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日记》的释读空间——1947 年至 1953 年
1982年，周扬在为阿英一本书作序时说：阿英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敢于向伟大的鲁迅挑战，对这部杰出作品的评论并不确当”，“却提出了一个惹人注目的问题：阿Q时代到底死去了没有？”不过又说，1932年以后，我在“左联”、“文总”和阿英共事，“已不见当年那种勇往无前的青年锐气”。在以前周扬的心目中，阿英作为著名左翼批评家，是应该始终保持着冲锋陷阵的姿态的。但此时他已是另一个众所周知“觉醒”的周扬，所以，看不出这是在替阿英惋惜，还是为他庆幸。
这是阿英的简单履历：1900年正月出生于安徽芜湖一个钟表匠家庭，原名钱德富，另名钱杏邨。7岁入本地徽州小学，与李克农和赵景深同学。1913年考上省立第一商业学校，很快转入芜湖教会学校圣雅谷中学，旋又进萃文中学。1918年考中芜湖邮局邮务生，已端上铁饭碗（家里亟须这笔薪水），但不久辞职。他在上海中华工业专业学校读书，肄业到合肥、六安的农校和女中任教，其间与蒋光慈、高语罕组织过无政府主义组织“安社”。他和李克农以民生学校为掩护，办学联杂志《苍茫》，从事秘密活动，事情败露两人逃走（逃亡历时1月，行千里至汉口）。1927年同蒋光慈创办“太阳社”，编《太阳月刊》《海风周报》《时代文艺》《拓荒者》，成为中国革命文艺运动领导人，左联12位发起人之一。1937年上海沦陷，协助郭沫若办《救亡日报》；化名“魏如晦”创作历史剧《碧血花》《明末遗恨》《杨娥传》《洪宣娇》。1941年冬，携全家七口冒险来到新四军一师、三师地盘，办报、指导部队剧团和写历史剧《李闯王》。1947年转移山东烟台，又移大连。1949年协助筹备一次文代会，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市文化局长和文联主席。1951年任华北文联主席，后任全国文联副秘书长。不过，生活却出现了某些微妙变化，他与郑振铎被称为“现代作家中的两大藏书家”，一度有“坐拥书城”之名。
周扬评说和简历给人的感觉是：阿英有某种不安分的性格，因此半生被卷入时代的动荡之中，1947年至1951年则更剧烈。不过冀望过平凡家常、读书治学的平凡生活，仍然是他的心愿。然而他又是历史中人，文学中人，有什么历史能够决定他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的呢。在这种情况下，选读这段日记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当代文学被认为是对传统文化的断裂和超越，但也可能是重复；二是当代文学萌芽期，一定程度上也是现代左翼文学的嬗变和延伸；三是它还涉及“革命”和“日常”的关系。
一、“日记”版本变动里的阿英
阿英生活的这种双重性，很大程度反映在“日记”版本的变化中。
2025年5月10日，“《阿英日记手稿》与新中国文艺的发生”学术工作坊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阿英亲属就新发现的未刊手稿做出说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阿英全集》原收有《流离》（1927年4月至11月日记）、《敌后日记》（1942年至1947年日记）(7)和《平津日记》；这次，新发现了《烟台日记》（1947年）、《大连日记》（1948年）、《沈阳日记》（1949年），可以说结束了“日记”在时间上断档遗缺的状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闯入租界，阿英全家七口在地下党策划下秘密逃走（行前邀老同学赵景深同行，赵胆怯未允）。23日，两个儿子先行撤离，26日住西来镇。半夜发生敌情，紧急移往新四军一师一旅。次年初夏，一家人（70岁老父同行）七弯八绕从泰兴、如西、南通、东台、兴化和盐城（凡经九县），一路风尘地赶到军部阜宁。离开上海后，这竟变成他军旅生涯的常态（新四军很少有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各部一般都采用游击和分散行动，故行踪不定）。旅途之苦，令阿英《敌后日记》不免感叹：“天暗路滑，两手分牵希原、厚祥，冒雨以归，遍体竟湿”（1942年7月24日），“潮兴不小，初仅及膝，后竟至下半身全没入海中”，衣裤尽湿，行李车也落入水里，只能挣扎着而行（6月12日）。由于“一路情况紧张，始终持枪在手，随时备斗，过险境顿感疲乏”（5月31日）。全家人很少在一地停留两天，一夜换睡几个村庄也属常事。所以，在他形容比“入狱”还要糟糕的生活中，也会产生疲惫颓唐情绪，颇想在算命先生的“好签”中喘口气来：
居停为一算命先生，余乃戏询以何时打退鬼子，曾否算得。彼索八字，乃以武昌起义废历年月日告之。彼占算结果，谓鬼子本年八月，将没力气，明年则中国为火，人人害怕，鬼子必走（6月22日）。
这和作者以前认为“写日记”应有“趣味主义”的观点，恐怕大异其趣。“阿英年谱”告诉读者，苏中、苏北根据地五年（1942—1947），他的生活一直在颠簸之中：1942年年初被一师旅长叶飞挽留，给服务团演员讲文艺和戏剧方面问题，儿子钱毅、女儿钱缨则留在服务团戏剧组；1942年11月积极参加陈毅军长发起的“诗文社”；1943年随黄克诚三师行动，参与《大众知识》的编稿；1944年5月主编《盐阜报》副刊《新地》；1945年应三师副师长张爱萍要求，创作五幕话剧《李闯王》；1946年沿途收集两淮散落的古书、古籍文物和石刻拓片，因战事趋紧，将文物装箱分散埋在小王庄地下（解放后找回一部分）。年底奉命转移山东；1947年从临沂转移至烟台，再从威海撤往辽宁大连；1948年大半年在此从事工人文艺运动；1949年奉命经沈阳去天津……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他的行踪，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两个现象相类似：一是在现代中国，作家的“短期从军”曾为流行风潮，如郭沫若（北伐）、冯雪峰（长征）、《谢冰莹从军日记》，以及丁玲、柳青、孙犁和梁斌的随军经历；不过，与这些人相比，留下完整战地生活日记的，唯有《阿英日记》一本，所以其珍贵的价值自不待说。
《阿英日记》版本有一个突出特色，是它发散着战场烽烟的特殊气味。从版本角度看，它们有几个方面可以注意：
首先，要“弄清你要鉴别的是本什么书”，有关“什么时代的什么人撰述的”这一点，可说至关重要。阿英那时身份是作家兼新四军战士。“进门见到他身穿灰色棉军大衣，足登芦花老毛窝，手指被烟卷熏得暗黄。”因历经沙场，他“宽阔的脸膛上，已深深地刻下一道道抬头纹”，“刚硬的鬓发和浓密的胡茬也已略染微霜”。他的军人痕迹，被自然带到了日记的活动中；而撰写日记，又受到紧张和激烈无常战争条件的限制，这同他在上海亭子间里的写作，就有了天壤之别。这种文人从军发生异变的“战争心曲”，跟郭沫若1926年夏随北伐军抵近武昌城时的激动心情，有异曲同工之处。他在致郭安娜信中报告：“二十四日离开长沙；今晨八时顷到达此地。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从上述活动略知，阿英和郭沫若一样，是从上海亭子间的角度来释读“左翼文学”“中国革命”的，而战地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搏斗，则与他们的主观想象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日记”就很难保持着优雅、趣味和自在的姿态，因为那些纸张上浓烈呛鼻的战争硝烟，早已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旨趣扑灭（所谓旨趣之“泯灭”只能是临时看法。因为他1941年在上海光明印制局出版有《现代小品文钞》，解放初期在北平冷摊收购周作人文集，五六十年代又专心从事文物收藏，或可以看作某种“死灰复燃”）。
