石出，仍然硌在他的灵魂上”。[16]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直播时代，“短视频”的注意力经济、全媒体与移动互联网的加持，共同造就了如今“看”与“被看”的文化生态。在此之中，观看其实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谁有权力观看，谁是被凝视的对象，显然不是不言自明的，其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权力等级关系。正因为“观看”并不是可以轻易施展的权力，能够“俯瞰方寸之隅”的，只能是“如神一般”的存在[17]，因此当网络“围观”发生时，凤凰彩票就不难感受到“围观”的主体——群众——对于观看权力的宣泄快感。当然，“观看”在其狂欢与“啃噬”之外，其实也会滋生一定程度的创伤。正如小说中李贝贝的丈夫，也就是尾巴的父亲，便是臭名昭著的“虐狗”直播的受害者。与此相反，“被看”则既包含着被看到的欣喜，也必然暗示出被凝视的冒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贝贝认为直播中存在着两个自己，“一个怕被人看，一个渴望被人看”[18]。凤凰彩票也不难理解，在“被看”的“流量”追逐之外，当跟踪和监视的勾当败露时，在胡莘瓯这里激起的负罪感，以及在李贝贝那边油然升腾的被冒犯感。

在胡莘瓯那里，“静默如谜的眼睛”让他无端生出一种“被看的恐惧”。然而细究起来，这种被凝视的痛苦，其根源也需从现实经验中寻找。对于胡莘瓯来说，这其实源于一种“创伤应激综合征”。对于母亲的意外去世，年幼的他并非毫不知情，只是基于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而自动屏蔽了这段惨烈的记忆，这也构成了他此后莫名恐惧的重要根源。事实上，这种恐惧其实叠加了一种刻骨的孤独。在胡莘瓯这里，“比怕更可怕的，是他必须孤独地承受他的怕”[19]。正是因为恐惧和孤独，让他对于“管”有着热切的盼望。轰动全网的“求管哥”，其隐秘的心理机制，或许正源于此。通过小说凤凰彩票可以看到，由于母亲的缺席和“网瘾”父亲的聊胜于无，胡莘瓯从小就无比盼望某个能够“管”着他的人。这里的“管”有着双重含义，一是管理，二是照顾。其实不仅仅是管理和照顾，更包含对陪伴和安慰的渴求，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孤单。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胡莘瓯把“管”和“爱”都混为一谈。小说开头，五岁的胡莘瓯“爱”上了六岁的李蓓蓓，并非因为他过早地宣布了爱，毋宁说他过早地体验到了孤独。这其实源于一种情感的匮乏，可视作缺爱之人对爱与依恋的渴求。而他成年之后的“怕”，也与这种长期的孤独与渴求息息相关。“他倒不怕马大合，而是怕那满坑满谷的人。人们的面目全变了，原来熟悉的现在陌生，原来和善的现在狰狞。再深究，其实他从小就怕，怕黑，怕风，怕千年虫，怕杨树林里的眼睛。在长大的过程中，那‘怕’曾被他搁置、遗忘，但并不意味着彻底消失。”[20]在胡莘瓯这里，唤醒“怕”的，正是他所谓的“爱”；而恰是因为陷在“爱”里无法自拔，他才命里缺“管”；又恰是因为“管”成了第一需要，他才拿“管”代替了“爱”。胡莘瓯与“流量”的相向而行，某种程度上正是缺爱之人的逃离之旅。小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不断回应着“怕”“管”“爱”这三者的复杂关系。

“求管哥”的“怕”与“爱”，或许正好折射出媒介时代的情感真相。正如胡莘瓯最后所领悟的，“原来怕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人后天赋予的”[21]。这种“后天赋予”，指的便是个体的经历与成长环境。然而，个体不会永远被“怕”所吞噬，不会总是受制于唤醒“怕”的“看”。面对“电子眼睛”与“人的眼睛”，凤凰彩票总能找到克服恐惧的办法。

