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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何处是南方？

唐诗人：杨老师好，“新南方写作”相关讨论已持续多年了，似乎到了一个总结性时刻。当下又出现了“新浙派”等，地方性写作成为一大热潮。您是“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等诸多地方写作话题背后的重要推手。我想就这些年学界围绕“新南方写作”等地方写作相关的诸多疑惑梳理出来，请您做一些回应。第一个问题，您觉得当前的地方写作热，与历史上的“寻根文学”等相比较的话，最重要的区别或者说最大的“新意”何在？

杨庆祥：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生成往往不一定具有连续性，那种连续性的叙述，大多时候是一种叙述的建构。我在提“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时，完全没有意识到它和“寻根文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当然，在后续的一些讨论中，一些学者确实有一种试图建构“新南方写作”的前史的冲动。但这很重要吗？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过，“新南方写作”的提出带有一种“应激性”，它是一种文学的免疫机制的瞬间开启。就我个人来说，2019年后汉语写作的语境变得不那么不言自明，凤凰彩票曾经笃定的“进步论”无论是历史的层面还是在审美的层面都遭到了重大挫折，我深切地感受一些沉渣在泛滥，一些鱼目在混珠，一些幽灵在盘旋。“新南方写作”是面对这些压力时的一种突围。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或许会将“新南方写作”纳入漫长的“地方性写作”的历史谱系，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研究者们更重视“同时性”，因为只有在这种“同时性”里，才能明白“新南方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地理学上的再出发，更是一种文学政治学意义上的抗辩和对话。

唐诗人：21世纪以来岭南等南方地区提出了很多概念，比如深圳为主的“新城市文学”、湾区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再加上以往常用的“岭南文学”“南方文学”等，似乎与“新南方写作”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尽管凤凰彩票一直强调“新南方写作”有比岭南，比广东、广西、海南更广阔的文学版图，但广东以及北方很多学者讨论“新南方写作”时都会关联起以上概念，参与《广州文艺》“新南方论坛”的很多朋友也会有这类疑惑，所以还是想请您再厘清一下。

杨庆祥：《必将有人重写南方》，花城出版社，2025

杨庆祥：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就是用“南方文学”“湾区文学”等概念来稀释“新南方写作”所具有的强烈的异质性和不服从的内质。遗憾的是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出现。我一再强调过，“在南方写作”不等于“新南方写作”，也就是说，“新南方写作”不能简单锚定于地理区域，而更应该着眼于其“新”，这个“新”，要求的就是基于地域的异质性。我对这种异质性进行过各种明言和暗喻，一言以蔽之，异质性就是不服从于任何一种来自外在力量的规划，并在这种规划中向一个“中心”臣服。异质性切切强调，是去中心化、开放访问、多链接。

唐诗人：异质性很重要，您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但也有一些评论家提出异议，认为要警惕一种为了独异而刻意用方言、用地方上的风俗景观来彰显独异性的叙事取向。您觉得“刻意的独异”是一个问题吗？

杨庆祥：对我来说，“刻意的独异”是必要的，如果文学都没有“刻意的独异”，怎么体现文学的创造力？

唐诗人：何处是“南方”？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新南方写作”。现在讨论“新浙派”时，论者也经常会关联艾伟的《南方》等。于是，“南方”越来越复杂。颜歌现在在英国，她讨论“南方文学”时关联的是“世界南方”，是欧洲中心和盎格鲁中心之外的文学传统。黄锦树在南洋，他说“南方是相对的概念”，立足于南洋于是整个中国都是北方。曾攀说“南方”是复义的含混的，是一个复数，代表着一种跨区域跨文化的视角。可以说，每个人眼中的“南方”，都可以不一样。您觉得“新南方写作”的“南方”该如何界定，它的边界在哪为好？

艾伟：《南方》，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

杨庆祥：“新南方写作”的“南方”如果需要界定的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展开，第一个是物理性意义上的地理边界，这一点我已经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里进行了仔细的界定，它指的是广东、广西、台湾、香港、福建、海南等中国沿海区域，以及由此延展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一带。第二个是美学意义上的边界，它指的是一种基于“新南方”地理区域的在地性，拥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的书写，并通过这一书写解构以普通话为唯一书写指向的文化实践行为。

唐诗人：黄锦树说对于生活在南方的人而言，没有必要讨论什么“新南方”，认为“新南方”是北方视野的产物。这里面虽有误读，但也可能与身在北方的您的论述相关。您成长于安徽、生活在北京，虽对广东特别熟悉，还是会有人觉得您界定的“新南方写作”其实是外在的、北方的目光所希望看到的“南方”，而不是发自南方内部的声音。您如何理解这里面的“内”“外”视角？