其次，《阿英日记手稿》纸张的变化值得研究。一位研究者说，国内“1952、1953年大部分出版书籍用纸是稻草纸”，“稻草纸全称，稻草半料浆或生竹半料浆纸。就是书籍页偏黄，有杂点黑斑的纸。我现在翻看这时期书籍，感觉纸张很是淳朴自然”。由于“阳光和空气作用”，这张纸极容易“发黄、变脆”，难以保存。借此往前推测，1942年至1947年新四军苏北时期的用纸，因敌伪军的多重封锁，恐怕连这条件也难以达到。受纸张质量影响，家属发现，1945年1月至10月的“五十余张”日记残稿，“均因水浸而文字漫漶，极难辨识，无法影印出版”。1946年下半年，根据“双十协定”，广东东江游击队和华东新四军北撤烟台，因而造成了中共当地《烟台日报》纸张的紧张。当地用芦苇、稻草、麦秸做草浆材料的造纸质量很差，因它易“发黄、发脆”。《烟台日记》的用纸，是作者从废纸上裁下再用，毛边参差，纤维粗细不匀，而且纸质透亮薄脆。由此想象，在各部门和同志们之间，当时纸张的“竞争”已趋白热化程度。1947年的大连，在日军军政部门逃离的现场，人们发现了许多“纸灰档案”。这种纸经过大火焚烧，故有此称。但经过“整理破译”，仍能依稀辨认出大部分文字的面貌，由此能够得出日军大连用纸的可靠信息（市民用纸，即使低于这种质量，大概也优于苏北、烟台时期）。因为这些变化，阿英《大连日记》（手稿）的用纸，是那种较正规的竖排纸型，所以他除少数日记横写外，大部分日记已恢复以前竖写的习惯。比如，1947年9月23、24日“日记”用横写，字小细密拥挤，不好辨认（这可能是烟台时期“省纸”的习惯所致）；到29日“日记”，字间行距逐渐疏朗，字也略大，变得潦草奔放；自10月16日“日记”起，字体变大，字句更加疏朗有致，颇为潇洒，甚至有了某种“大秀书法”的意思；这种书法风格，一直延续到1948年8月15日“大连日记”结束为止。
最后，“手稿版本日记”的变化，还出现在内容叙述的详略上。1946年12月24日（次日闻长子钱毅牺牲，年仅22岁），阿英奉命撤到山东，沿途敌机扫射，经郯城、高密、莱阳（在此被任命为华东局文委书记），至烟台。他对儿子惨死至为悲恸，以致不能自已，也属人间常情。因军旅繁忙，能看到《烟台日记》是写在临时裁下的纸片上的，多用横写，记事极简。还可看到常用断句，以“破折号”串联，故内容粗而不详。如1947年6月24日“日记”：“早饭后开会——法国医院——电线生——民教馆”；6月29日“日记”：“午饭——取鞋——买纸——新语1200得之”；7月12日“日记”：“大雨——××（字迹不详）——听广播……汝礼来——王萍送照片来——二团同志来”。另外句式极短。如8月13日“日记”：“天大热，上午拟上街，晨热中止”；
8月23日“日记”：“昨夜大雨，晨晴，晨饭后不雨，送牛奶时晴，晚又雨”。抗战胜利后，苏军占据大连，设立“苏管区”。中共以大连做掩护，将华东生产枪械炮弹的八家军工厂藏于该城（对外则称“建新公司”），干部战士均由军装改成便服。阿英远离前线，暂得其安，这是他军旅生涯中一段相对悠闲的时期。在细读中看到，《大连日记》已全部恢复竖写。9月24日至10月中旬字体瘦小，但日渐松弛，能够感受到作者较为轻松的心态。10月下旬之后日记，字体正常，书写风格复又逶迤潇洒，如22日“日记”：“中午观……小学生舞”之“舞”字，一竖下来居然还拉了一个长尾巴。有意思的是，阿英将采购的书籍、字画、文物清单一律横写，并夹几天日记之间。不妨晒出一部分内容供大家欣赏：
浮世画谱二编 女古状 太平志 豫州安西往生记 X士夜讨高名咄
青稞纸 某女乐园记 了调之叙 百箴钞 冬版画集 连环画22函
砖拓录 希之拓本 唐墓志（1947年1月27日）
印刷与纸之话（濑良倭喜太著）大同之石佛（小川晴昭著）
环宇访碑录 孙早衍二册 支那陶瓷之诸考察（上田茶铺著）
大同市佛寺（木下本太郎著）敦煌物语（松岗让著）（1948年1月30日）
大概是看到大连纸张供应比较充足的缘故，11月6日“日记”骤成狂草，字形更为放大，犹如文人骚客在那里尽情潇洒。亦能想到，经过大约一年的“自我疗伤”，阿英已渐渐走出中年丧子的哀痛，心情开始从麻木转为淡忘。
1949年1月3日至6日的《沈阳日记》，鉴于纸张优良，仍然采用竖写的形式。字体相较于大连后期趋小（属于正常），风格内敛，给人一种字斟句酌的文字感觉。而占《手稿》下册满满篇幅的《平津日记》《华北文联日记》，让人们看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常生活”正在超越“战争生活”，这就让阿英对文物书籍的搜集、鉴别和研究，变得更加系统和规模化了起来。
二、阿英的从军生涯
从1941年年底去苏北根据地，至1949年11月脱下军装（因“军管会”撤销），阿英一直跟随部队行动（除日军扫荡暂避海边“华成公司”一年多外），竟有长达八年的岁月。在这个级别的左翼作家中，此现象恐怕很是罕见。
《敌后日记》有详细记载：1942年6月1日“日记”，“达前石庄，司令部即前方政治部均在”，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叶飞派人护送。6月9日，在六甲镇见三旅政治部主任晤吉洛（姬鹏飞），七团跟日军的战斗刚刚结束。两天后见到一师师长粟裕。14日，抵停翅港军部，与阔别13年的彭康重逢（原太阳社成员），拜见陈毅军长和夫人。据日记及其它材料，阿英1947年前的军旅活动，大部分在黄克诚任师长的三师范围。略述如下：应三师要求，将《碧血花》《海国英雄》两剧第二幕合并一剧，改名《郑家父子》，由该师鲁工团演出；1943年4月7日去八滩战地采访；参与《大众知识》编稿，其间抄写陈毅诗稿二十余首，附文二题，装订成册呈送作者（在天津曾有为黄克诚作传意图，黄说需呈报“组织”同意）；1944年，为三师八旅文工队排演苏联高涅楚克话剧《前线》；次年3月应副师长张爱萍要求，创作五幕话剧《李闯王》，12月任华中文协主任（黄源为副主任），继任华中建设大学文学院院长。阿英写《李闯王》，是因受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触动（该文被毛泽东欣赏，列为“整风材料”）。文学史在讲述重庆历史剧的政治效用时，容易忽略在前线苏北的“李闯王热”。李一氓有京剧《九宫山》、夏征农有《甲申记》（另一说为沈西濛所作）、阿英有《郑氏父子》等，阵势并不算小。另外，阿英为“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版所作《李闯王》“写剧杂记”，也可以拿来一读。