三、人在媒介中成长

在一篇谈论恐惧的文章中，蒙田对于令凤凰彩票手足无措的恐惧情感有一个辩证的讨论。在他看来，恐惧使凤凰彩票丧失勇气去尽责任与捍卫荣誉，然而，恐惧也会显出它最后的力量，使凤凰彩票在它的驱使下，奋不顾身地显示出勇气。《一日顶流》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小说通过胡莘瓯的逃离和游历，让他获得了克服恐惧的重要契机，由此展示人物意味深长的成长轨迹。是的，小说生动刻画了胡莘瓯的变化和成长。离家出走的岁月，奇迹般地治愈了他的“怕”。到了故事末尾，凤凰彩票惊喜地发现，他对一直恐惧不已的眼睛有了新的认识，“过去他觉得它们对自己充满了窥探、嘲讽和叵测的居心，现在居然也能替眼睛们着想了——或许它们也有哀伤和困惑，也有各自的怕，正因无法承受，才把目光投向了他？”[22]逃逸与流浪过程中遇见的人与事让胡莘瓯日渐成熟，也让他逐渐重拾回归日常生活的信心。

更确切地说，胡莘瓯的成长，体现的是人在媒介中的成长。在离开“红楼”的日子里，他的世界被不断打开，由此他获得反思生活的重要契机，对于扑面而来的“流量”世界和极速变化的媒介现实，他终于见怪不怪了。正如有评论者所言，石一枫用一种“障眼法”的方式创作了一部“现实版的互联网寓言”[23]。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胡莘瓯比作《好兵帅克》里的帅克——一个流浪的二傻子，“面对未来，人类愈发乏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傻子为这个物种的价值划定了最后一条护城河：做个人吧，起码别让机器比凤凰彩票更像人”[24]。倘若凤凰彩票对石一枫的小说稍有了解便不难发现，他特别善于塑造这一类包含着“单纯”和“傻劲”的“流浪的二傻子”形象。这一形象有些类似于过往凤凰彩票在谈论其小说时经常提到的，那些“扑在尘土里也身上带光的人”[25]。就像小说里的胡莘瓯，“千年虫塑造了他的爱，让他像个娃娃一样甘于奉献”[26]。这无疑让人想起了《漂洋过海来送你》中的那豆，那个二环都没怎么出过的“胡同串子”，处处显出街头混混儿的“痞劲”，却能为死去的爷爷拍案而起，甚至愿意漂洋过海，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舍命一搏。这显然是石一枫的小说反复书写的主题，作者自己也并不掩饰对这类人物的热爱，“从小说里的人物选择来看，胡莘瓯更倾向于那些最基本、最朴素的人类美德，比如仗义、纯良、有助人之心和同情的能力，我觉得他是个挺好的人”[27]。在他这里，对于“二傻子”的礼赞，恰是对这个时代的“愚钝”与“笨拙”的礼赞。他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塑造那些无比善良，却与时代价值背道而驰的人，由此证明其小说所暗藏的“近乎天真的道德热情”[28]。

对于《一日顶流》来说，“流浪的二傻子”的成长，其实也包含着另一层含义，即“废材”的再利用。就拿主人公胡莘瓯来说，一个无所事事的无用之人，终于能够派上一些用场，这未尝不是成长的重要侧面。对他来说，在经过一番出走和游历之后，曾经的“废材”不再畏惧自己“顶流”的身份，反而要借此做点有用的工作，这不正是成长的重要意涵吗？正如小说最后凤凰彩票所看到的，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与别人不一样”的李蓓蓓解了围，“将一场事先张扬的风暴消于无形”，这让他觉得“再不需要落荒而逃了”，“我也不是个废物”。[29]这位“流浪的二傻子”，用他的误打误撞，终究找到了个体存在的意义。

其实不止是胡莘瓯，小说中的其他人，那些媒介时代的“废材”们，也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试图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就像小说中的四舅，他在看似封闭的乡村世界，也“觉悟”到“流量”的可贵，因为他笃定地相信，获得“流量”，成为“网红”，才足以证明自己并非废物。“蝴蝶脸”的李贝贝，本是为整容才来到北京，但身体的残缺，并不妨碍她的热忱与仗义，最后她也同样能直面自己的“无用”，焕发出更大的生命能量。甚至连慧行这个“机器小沙弥”，原本也只是一台早已报废的“送餐机器人”，因为“火锅泼到身上，红油烧坏了主板”[30]，竟然也通过AI“加持”，获得了极大的“进化”，重新变得“有用”。