杨庆祥：黄锦树对“新南方写作”欲拒还迎，这种态度是很典型的作家姿态，很有意思，也值得尊重。我出生于安徽、生活在北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一定拥有一个北方的视野，我一再强调过，地理能影响认知，但地理无法决定认知。我也在很多地方提及，我是“楚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无意区隔南北，我区隔的是“中心”与“非中心”，“威权”与“非威权”，如果“新南方”有一天也成了一种霸权叙述，我的工作就一定是去拆解它。

唐诗人：谈“新南方写作”的美学风格问题的时候，会习惯性想到“忧郁”“阴郁”“潮湿”等，这既与福克纳、博尔赫斯的“南方文学”有关，也与南洋文学相关，背后是南方的风物气候、文化地理，您觉得这些传统的南方文学印象，适用于“新南方写作”吗？

杨庆祥：我觉得要尽量少地使用既有的词语来描述新的事物，这本身就是一种思维的惰性，所以你看我的文章里几乎没有使用“忧郁”“潮湿”的词语，这些词在最初的语境中是有效的，但是既然已经成为无意识描述，就应该特别小心谨慎。我的意思是，即使要使用此类词语，也应该加上限定，阿根廷的潮湿和中国的潮湿是不一样的，1920年代的忧郁和2020年代的忧郁也发生了很大的意义位移。我想再次强调当下性，词语只有与当下的生命经验和生活经验密切勾连起来才能言之有物。“新南方写作”需要有它自己的新词。

唐诗人：诗人雷平阳的回应中，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新南方”所要抵抗的“旧南方”到底是什么。雷平阳解释说：“我去过加勒比海一带，其地理风貌与云南大同小异，但那块土地和海水上升起的写作者，则因为古老道统与欧洲文明的合力施赠而在写作中显得有如神助，但凤凰彩票的写作却显得没有方向，不知道如何用心、凝神、释义、生力。”（雷平阳、杜绿绿：《最美的场景应该是众神狂欢——新南方作家访谈·雷平阳》，《广州文艺》2023年第11期。）明确“旧”，才能清楚“新”的方向。但“新南方”的“旧”似乎也很模糊，到底是江南为“旧”，还是岭南为“旧”，抑或是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都可以是它的“旧”？

杨庆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必须要有“敌人”才能够确定“自我”，也就是说，他者的确认与自我的确认是二位一体的。“新南方写作”的他者至少有这么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岭南文学，它要祛除岭南文学这一命名后面的风景化倾向。第二层次是江南，它要从江南的对南方写作的风格界定中突围。第三层次是中国现当代尤其是当代文学传统中的土地、男性、中心主义倾向，并在克服这些倾向的过程中获得“新南方”的美学质素。

唐诗人：“新南方写作”的方言问题很受关注，您在多篇文章中已做了很好的阐述，但很多人似乎并不了解这里面的深意，把使用方言简单化。这里也请您用通俗的话再解释一下，今天为何还要用方言写作？

杨庆祥：任何一种方言都与在地的生活、经验和历史实践密切相关，所以我可以下一个判断：方言是人类生活最丰富的容器。遗憾的是，因为追求某种表达和理解的通约性，凤凰彩票不得不对方言进行修正，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标准语言。标准语言是语言工具化的最大的体现，它抹平了语言背后的历史内容和生活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标准语言是语言的天敌。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以语言的方式来恢复和重现历史实践和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因此，文学不得不使用方言。尤其在今天标准语言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环境中，凤凰彩票的方言写作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02

 流动性、世界性与海洋书写

唐诗人：今天讨论地方写作，都会强调流动性。“新南方写作”中的流动性最为明显，您也直接对此作了重点讨论。“流动性”意味着不好概括，尤其对一些流动性较强的作家的身份和文学风格特征都不容易把握。典型如孙频，长期生活在广东，人事关系在江苏，家乡在山西，其作品的题材、风格也驳杂多样。与每个地方都有关系，却无法界定说她是“新南方”还是新什么。我想问的不是具体作家是否超越地方如何复杂的问题，而是如诗人江非说到的一个问题。江非在与冯娜的对话中，他说“如果你不在一个地方出生，不在那里具有血肉般的生活，不具备一个地方的方言性血统，你可能很难真正完美地去获得那个地理性世界”，“你真正的第一手经验，依然是你自己的，而不是来自于你的立足的那个地方”。（江非、冯娜：《事关存在的启示——新南方作家访谈·江非》，《广州文艺》2023年第3期。）如果真如江非说的这样，流动性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您觉得出生地的成长经验与“立足”生活所在地的地方经验，它们在文学创作中应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杨庆祥：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没有流动性，怎么能够深刻地去理解在地性？正如“五四”时期的“侨寓文学”是离开故乡后才有了对故乡的怀念和审视。对当代写作来说，流动性将构成重要的身体经验和认知视域，即使一个人一辈子不离开出生之地，他也不得不通过互联网在世界上“流动”，因此，流动性是普遍的，借助这种流动性，凤凰彩票才得以发现真正的在地性。