该“杂记”以托尔斯泰“以历史还历史”的观点为凭据，大概说了两层意思：一、既然是“历史作品”，就应该还作品以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谓“历史的真实”，只是“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当前的真实”。让人物披上“古装”演现代事，虽然氛围变成现代的了，可那不是历史作品；二、历史作品的含义，在于能批判性地写出“历史的真实”。观众看了这些历史剧后，可以了解历史上某个阶段的人与事，世界是怎么发展进步过来的，还可以在历史事件中，学习到丰富宝贵的历史教训，来警惕和教育凤凰彩票和后来人。像根据地的文人一样，阿英强调文学作品对部队指战员的教育鼓动作用。但结合该文，也可看到他在认真研究和分析李闯王人物的性格特征：
李闯王的性格很“粗犷”，但有时又“细致”。他很“豪爽”。有时却又“狭隘”。他“猜忍”，但在某些场合又“仁慈”。他“勇猛”，但在某些场合又“机智”。他的性格多性，复杂性、矛盾性，依随着他的思想（封建的农民思想、流寇思想，与帝王思想），反映到具体的事件上，就形成了他在农民暴动史上性格的独特存在，不是陈涉、吴广，不是朱元璋，也不是后来的洪秀全……而是李闯王。
总之他认为，李自成的成败都源自于他强烈鲜明的“马上皇帝”情结。“先十日演礼与别殿。贼拜起急遽毫无威仪”。有人告曰，“故事，拜起听引礼者为节，请习之。”他立刻本相毕露，“贼大怒，褫衣脱冕，戟手而言曰：‘我马上天子耳，何用礼为？’”……
阿英重视工人文艺活动，与他与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总工会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他相信，只有动员工人等底层社会群众的斗争热情，才能保证中国革命获得成功。这一理念，将他武汉、大连、天津工人文艺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苏北时期的演剧经历，实际是其思想观念富有弹性的延伸。从“日记”材料看，阿英1947年至1948年在大连的工作是“工人文娱工作”“早饭后与刘教授”，“布置修理厂文化俱乐部室”。（1947年10月25日“日记”）……此类内容，在日记里多次出现。出于工作方便，阿英成立文艺研究小组，下设戏剧、音乐、文艺、美术门类。他这段时期，能说得上是成绩斐然：1948年5月，在建新公司工友绘画展览会展出80位工人147幅作品；8月在“关东艺术活动周绘画展览会”，展出90位工人作品，其中有长篇连环画《关东人民翻身史》。阿英的热情没有白费：1949年9月全国举办首届美展，大连建新工人作品首次选入“工农兵作品陈列馆”。1950年3月，他主编的《工厂文艺习作丛书》，在1000余幅建新工人绘画中，精选出18幅和4套连环画。……应该说，在现当代中国，工人文艺作为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件，曾经发挥积极配合和声援的功能。但不能不看到，由于工人文艺不能独自存活，革命成功以后，它耀眼夺目的光芒也会随之褪色。因为这种“短期性”“任务性”的性质十分明显。出于这一原因，它后来的挫折，不仅发生在指导排演“工人戏剧”吕荧的故事中，也发生在解放初沈阳、大连、唐山，以及一度朝气蓬勃的“大跃进民歌”运动中。
1949年春，阿英乘军用列车从沈阳抵达天津军管会报到（见4月14日《平津日记》）。几天后，他“到周彬处取得美国左轮一支，弹五十颗”（“卡宾枪尚未送到”。4月18日“日记”）。他没想到，自己又被抽调北平协助周扬筹备“一次文代会”（5月10日“日记”）。出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后，也不知何去何从（黄克诚曾有让他去上海跟随陈毅，或与自己南下湖南的建议）。他是华东干部，中组部却认为他有必要留津工作，因为天津急需人手，且又在“接管”的窗口期（5月11日“日记”）。他跟刘教授说可为天津做两件事：一是举行工人美展和苏联美展；二是训练各厂宣教干事开展文娱工作（4月15日“日记”）。可是，在占领和接管之后，这座城市地面环境和人事的复杂，已远较于根据地时期。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的人们，大概不会想到，一个正在迎来的新社会将会带来什么。一方面，一个大时代的宏阔场面已呈现在人们面前：
晨6时出发，行10余里，开始看到浓烈的战争气氛。一排排装甲车、榴弹炮隆隆而过，一大队俘虏押下来了，衣帽不整，十分狼狈。刚刚撤出战斗的年轻战士们，大声谈论着，开着玩笑。一会儿，几辆马车缓缓驶来，赶车人不象平时高声呼叫，旁边扛枪的战士也沉默不语。原来马车上洁白布罩下，是凤凰彩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的遗体。凤凰彩票站在路旁，低下头来……
凤凰彩票于1月16日下午到达天津市，从西门外凤凰彩票仍看到战火硝烟弥漫，碉堡倒塌，敌军尸体横卧，全部民房被毁，解放军押着一队队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往城外集中，老百姓未敢出门。凤凰彩票乘坐的卡车开至市内，逐渐看到有工人、学生的纠察队和解放军一起打扫战场清理路障……天津军管会外事处已在“公益大楼”成立。开始了紧张的接管工作。
一个多月前，天津战役临近决战阶段，在“以‘北方苏杭’著称的名镇胜芳，集结了7000多名朝气蓬勃的干部”，准备进军占领天津。在夏衍的《懒寻旧梦录》里，也有这种大批军人、干部集结在镇江丹阳一带，集中培训，预备接管上海的记述。夏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没到过解放区，他说，“一位管总务的同志等在门口，发给我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穿上这套军装，就算入了伍”。不过，当他在分配任务，露出对“管理他人”有畏难情绪时，陈毅却爽快地做工作说：“凤凰彩票当兵的人讲话，交代任务，总是‘不许’、‘不准’、‘一定要。’”……大家马上大笑了起来。
另一方面，军管会文艺处则亟须接管这个烂摊子。军管人员不习惯的是：天津是一座市民气很重的城市，全市中外报纸20家，外文4种；娱乐场所142家，各类艺人3500多人。南市是“三不管”地区，类似北京天桥，充斥着各类戏院、书场和妓院，这是吃喝玩乐杂耍之地，每天观众接近10万人。军管会干部像在“微服出访”，人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因为凤凰彩票穿的那套旧棉军装和坐在那里听戏听书的老百姓”十分不同。工作的困难是，既要禁止封建迷信、色情表演，也不能粗暴干涉市民找乐子；既要维稳，打击横行霸市的黑社会恶棍，又不能禁戏，造成艺人失业严重社会问题，这就使“极不健康、低级下流以至色情表演比比皆是”。有的戏院老板，竟跟军管会玩起了“捉迷藏”：“他们到演出场所巡视，经常发现有随意修改节目，甚至增添色情内容的情况。一旦发现有干部去看，又改换内容。”阿英有一套应付策略，他的做法，是用软性手法维持京剧和其他剧种的演出繁荣，同时办娱乐小报《星报》来团结广大的爱国艺人。这种人性化的“统战”工作，使他受到京剧界和艺人的欢迎，但也为他的后来埋下隐患。