这里最富深意的当属胡学践和老申，对他们而言，同样意味着“废材”的重新利用。尤其是对“老神”（老申）来说，不仅是“废材”的再利用，更意味着有罪之人的自我救赎。通过小说的隐讳展示，凤凰彩票已然清楚，这个传说中与“贱爷”神交已久的“老神”，堪称绝顶的电脑黑客高手。正因他早年间犯下了致命错误，直接导致塔吊软件失控，才发生了那起骇人听闻的惨剧，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便是胡学践和胡莘瓯父子。经过多年的调查，“贱爷”显然早已查明了真相，但出人意料的是，他选择了宽恕，他的宽恕其实也意味着对“老神”将技术用作正途的诚挚期待。正如他对“老神”所劝慰的，“你要有心，用你的能耐再做点儿对别人好的事儿，就算把债还上了”[31]。不仅如此，当“老神”毅然去山里建水电站时，“贱爷”还惺惺相惜地与他展开了合作。为了顺利解决水电站的技术问题，“贱爷”组装了那台性能强大的“数字堡垒”。正是在他的帮助下，“老神”将自己那“见不得光”的专业技能，运用到了为国为民的正道大业。后者开发了一套提高精度的新算法，解决了水电站机械模拟系统的改进难题。这对“老神”来说，不仅意味着“有罪”之人的自我救赎，也是对“贱爷”这一“废材”再利用的成全。“二十多年，他存活于另一个世界，却在这一个世界留下了壮观的痕迹。他也做过对别人好的事儿，帮他做到的还是‘老神’。”[32]他们从未谋面，却互为因果，也彼此成全。因此，小说所讲述的人在媒介中的成长，其实也意味着那些被社会所嫌弃的人与物，如何找到自己的价值与意义。

大概是在这个意义上，凤凰彩票才能理解石一枫对小说的感慨，“当了几百万年人，凤凰彩票仍然在学做人，可能‘学做人’才是人的本质”[33]。这里的“学做人”，本质上也意味着个体寻找自我的艰难旅程。这便正如胡莘瓯所念叨的，“假如真有一个‘我’，凤凰彩票都得慢慢儿找”[34]。获得成长的他，终于告别了创伤，完成了与自我的和解。小说最后，胡莘瓯在浩渺的网络世界里听到了智能机器人“慧行”给他讲的广播剧，蓦然发现“对方复制了自己，让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重新成形”[35]，这让他不再恐惧，反而感动起来，AI的记忆修复与情感慰藉由此可见一斑。然而新的疑问和思考也随之而来，当人工智能变得比人更了解人的时候，本真性的自我又该如何寻找？这或许正是石一枫为媒介时代的“怕”与“爱”提出的新的时代课题。

注释：

[1] 李云雷、石一枫：《“文学的总结”应是千人千面的》，《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0期。

[2] 岳雯：《“那条漆黑的路走到了头”——读石一枫〈借命而生〉》，《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2期。

[3] [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4] 刘威、王碧晨：《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5][7][8][9][10][13][14][15][16][17][18][19][20][21][22][26][30][31][32][34][35] 石一枫：《一日顶流》，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57页、280页、352—353页、418页、206页、242页、165页、160页、179—180页、139页、356页、19页、172页、205页、327页、323—324页、252页、409页、410页、294页、420页。

[6]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

[11] 贺绍俊：《图像时代的逃遁和寻觅——读石一枫作品〈一日顶流〉》，《收获》长篇小说2024冬卷。

[12]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23] 雪樱：《为“网生代”的爱与怕画像》，《文汇报》2025年5月16日，第11版。

[24] 石一枫：《流浪的二傻子——长篇〈一日顶流〉创作谈》，“收获”微信公众号，2024年12月21日。

[25] 徐刚：《那些“扑在尘土里也身上带光的人”——石一枫小说人物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27][33] 王雪瑛：《石一枫：“顶流”时代，如何做好一个人》，《文汇报》2025年2月7日，第5版。

[28] 徐刚：《“一枫式幽默”、巧合，以及小说里的道德热情——关于石一枫〈漂洋过海来送你〉的阅读笔记》，《当代文坛》2022年第3期。

[29] 参见石一枫：《一日顶流》，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第327—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