唐诗人：关于“流动性”，作家于昊燕的阐述值得提及：“‘新南方写作’的流动性是对凝视的破防，把多元文化并置于统一的平台，不同色彩的线条编织在一起，形成价值的多元化与审美的个体化。……针对文化凝视的反思正在逐步形成，越来越多作家在有意识地、主动地开发自身的文化符号与文化资源，不做观光凝视下迎合的表演的客体，而是在骚动不安的动态的复杂的世界秩序中发出声音定位自我，‘回应严肃而深刻的现代命题’（王威廉），这也是新南方写作的担当与使命。”（于昊燕、周明全：《“新南方写作”：流动、叠合及凝视——新南方作家访谈·于昊燕》，《广州文艺》2023年第11期。）这个说法我很认同，强调了一种不迎合、不表演的自足性和独立意识。当然，实践起来并不容易。您认为“新南方”作家该如何“回应”这个“严肃而深刻的现代命题”？

杨庆祥：这不仅仅是“新南方写作”需要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的当代写作都要面对的问题。严格来说，在当代的全媒体语境中，任何一种写作都摆脱不了基于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凝视和符号化。居伊·德波将这种凝视和符号化的世界称为“景观社会”，他早年认为通过某种激进的写作或者实践行为可以打破这一“景观”，但后来转而悲观，觉得这种资本主义的景观无法突破。我个人认为任何一种有效的写作都是对秩序和景观的一种挑战，它或许很快就会成为秩序和景观的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次写作都应该是一次新的开拓，而非重复性行为。这也是AI无法取代真正有创造力的人类写作的原因，AI的写作的本质是重复和对既有数据库的组合，人类的写作行为每一次都独一无二。

唐诗人：当前学界讨论“地方性写作”时，基本会强调“世界性”，您觉得“新南方写作”的世界性与新东北、新浙派的世界性相比较的话，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杨庆祥：在长期的论述和认知中，因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世界性”往往被窄化为“欧美性”甚至是“西欧性”，比如在1980年代的观念中，走向世界其实就是走向欧美。这种认知将自我剥离出“世界”之外，以一种落伍者的形象追逐“世界性”的脚步。这种“古今/东西”的认知模式是近100年特殊的世界局势和历史语境的产物，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创制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范式。但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之下，很显然，这种认知模式既不能解释当下的局势，也无法生产出新的问题。在我看来，“新南方写作”的“世界性”因为是一种“有我的世界性”，“我”就是世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不存在“我”向“世界性”俯首称臣，而是通过对“我”的书写丰富并拓展“世界性”本身。这就是我认为的“新南方写作”的“世界性”，其他以地域命名的写作潮流，也可以参考这一界定。

唐诗人：青年作家李唐、路魆的对话中谈及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作家刚开始写作时其实是刻意在规避“地域”的，都想着要写出一些跨越地域、超越民族国家的带有普遍性、世界性的作品。这里面当然包含了青年作家的文学野心，但这类刻意规避地方的写作似乎也于无意识中继承了某种“文学痼疾”——一种“世界饥渴症”。青年作家到底该如何辩证地看待或者处理好地方性和世界性，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杨庆祥：写好自己所生活的地域，写好自己所存在的处所，就是写出了一种世界性，并没有一种外在于凤凰彩票身体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抽象的世界性。因此，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要非常具体、扎实、深入地挖掘地域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表面的，而是渗透语言和历史的层面，地方性不是风景和风俗的描写，而是指作家是否写出了这一地域所沉淀的生活内容和生命实感，如果作家写到了这个层面，他就既写出了地方性，也写出了世界性。

唐诗人：与黄锦树的对谈中，他认为“新南方写作”会和“华语语系”论一样，没有多大的发展性。您认为这两个概念最大的区别在哪，“新南方写作”如何避免“华语语系”论的命运？