首先“爆雷”的，是在京剧表演家梅兰芳的“新瓶装旧酒”上。1949年11月，梅兰芳在接受天津《进步日报》记者张颂甲时提出，京剧改革要“移步不换形”。第二天，这篇题为《“移步不换形”——梅兰芳旧剧改革》访问记，在该报登出后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圈内名家说这是宣扬改良主义观点，与京剧革命的要求背道而驰。阿英急报中央，据说周恩来（另说是陆定一）考虑梅兰芳是戏剧界的旗帜，建议天津妥善处理，但捅了娄子的梅被告暂时不能离津。直到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梅兰芳重新修正观点后才得以脱身。其次，是阿英出于尊重艺术界名家的考虑，对他们来天津演出都迎来送往，甚至跑到车站去接，宴席还陪于末座（阿英为天津文化局局长、市文联主席，当时属于高级干部）。前面是上海女明星陈燕燕“一幅娇滴滴的样子”，“立即激起一片非议”（阿英和她在上海是熟人）。后面是送京剧艺人吴素秋的“风波”。一位同志愤愤地说：“局长随便送人，成何体统！”还有一位潦倒的话剧老导演，仅仅是路过天津，在设宴招待时，阿英居然没有坐在“圆桌”的“上首位置”！但相反的评价是：阿英总给人一和蔼长者的感觉，平易近人，从来不拿官架子。
因为有在上海办小报、小刊的丰富经验，阿英主张办“趣味性”小报《星报》，认为既能引导艺人对旧剧旧戏的改造，利用他们为新政权争取大量市民，也能给他们“以文换酬”的平台。这份由郭沫若题写报头，周扬、茅盾、田汉、曹禺和老舍题词，推出章回体长篇小说，报道戏曲相声演出消息的通俗报纸一经出版，立即受到广大市民读者的欢迎。京剧名家周信芳看后不禁感慨道：北京、上海怎么没有一家这样的报纸？！但它马上被要求停办。上级领导黄松龄对阿英列举的结论（罪名）是：一、他以文艺统一战线和旧剧改革之名，钻到旧戏堆里去了。这与培植工人文艺创作活动本末倒置；二、阿英同志在面向工人、面向生产的根本方针上，不是越来越清楚，而是越来越糊涂；三、他提出过去的文化艺术应该辩证地看，等于模糊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四、以“趣味性”代替“革命性”，实际是走入了为文艺而文艺的象牙塔。在“日记”里，与阿英关系和睦的黄松龄，等于是对他下了逐客令。这也意味着他漫长的从军生涯正式结束。
事实并非像指责所述，倒是在1950年至1952年间，阿英曾为编辑《工厂文艺习作丛书》投入大量精力：《工人写作讲话》（钱小惠作）、《织布机翻身记》（何苦创作）、《工人创作画》（钱小惠编）、《王宝林结婚》（何苦创作）、《工厂素描集》（田零、孙桂桐作）、《海河散歌》（王昌定创作）、《死车的复活》（钱小惠作）、《下厂与创作》（阿英作）、《工厂美术工作与新闻工作》（程默作）、《把冷了的火炉烧起来》（何苦创作）、《开花结籽》（余晓创作）、《天津工人画集》（钱小惠编）、《满堂红》（任伍创作）、《控诉》（王昌定作）、《工人歌曲集》（天津市音工团）、《光辉灿烂》（任伍创作）、《工厂里的战斗》（何苦创作）、《小翠》（吴继云作）、《老歪和破耳朵》（史林壁作）、《皮猴》（腾鸿涛作）、《为了祖国》（鲍昌创作）、《擦车》（阿凤创作）、《潘长有》（张谛作）。
三、作为收藏家的阿英
黄松龄所说“走入了”象牙塔，在阿英身上，并不都是捕风捉影。
在他“日记”中，有在战争间隙搜求各种旧书、字画文物和编写目录的翔实记载。例如《敌后日记》：发现有苏北唯一的木版本小说《觉世名言》，于是借来披阅（1942年8月4日）。从旧刊剪下《宝文堂书目所录宋元明人话本内容考》和《古印与木笺》（8月25日）。访阜宁庞老先生，阅他自藏古书数种（9月6日）。碰巧看见顾炎武《音乐五书》（9月17日）；派老郑送藏书两箱、木刻一包、寒松书一包。另得知车左倬家富有藏书。（1944年3月25日）。命车夫运6、7两箱至汪朱，整理瓷器箱（1946年10月30日）。将“次书”和“假画”藏匿张集。同时细阅“弹词《风流趣》（乾隆刻）残册”（11月29日）。瓷器一箱，杂件一箱，蒲包画卷一，拟在学地村埋藏（12月30日）；往山东沂水县访古塔（1947年2月16日）。于招贤镇搜到《迂斋学古篇》《尊水园集略》等元明清古籍（3月13日）。又将一个装满古籍的箱子，埋于临沂某庄，计数十册（4月7日）。得读《袁中郎全集》（4月14、15、16日）。收山东“年画（5月1日）。又得山东“侉画”（北方民间工匠所画。5月6日）。在一冷摊见宋磁笔洗、玉片刻马、明墨（5月11日）。闻“邻室有古书甚多。急往视之”。（5月15日）在胶东图书馆抄录“元版”、“清版书”（6月5、6、7、8、10、11日）。上述五年，由于战事紧张，转移频仍，阿英收藏的特点是一边“买文物”、一边将它们埋藏；再如“烟台日记”，以买古书、收画和拓片的时间为记：1947年6月25、28、29日。7月7日。7月14、17、20、22日。8月9、11、14日；又例如“大连日记”：1947年10月8、9、10、16、28日。11月12、21、22日；1948年1月6、22、23、30日。2月2、3、5、6、7、19、20、25、28、29日。3月3、4、6、9、12、13、14、15、18、24、25、26、28、30日。4月1、3、4、6、8、11、15、20、21、22、23、26、27、29日。5月6、9、12、16、17、18日。这时期日记给人的印象是，阿英长达六年的战争生活即将结束。宁静和平的大连生活，促使他陷入“狂购”状态，有时竟连日购买；另见“沈阳日记”：1949年1月5、6日。以及“平津日记”。他迎来购买文物的另一个高潮期（且在协助周扬筹备“一次文代会”的间隙），密度明显超过大连：1949年4月22、23、29、30日。5月6、7、13、14、15、16、17、22、23、24、25、26、27、28、29、30、31日。6月1、2、3、4、5、6、7、9、10、11、14、15、21、22、23、25、26、27、28、29日。7月3、4、10、11、12、13、14、16、18、19、20、21、24、25、26、27、29日。8月1、2、3、4、5、6、7、8、9、10、11日（日记中频繁出现的“隆福寺老头子”，疑为北平文物市场颇有声名的古董商）。最后，不妨披露三件趣事：一是“借钱”购物。日记自烟台、大连就有这方面的记录，至平津时更甚。借钱最多者为“文艺处”、“黄部长”（黄松龄）、李一氓、李克农等；二、在钟伟将军（天津警备区司令）的客厅，无意窥见有两尊一人多高的嘉庆、道光（又说是乾隆）花瓶，断定“敌资”，于是派人“顺走”（当然是经钟许可）；三是在搜集古董过程中，倾力购买冷摊上的周作人绝版书，有20件之多。他十几年前编辑的《现代小品文钞》曾收录周作人名作，未承想在世事之变后，后者的地位竟屹立不倒。
敌后五年，阿英在苏北、烟台和大连东奔西突（住处四边常有激烈枪炮声），日记难免有未记、漏记。可阿英嗜书如命，他行军兼找书运书，或干脆抄录的旧闻逸事，一时在根据地传为笑谈：黄裳回忆，阿英搬不走就埋伏和抄录，“他向李一氓借来了道光刻本陈文述的《画林新咏》，抄下了有关王子若的资料，这是精于抚刻汉唐碑石的名手，曾为高凤翰刻《砚石》”。陈允豪说，敌人扫荡时，阿英搬家的行李主要是书。民工推装满书的小车，阿英、钱毅父子则在前后拉扯（这副“形象”，在战火纷飞的战场确属罕有）。沙惟说，阿英有两只装书、日记和手稿的藤箱，从上海带到苏北，从烟台、大连带到天津北京，在棉花胡同甲24号，我曾见他与书箱睡在一起。戴煌说，大概历史上也少见，“这位著名的大文人，竟能带着大量旧书和字画，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平原和野草漫漫的黄海之滨来来回回地奔波着。其劳苦，简直叫人不可想象”。阿英在《平津日记》中坦承，因大连运来的文物，运费数目巨大，个人难以承担，还曾向老首长黄克诚开口挪借（秘书姓侯）。但“打电话与侯秘书，无人接”（1949年4月19日“日记”）。幸亏这件事最后无疾而终。
阿英在北京，有一个彼此品鉴的“文物圈子”，郭沫若、郑振铎、李克农和李一氓等是固定的成员。解放初期，在北京的革命干部身上依旧保持着传统文人嗜好文物的习气，康生、陈伯达和江青平时相当高调，私下里却都有自己的“藏书印”。据黄苗子回忆，当时阿英住棉花胡同，除李一氓、齐燕铭和徐平羽常来，“还有一个福建口音的人，也常到棉花胡同借阅阿英同志的明版书”。这个“福建口音”的人，就是陈伯达。不过到了特殊年代，他对这些文物就改借为抢（派人掠走）。在当代中国，上述现象的确令人困惑不解。不过，如果考虑到这仍然是一个新旧时代的交替期，新事物的建立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而旧事物的消失、湮灭，也不会很快发生，那么一种相当传统的心理、习性和嗜好，也将会伴随历史的发展而长期地存在。正由于如此，周扬1950年在燕京大学讲演时就说：“凤凰彩票对旧文化、旧文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有人嘲笑过凤凰彩票，说共产党没有文化，不要文化”，这其实是一种武断粗暴的判断。因为在今天，“凤凰彩票应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继承和保护“民族遗产”。也因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早有极明确的说明：“中国现时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凤凰彩票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有意思的是，从未听说过周扬收藏文物，虽然他做过分管文物管理的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阿英日记证明，这些朋友都是琉璃厂、隆福寺的常客。单独游览，或在人群中碰到后，大家再结伴到刚去过的地方“重游”和“复去”。熟悉历史的人们知道，二三十年代在上海，40年代在桂林、重庆、昆明，现代作家游逛文物市场也都是这种情景，这一幕仿佛就在昨天。1949年6月5日：阿英“与厚祥逛市场。旋沫若同志来。同游至六时归。沫若以所得琉球瓶一见赠。”“为沫若兄去看‘顾二娘砚’，不见佳。”（6月8日）“晨，迟周扬同志，至十时许始来”（是为另一件公务）。“遇沫若，又复重游，后再同至东安市场。”归途中，见有舞女俑二，索一万五千元，交易失败（6月10日）。郭沫若亦有书信回他：“《太平广记》及《云栖记事》送还，有关材料已见新旧唐书”也。另，“戴佩荃（频南）的《频南遗草》，你处有否？急望一阅”。又如，阿英与郑振铎、李一氓同游琉璃厂、隆福寺文物市场的经历也有几处：“饭后，同访振铎。旋去琉璃厂看碑，遇雨”，“一氓买得《伊秉绶尺牍》”。（6月6日）二时，一氓、达斋来，遂与振铎同去琉璃厂看书。我见到双鸟汉墓盖一，《万寿山五百罗汉》（专去过两次），议价未成，“殊可恶”。（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虽社会风气新变，但北京古董文物商人囤货私藏，对嗜好文物的革命干部哄抬物价的事例仍然不少。有趣在于，凭借他与李克农（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同乡发小（同学）、共难朋友（大革命时一起逃亡）的特殊亲密关系，他对后者则经常“揩油”（“向克农拉动一万”。6月3日）和“到克农处，取来十万元”（7月10日）、“借书”（7月3日），以至某次将其文物当面“顺走”（读之不禁一笑）——考虑到两人情同兄弟，克农1962年故世后他仍眷顾亡友子女的感人事迹，这种朋友间的“巧取豪夺”实在不值一提。
阿英1951年夏离津赴任，先后任华北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副秘书长，在北京生活了26年。北京故旧书肆在公私合营为中国书店前，曾经各霸一方。东安市场、西单市场、隆福寺书肆林立，演乐胡同、国子监、琉璃厂海王村文物也都不少，故只好辛苦他在东城西城风尘仆仆。在这些书肆中，人们经常见到阿英矮胖的身影。慕湘说，我常和一位年长的人前脚后脚到书店转悠，“在演乐胡同那座前后屋连接一起的阴暗大厅里，在国子监那长长的高大陪殿里，不管是汗流浃背的炎夏，或是手足冻得麻木的严冬，凤凰彩票逐排逐架地浏览着、翻检”，后来才知，这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阿英先生。两人认识后，交换书讯，彼此通信。阿英所有文物被陈伯达派人窃走，慕湘还曾利用军人身份，帮他到府学胡同文管会库房秘密查询。对阿英解放后的收藏生活，慕湘的文章记述最详。另可做材料的，是上海古旧书店王松泉和苏州江澄波的追忆。从1933年到1977年，王松泉与阿英相识四十年，他在上海做过其文物助手，依稀记得阿英在大雨中赤脚蹚水去朱家收藏品的情景。江澄波说，1958年，当得知他们刚从苏州吴县洞庭东山购到一批晚清用土纸和油光纸石印的《游戏报》《飞影阁画报》《图画日报》，阿英很快从北京发来“画报快购”的电报，请其“暂留”。1963年，阿英立志收集竹枝词。《胜溪竹枝词》为吴江柳树芳作，为清道光年（1824）刊本。《珍珠旗》全称《新刻雅调秘本珍珠旗全传》，共56卷（回），系《五虎平西弹词》的续集。而清乾嘉间云龙阁刻本，传世甚少。阿英四处搜求，可知难度极大。好在他主要搜集晚清小说、戏曲、笔记、野史、木刻版画和石刻转刻拓片。郁风在阿英家看过《红楼梦》各种版本的插图、清初桃花坞和杨柳青年画。姜德明见过他的“晚清、民初的杂书和革命史料”。黄苗子说他宋版书上有“士礼居”的藏书印，“那就更增加了书的身价”。还有人说，阿英交道口棉花胡同甲二十四号的住宅，屋里靠墙全是玻璃门书柜，南开门后一个小院，里外也都是书和文物，“浏览了整个下午”还没有完……
四、“回顾一下凤凰彩票这些人走过来的道路”
20世纪40至60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1958年，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在反击丁玲、冯雪峰等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同时，也对文艺界发出了“继续革命”的号召。他说：
人们也许要问：丁玲、冯雪峰都是老党员，老左翼作家，他们怎么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呢？从他们的事件中，凤凰彩票可以吸取一些甚么教训呢？