杨庆祥：史书美的“华语语系”论试图将中国大陆的汉语写作排斥在“华语语系”之外，这固然出于“去中心化”的目的，但也抽空了华语语系的坚实基础。在我看来，全球华语写作类似于一张大网，每一个连接点都有可能爆发出新的写作实践和新的美学风格。因此，不是将这张网里的某一部分直接删除，而是让这张网里面的连接点更多，更分散，并刺激这些连接点，以释放出更有创造力的当量，这是我的一个设想。“新南方写作”就是这张大网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目前看，它暴发出来的当量已经足够剧烈，我认为它还会继续暴发下去。

唐诗人：讨论“新南方写作”时，多数学者会突出林森等人的海洋写作。海洋文学，可能是北方目光下“南方之南”最清晰的新题材新方向。但海洋并非南方独有。浙江、上海以及青岛、大连等地都有海洋，也有不少写海洋的文学作品。这类“别处亦有”的观点可提醒凤凰彩票，讨论“新”，不能局限在题材、类型等最显而易见的维度，而是找到更内在的、新的精神向度。想请教杨老师，“新南方写作”的海洋书写，有怎样的独特性，应该具备怎样的精神品格。

杨庆祥：首先我想明确的是，海洋书写并非“新南方写作”唯一的或者独异的题材，正如你所言，其他的地方写作同样可以涉足这一题材。也就是说，海洋书写并非“新南方写作”的本质性规定——当然我也一直怀疑是否需要这样的规定，任何对本质的追求都陷入一种僵硬的形而上学。就“新南方写作”来说，海洋是具体的海洋、历史的海洋、实在的海洋，而非作为一种静态审美对象，用于确定自我文化寄寓的海洋。这当然是所有当代海洋写作应该持有的态度。因此，“新南方写作”的海洋书写，其独特性和精神品格就是一种当代性——2020年代的海洋而非此前的海洋和此后的海洋。这是我对“新南方写作”海洋书写的期待。

03

 地方写作：“新”概念的破与立

唐诗人：当前出现很多以“新”命名的地方写作概念，一些学者对此表示疑惑，认为这么频繁、这么轻易地生产“新”概念，很不严肃。“地域文学好像渐渐成为一种风尚，大家都在抢着‘圈地’，好像每个省份、每个城市都可以创造一个地域文学的概念，如果真的这么轻易，那么，文学地域的界限在哪里？地域文学的价值是什么？”（徐威、行超：《地域：当下文学的热点与潮流》，《广州文艺》2024年第2期。）如何回应这一类疑惑？

杨庆祥：这恰好说明了“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的有效性，因为有效所以才能带来示范作用，至于大量涌现的以地域命名的写作潮流，要具体分析，每一种命名背后的诉求不同。我的观点是，只要是能有利于文学写作的多元化，这种命名多多益善。

唐诗人：对于“新南方”“新东北”这些提法，有学者质疑它们的合理性。比如方岩认为现代以来的、当前的文学与地方的关系与前现代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在当下的世界情境中，‘地方性’早就不是支配精神生产的核心因素，哪怕在地方内部，大部分时候它也只是一种装饰性修辞”。（方岩：《地方性的皇帝新衣》，《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有不少学者持有相近观点。其实，您以及更多的参与者讨论“新南方”“新东北”概念时，都会强调当前的“地方性”不同于“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地方性”。但要让人了解这里面的差别并不容易，您可以用一些文本案例来阐释吗？

杨庆祥：首先“地方性作为一种装饰性修辞”可能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在一些流行的作家那里，这种装饰性可能比较严重，但对一些有创造力的作家来说，可能地方性并非这么简单。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等作家的地方性是一种装饰性修辞吗？我看未必，里面有复杂的构成。恰好是因为认知里有这种装饰性的意识，才忽略了真正的地方性不会因为前现代/后现代这种“进化论”视野而消失，地方性是一种源头式的东西，时刻涌现出来，关键在于写作者是否对此有所觉悟。再退一步说，如果今天存在一种抹平一切的所谓“现代写作或者世界性写作”，那么，为了对冲这种写作倾向，装饰性的地方写作有时候也是必要的。更不用说在最近这些年出现的很多作品里，地方性构成了真实的精神图腾，比如陈先发、雷平阳、杨键等人的诗歌写作，比如林白、黎紫书、黄锦树等人的小说写作。