回顾一下凤凰彩票这些人走过来的道路。凤凰彩票中间的许多人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地主或其他剥削阶级的家庭，就教养和世界观来说，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凤凰彩票带来了科学和民主，也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潮。那时凤凰彩票急迫地吸取一切从外国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在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凤凰彩票的。到后来凤凰彩票才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凤凰彩票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但存在于凤凰彩票脑子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情绪和习惯却没有根本改变。凤凰彩票有了一个抽象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支配凤凰彩票行动的却仍然常常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冲动。凤凰彩票和工人农民没有结合，甚至很少接近。民主革命是凤凰彩票切身的要求，而社会主义革命还只是一个理想。那个时候，凤凰彩票许多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如说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个人主义的影响在凤凰彩票身上长期不能摆脱。……凤凰彩票中间许多人就是通过个人奋斗走上革命道路，背着个人主义的包袱参加革命的。
这对整个文艺界当然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周扬这篇文章，是针对丁玲、冯雪峰等一伙的。又不仅仅针对他们，也宽泛包括了大多数组织上虽是革命者，但在“思想、情绪和习惯却没有根本改变”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尤其是他提出，“民主革命是凤凰彩票切身的要求，而社会主义革命还只是一个理想”的时候，该文覆盖面就更大了。可是，如果考虑到阿英与丁玲、冯雪峰并无直接关系，不属于他们那个宗派等原因，在周扬等人心目中，还是认为阿英与他们是有本质不同的。
1949年到1958年，在当代文学初创期，文学的发展方向是有多种可能性的，似乎也不乏“探索”的空间。这种情况下，在同属于左翼文学阵营的周扬与丁玲、冯雪峰之间，在理解什么才是“当代文学”时，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用文艺能动地参与革命斗争实践、为政党利益服务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在究竟是通过具体的创作实践、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手法，还是到借助“理想”，通过理论阐释和概括来服务革命斗争目标这一问题时，却出现了激烈争论。丁玲提出作家到群众中去“落户”的口号，也不断在重复毛泽东“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的主张；与此同时，她又主张，一个作家“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读了有所收获，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发现在里面，要有站起来的人物”。到后来，这些文学散论被抽象概括成她的“一本书主义”，和“猖狂的个人主义”（周扬、张光年、康濯等）。1928年，冯雪峰提出要“毫无惜情地弃去个人主义立场，投入社会主义，以同样的坚信和断然的勇猛去毁弃旧的文化与其所依赖的社会”。另一方面，他也批评50年代的“奉命写作”，强调“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还想与丁玲创办“同仁杂志”，探索作家批评家“个人”能否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思想土壤中重获生命力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他联系我国当时文学创作的实际，对“文艺创作是可以不以生活出发”，“可以凭一种概念或一种公式去决定主题，去创作人物形象”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周扬在把“文艺”作为革命理想、任务和目标服务的特殊样态时，倾向强调其整体性，而反对把文艺再肢解为审美、题材、体裁和手法等不同方面。依照这种逻辑，他会将作家“个人”与革命“集体”对立起来，把作品的审美、感受、人物塑造及手法，当成是“背着个人主义包袱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没有改变的“思想、情绪和习惯”。
事实上，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一旦涉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思想概念时，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它们之间的界线。也不知道科学的“标准”究竟在哪里，到底是什么。这就在掌握政策和证据时，留下难以填平的漏洞和缝隙。人们与其是在做关于真理的辩论，不如说是在为“概念”而较劲。在当代文学芜杂丰富的档案材料里，这样的辩论不计其数。人们似乎听到了某种执着珍贵的激情，似乎也感受到了双方心理上无法抑制的疲惫和生命不断被磨损的痕印。
奇怪在于，历史上与阿英共事，新中国成立后又直接领导他的周扬，为什么对这位先生半公开的收藏行为，却始终抱着“熟视无睹”的态度？（见1956年9月12日“致周扬信”，及其它地方的多封书信。他不会不知道阿英和郑振铎都是收藏界的大碗。其原因，只能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方面，这与周扬没有把他列入批判和清除的对象，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相信收藏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在“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在思想上、感情上跟自己“文化遗产”的理念是契合的。也即与他的不仅要“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坚信“继承民族遗产，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思想政治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但能够无形地感受到，阿英与掌握着文艺界领导权的周扬派之间是有明显的“游离感”的。然而，组织和感情上的缺乏纽带关系，并不等于他们在理解什么是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理解“当代”与“传统”的继承关系，在建设一种更为丰富和包容性的“当代文学”的重大问题上，是一种对立性的关系。而从主管文化部、分管文艺界的周扬，在讲到这些问题的报告讲话和文章里，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理解和分析，与阿英默默从事的文化保护与积累工作，往往又是比较合拍的。这里面，实际是有“两个周扬”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文艺报》上，郑振铎发表过多篇以“伟大的艺术”为总标题的论文，例如“楚民族艺术”、“殷代的艺术”（上下）、“新郑与浑源”、“两汉的艺术”，等等，以及其他考古新发现为依据的研究论文。阿英在该报的文章有：《中国古代的民间舞蹈》（1953年第9号）、《屈原及其诗篇在美术上的反应》（1953年第10号）、《中国诗文中的埃及》（1956年第18号）。从“弹词”“七奇图说”、“小拓片”角度考证）、《晚清期刊述略》（1957年第35号），以及若干篇以“旧事重提”为题目的考证性文章。他的《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红楼梦版画集》（1955）、《晚清小说史》（1955，重版）《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小说闲谈》（1957）、《晚清戏曲小说目》（1957，重版），包括《晚清文学丛钞》（1960）等，也在这个时期出版。而就在这个阶段，人们看到的是，《凤凰彩票夫妇之间》《关连长》被批判，胡风、丁玲、冯雪峰、朱光潜遭到整肃，过去的熟人朋友郭沫若、曹禺和老舍等变得越来越激进。相较于不断“进步”的冯沅君、陆侃如、刘绶松和王瑶，他和郑振铎确实也给人一种“落后”的感觉。在历史上，阿英和郑振铎是更资深的左翼革命作家，从道理上讲，是应该比上述这些人还要“思想进步”的。如果按照周扬“回顾一下凤凰彩票这些人走过来的道路”的逻辑来分析，那么由投身军旅，到创作教育干部汲取历史教训的《李闯王》，积极推动工人文艺运动，再到沉浸在晚清小说、戏曲收藏和研究之中的，大概就是充满自身矛盾的“两个阿英”了。在这个意义上，在他和郑振铎身上，不能说完全没有周扬所指出的，“凤凰彩票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但存在于凤凰彩票脑子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情绪和习惯却没有根本改变”，“凤凰彩票有了一个抽象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支配凤凰彩票行动的却仍然常常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冲动”的表现和嫌疑。进一步说，确实存在着“对我国知识分子来说”，“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是比过民主革命这一关”要难这个更严重的问题。
阿英并不这么看。这又是他与周扬不同的地方。他在《〈晚清文学期刊述略〉引言》中说，1956年11月，凤凰彩票和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全国文学期刊展览会（1902—1949），展出的晚清文学期刊，如《绣像小说》《新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很受文艺界欢迎”。我编这部书录，是要告诉读者当时文学流派、创作成果和文学运动“是怎样结合政治运动走”过来的，如果“提到文学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的高度，我想多少是能以看出个概略”。他又说，从“弹词”“七奇图说”“小拓片”等文物，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埃及把苏伊士运河主权收归国有”的感情，因为文物考古能够证明中埃人民的友谊传统。他还在《晚清戏曲小说目》重版“叙记”里强调，搜集整理研究古籍文物，也有“激励民族气节”的价值，“其用心则诚如振铎同志所言”。潜台词是，他不认为“当代文学”就应该是天天“打打杀杀”，而应该是“远与近”的辩证关系；它需要有长时期文化建设的深厚基础，应该、也必须是从我国“伟大的艺术”传统中来（郑振铎语）。它并非从天而降，在沙漠土堆上建房，而应该是与传统文化遗产的结合中“推陈出新”的结果。幸运在于，在思考当代文学发展多种可能性的问题时，阿英不是孤立一人。秦兆阳（何直）有文学艺术不仅要“为当前的每一个政治任务服务”，“而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说；胡风有继承鲁迅传统，“向苏联作家和古典作家们学习”，“凤凰彩票的现实主义才能成为如它本身所要求”的“现实主义”说；即使有时会摇摆的周扬也认为，“《红楼梦》社会真实的道德力量”，就是确立了“人要自由恋爱”，因此“林黛玉就是美的典型”，那是“灵魂的美，其实道德的力量就是有这样的美的”；而“有时”，凤凰彩票也容易太过忽视这种“艺术的美的作用”。只可惜，这种“少数派声音”，后来完全被主流化的“文学浪潮”所淹没。他们都为自己的真诚思考，付出了悲剧性的代价。
五、“走出彼得堡”
到了1975年，任犊在一篇题为《走出“彼得堡”！》的文章里说：
为什么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这是……在分析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及这场斗争在高尔基身上的反映后得出的必然结论。很奇怪，广大工人农民正在为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浴血奋战，而当年曾热情欢呼过革命暴风雨的高尔基却在抱怨……甚至还发牢骚说自己和共产主义的“分歧在加深”。——发觉身为工人作家的高尔基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脱离了工农群众，把自己困于彼得堡内，“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因此，（于是）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写了一封长信，告诫他“要彻底改换环境，无论是接触的人或居住的地方，或工作都得改换一下”，走出彼得堡，“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
显然，对于“彼得堡”，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称来解读。走出“彼得堡”，就是冲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圈。这个问题提出于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一九年，因此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