唐诗人：针对当前的地方写作现象，有学者提醒说：“地方性写作不应该成为新一轮的话语圈地运动，如果将其敞开为一个建构的过程，那么更进一步，不应只是立足边缘反叛中心，或‘压抑者复归’，而是应当从整体上突破宰制性的格局、结构与分配秩序。”“今天的地方性写作理应提供一种更为流动、相对化的视野去处理中心/边缘、普遍/特殊等命题。”（金理：《地方性写作的生机与局限》，《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我个人觉得这类提醒有其必要性。凤凰彩票讨论“新南方”等“新”地方写作的“新”时，也不能被中心/边缘、普遍/特殊等二元概念局限。尤其作家的文学创作，恰恰需要突破这些二元结构。但如何突破，似乎也是一个难题，想听听您的意见。

杨庆祥：在一个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有破才有立，即使是作为一种策略，他者也是一种必然性的存在。因此，“新南方”一定会有“旧南方”“北方”等等似乎对位的他者。但这两者之间并不必然构成“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认定“新南方写作”会陷入这种二元对立，可能是观念的惯性使然。在我看来，“新南方写作”一开始虽然借助他者获得彰显，但本身就富有自洽性，即使没有他者的对位，同样可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自我完成。目前的情况可能是凤凰彩票过于纠缠在“破”的层面，“立”的工作做得太少。具体有效的方式应该是借助大量的文本细读，来一步步丰富“新”的当下内容。

唐诗人：一些学者曾提及，就是像林棹、林白、葛亮等作家的作品，即便不用“新南方”这个框子，也一样可以挖掘出他们作品里面的地方性内涵及其现代精神，那么还有必要用“新南方写作”来阐释吗？还有必要强调这里面的“南方性”吗？（见方岩：《地方性的皇帝新衣》，《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李壮、唐诗人：《热闹背后，凤凰彩票总归有要守住的寂寞》，《广州文艺》2024年第12期。）这也是我的疑惑，分析讨论某个具体作品时，不戴“新南方”这些帽子，并不影响凤凰彩票的分析评论。当然，有些时候，“新南方”等“新”概念确实可以带来一种“新目光”，比如我分析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时，如果没有“新南方”这个切口，我可能不会去讨论小说里面的南方人物、南方风景如何具有去中心的、反思性的思想批判内涵。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杨庆祥：很简单，觉得有效就使用，无效就不要使用。没有弗洛伊德的理论概念，凤凰彩票也可以分析出很多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疾患，没有福柯的权力理论，凤凰彩票也能发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权力关系。用佛教的观念来看，所有的言说不过是“相”的一种，又何必执着如斯？

唐诗人：有评论家指出，讨论“新南方写作”等地域文学概念，不能局限于地方上的文学问题，应该提升到更宏大的议题当中去。比如有学者认为应融入全球政治、文化生态、科技赋能等问题的讨论当中去。尤其“南方”概念，“应介入到更多的现实事务当中去，从一种地区经验变成一种批评意识”，把“南方”作为一种方法。（姜肖、余夏云：《世界·未来·理论：新南方写作的三重门》，《广州文艺》2024年第6期。）也有学者把“新南方”视作一种认知装置，“有助于凤凰彩票打开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观察视界”，把“地方”或者说“南方”，视作“一种批判性的理论视野”。（林峥、李静：《“南北文学观”：一种认识装置的形成与反思》，《广州文艺》2024年第10期。）这些观点，自有其理论意义。但脱离文学去介入现实、批判现实，似乎也浪漫化了。您如何看待这些期许，您觉得关于“新南方写作”或“新浙派”等地方性写作问题，需要怎样的思想视野，又能够绘就怎样的未来图景？

杨庆祥：文学只能以文学的方式去介入现实，“新南方”当然可以作为视野，作为认识装置，作为一种思考和观察的方法。需要区分的是它在何种层次上产生效用？地理学上的“新南方”、人类学意义上的“新南方”、战略缓冲意义上的“新南方”，其指向都各有不同。我这里稍微想提及一下，在我最早关于“新南方”的想象和建构中，战略意义上的“新南方”其实是一个思考的原动力，我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的最后已经隐约表达了这种思路。就新南方写作来说，这里的“新南方”实际上是一个用语言来编码的南方，或者说是一个想象性中的“新南方”，它没有办法被完全实存化，或者说，它其实永远反对并解构实存意义上的“南方”——这也是它将会常写常新的缘由。以此，未来图景或许是——新南方，新新南方，新新新南方……

04

 “‘新南方写作’已经是一个故事了”