在俄国人的心目中，莫斯科是政治首都，彼得堡是文化首都。普希金和“白银时代”及后来受其影响的作家和诗人，有很多是彼得堡人，或在那里长时期生活，如勃洛克、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等。任犊文章就发表的特殊时期，这个上海写作组的思想渊源、背景和行为宗旨来说，它的评价，当然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后十六年的整个文艺界。
依照任犊的担忧，和在“革命”与“建设”的平衡中越来越焦虑的一部分人士，他们感觉：解放初涌进北京和各省会城市的知识分子，此时都住在“彼得堡”，而蜕变成了“脱离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正在被后者“包围”。丁玲在谈到去基层对于创作的意义时说：“为什么要下去呢？那就是因为凤凰彩票的日常生活是在上边，是脱离群众的，而凤凰彩票又要写下边的这些人，因此要下去。”然而，是否“到下边去”，就能够脱胎换骨，跟上级组织和群众保持一致呢？在刘白羽看来也不一定：“一年多来，她愿意到四川到四川，愿意到云南到云南，愿意到太湖就到太湖”，可是“她对党是采取了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周扬是号召作家下厂下乡最积极的一个人。这是他相信，如果不“从实际行动、从日常生活的思想感情上，去和工农群众结合的时候，这个结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作家不对“群众生活”“亲自体验、观察和研究，从而得到深刻的感受”，那么他也不会真正拥有写作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基础”。不过，有人正是在这里揭开了他的“真面目”：“他同胡风一样，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作家深入到工农兵斗争中去，甚至狂妄地说‘不去，也还是可以结合的’，‘凤凰彩票和工农是要分工的’。”事情总是辩证的，因为存在两方面的情况。周扬在引用列宁1905年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时，称连列宁也说“这个部分不能和其他部分‘刻板地一样看待’”，“文学事业最不允许机械地平均、划一”，“在这种事业上必须无条件地保证给个人的创造性，个人的爱好以广大活动余地”，包括思考和“幻想”。但是当现实需要重新评估它们的时候，“个人创造力、“爱好”“幻想”等等，顷刻间又会变成与“彼得堡”“资产阶级”相同性质的东西。
1941年到1951年，是阿英与工农兵结合最密切的时期。对于历史地、完整地了解他的精神世界，这是不应该被忽视的部分。他这边，“指导新四军三师鲁工团排演了他的古装话剧《郑氏父子》”。而这边：
当戏演到郑成功拔剑把桌子的一角砍下，以示自己宁死不屈的决心时，全场群情激昂，三师参谋长彭雄甚至禁不住就喊了声“好快的剑！”（笔者按：部队首长黄克诚、张爱萍亲临观看。彭参谋长后来在返回延安时不幸牺牲）
他这边回忆，响应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的提议，我根据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编写话剧《李闯王》。“到5月6日，才在益林郊外广场”指导八旅文工团把戏拍完。而那边，“一队队的参加阜宁城战役的营以上干部”和大批群众就涌来看戏。黄克诚写信感谢说：这戏“给正在整风的干部，有很好的影响。”正由于如此，1949年，阿英又把“根据地经验”搬到了天津，他培养工农兵作者的热情可以说更加高涨了。工人阿凤的《旧闻琐忆》说，“为了扶植新生的工人文艺”，阿英将他主编的《工人文艺习作丛书》交赵家壁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由此培养了自己和滕海涛等一批基层作者；另一位工人滕海涛著文《我的第一本书》，以缅怀他心底深处的“阿英同志”。更有人指出：“阿英同志对工厂文艺始终抓得紧”，使这座城市的工人创作热情“几十年来，一直持续不衰”。
不过，任犊文章倒是从相反方向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方面，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已经结束；而这时，新中国正进入一个长时期的建设时代，“革命”也在转变为“日常生活”。它意味着，随着革命战争结束，在那个时代所积累的一整套思维、观念、提法，也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软化、冲淡、稀释。但有意思的是，这些良好愿望和前景并没有发生。因为，“对平等的酷爱始终占据着人们的内心”，特别是当“平等诉求”转化为群体义愤，且与带有“强烈心理暗示的道德字眼相联系时”，“革命的火焰就将点燃”。也不能说它毫无道理。文艺家“下乡”，即可看作这种命题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动态性延伸。不过，也有人论及在它们之间如何取得“再平衡”问题。他们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把一些事情遗忘”，这种“阻抗作用”，是“保护自我”的平衡的形式。在他们看来，这是属于每一位个体的“权利”。
在1975年，在当时环境下，任犊文章当然是“别有用心”之作。然而它不过是一架“写作机器”，不可能强求它对人类发展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所以，它给作家艺术家戴上的“走出彼得堡”的罪名，相信大多数人心里都不认可，阿英也不认为自己呆在所谓的“彼得堡”中。为此，他曾以《〈辛亥革命书征〉编例》“明志”：“当时书报印行，风起云涌，此仆彼继”，自己不过是一个“后继者”。纵观阿英创办“太阳社”、投入抗战洪流、从事工人文艺运动和解放后献身文化建设事业的人生道路看，这个“彼得堡”的帽子也戴不到他的头上。
1927年11月15日，阿英在芜湖写过《〈一条鞭痕〉自序诗》。在人们看来，这首诗的意义“早已超越个人叙事”：
这故事没有什么新奇，
也没有多少的深奥意义；
写的仅只是抗斗者的一群，
人生又着上的一条鞭痕！
可是，诗人的命运我不悲悯
只歌颂那勇往直前的牺牲；
女性中能有几个莎菲？
诗人，不过是暴力下生活的象征！
你聪明的读者哟，
我不是在为诗人作传；
表现升华的革命的狂飙，
我是渴望着大无畏的英雄来到！
不过，70年代的某一天，有人看到阿英窘迫的境况是：他被人赶到炒豆胡同狭窄的居室里，因病重起不了床。他那位太太有病且丢掉了工作，在情绪激动之中，“顺手拾起一根掸子”，在他“头上连敲了两下”；与此同时，也有人见到：“1976年10月2日他悄悄来到苏州，刚下火车就提出要去苏州故旧书店”走一走，“返京不久即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