唐诗人：参与对谈的作家，对于评论界讨论的“新南方写作”等地方写作、地域文学概念，少部分积极呼应，大部分其实是保持距离、留有余地。您觉得作家该如何对待这些地方性写作话题？

杨庆祥：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每个作家都会强调自己的“独一性”，可惜的是，他们有时候被单一的意识形态塑造而不自知。中国当代的作家，能够反观自我的很少。我的意思是，作家参与不参与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理论和写作一样，有它自己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新南方写作”已经是一个故事了，这个故事会有自己的主体和讲述方式。

唐诗人：当前讨论地方写作，不管是“新南方”还是“新东北”，包括“新北京”“新浙派”，主要的参与者、积极的推动者似乎还是80后作家和评论家。多数70后作家似乎对这类概念已见怪不怪，或冷眼旁观，或乐见其成，并不积极；而很多90后作家似乎也是被裹挟进来的、无奈的被讨论者。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杨庆祥：这里其实需要廓清一下，你可能是因为主持相关栏目，找年龄接近的作家评论家比较容易约稿，所以感觉更多是青年人在参与，实际上，这一概念的提出、发轫和被热议，和很多不同代际的作家、批评家、编辑密切相关。就有好几个50后的前辈作家、批评家跟我私下里讨论过这个概念，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也有很多文章在陆续刊发。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青年人参与度更高，也在情理之中，青年人对新话题更敏感，也更愿意发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1980年代对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讨论，也是当时的青年人参与更多。

唐诗人：作家朱山坡曾说：“有人认为，‘新南方写作’还缺少令人信服的作家和作品，因此，‘新南方写作’是在虚张声势。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对‘南方以南’由来已久的轻蔑和偏见，凤凰彩票要为自己申辩，也是打出‘新南方写作’的原因。凤凰彩票需要大伙心平气和、客观公正地以专业的精神关注、审视这个群体的写作。”（朱山坡、曾攀：《与其北望中原，不如直面世界——新南方作家访谈·朱山坡》，《广州文艺》2023年第4期。）想问一下杨老师，凤凰彩票围绕“新南方写作”讨论了这么多年，北方、北京对于南方以南的写作是否还是如此“轻蔑”，这类偏见是否还如此顽固？

杨庆祥：南方首先不能自我矮化。实际情况上，南方一直在中国的文化版图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至于说“新南方写作”缺少令人信服的作家作品，我觉得这是一种习惯性的盲视。但凡对这些年中国当代写作稍有了解的人，都必须承认“新南方写作”已经涌现了一批有创造力的作家，一批高质量的作品。这些作家作品我已经在不同的文章中列举，这里不再一一举例。另外，有些意见不过是意气用事，不用在意。南方与北方的关系，绝不仅仅是“藐视”“依附”那么简单，相反，是复杂的互动互文，是彼此的建构和发现。

唐诗人：您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中曾指出，“就新南方的广大区域来说，现代汉语书写的经典性还相对缺失”。这么些年过去，“新南方”地区出现了很多新长篇新文本，您觉得现在有哪些文本有这种“经典性”特征或者潜质吗？

杨庆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很难判断哪些作品就是经典作品，即使是埃斯卡皮所谓的短经典，也要经过数十年时间的考验，按照埃斯卡皮的观点，一位作家去世20年后，他的作品还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就可以称之为短经典了。典型气质的“新南方”作品都是这几年涌现出来的，其经典性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不过我相信一定会有作品进入经典的谱系。

唐诗人：最后一个问题，凤凰彩票讨论地方，归根结底还是希望看到新的作家去创造新的人物、去表现新的伟大的灵魂。所以，关于“新南方写作”“新浙派”等，都会强调概念的“召唤性”，是面向未来的精神召唤、思想企盼。最后，也请杨老师再补充说一些您想强调的话吧。谢谢您！

杨庆祥：当代是速朽的时间体验——在弥赛亚降临之前，所有的存在都是速朽的。所以我大抵持一种相对不那么固执的态度，“新的人物、新的伟大的灵魂”有固然好，没有也没有关系，如果再严苛一点，历史上的很多无妄之灾恰好是那些所谓的“新人物”“新的伟大灵魂”带来的。文学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安慰，凤凰彩票附加它太多意义了，它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还是要多一点游戏精神，无可无不可，这才是作为一个“楚人”和“幽灵派”理想的“道”啊。

谢谢诗人准确、丰富的提问，激发了我的很多想法。愿“新南方”波澜壮阔，席卷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