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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铭悦: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现状、展望及路径 ——基于1999—2023年CSSCI来源文献的计量分析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 周铭悦  2025年12月31日09:27

随着大力发展网络文艺要求的提出,网络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活力的样式,以旺盛的生命力和前瞻性的业态模式不断“破圈”,在当代文学“第二次起航”的号角声中,肩负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时代使命,成为推动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建构文化主体性的关键力量。随着网络文学重要性日益凸显,学界关注度也不断上升,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持续涌现,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呈现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积累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已有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对网络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建构中文网络文学研究知识谱系,该谱系可分三类:一是从总体上对中国网络文学研究进行回顾,如欧阳友权对2000—2007年网络文学本体研究的主要成果、局限进行的总结与反思(1);二是以编年体方式对网络文学年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如禹建湘等对2023年我国网络文学批评的扫描与展望(2);三是对网络文学研究具体领域的聚焦,如单小曦对网络文学文本内部研究实践方式与阶段性成果的总结与思考(3)。略显遗憾的是,多数学者使用传统的文献梳理方法,该方法依赖学者的主观把握,多通过抽样对文献主题脉络进行归纳,必然会有“现一隅而难现全局”的不足,难以清晰、全面、系统地呈现中国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知识生产和演变的全貌。因此,本文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基于1999—2023年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收录的1006篇网络文学研究文献样本(4),以长时段、全样本的文献计量方法,对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客观分析,以期提供客观科学的参考,推动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向更深层次迈进。

一、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现状分析

1999—2023年,学界对网络文学的关注度持续上升,研究领域不断扩展,问题意识日益凸显,研究视角日渐多元,出现了中南大学、北京大学两个研究重镇(5),以及欧阳友权、邵燕君、黄鸣奋、黎杨全、许苗苗、马季、陈定家、单小曦、周志雄、韩模永、禹建湘、王小英、肖映萱、黄发有等一批核心作者(6)。通过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绘制的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和关键词时间区域图谱(7),结合文本细读,对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热点和知识演进分析和总结后,得出如下结果。

(一)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热点分析

1.网络文学本体问题研究。网络文学本体问题研究关注网络文学的本原和本性,力图廓清网络文学本体存在与本体价值,为网络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学理基础,是网络文学研究的起点和热门内容。关键词有“传统文学”“互联网”“媒介文化”“数字媒介”“媒介”“新媒体”“网络传播”“交互性”等。

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比较研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首先,是基于传统文学坐标对网络文学特征进行梳理。从文学的数字化存在看,超媒体的存在形式、非线性的叙事模式,以及双向交流的写—读关系,是网络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突出特征。随之而来的是新媒介技术对文学作者、作品、读者三要素的重构。从作者看,网络消解了文学创作的神圣感和创作主体的责任感,将作者变成写手,带来了网络作家年龄的年轻化、定位的平民化、创作的集体化。从作品看,网络文学的超文本存在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带来了虚拟性、交互性、娱乐性等诸多美学特质。从读者看,网络赋予读者阅读的自主权和批评、再创作的自由,使文学中心从作者向读者转移。其次,是对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血肉关系的强调。在艺术风格上,网络文学内蕴的虚构性、创造性、想象性与传统文学别无二致;在创作手法上,网络文学继承和发扬了传统通俗文学的手法、趣味、立场;从故事题材看,网络文学深受中国古典文学、通俗小说、欧美流行文化的影响。最后,在未来发展方面,网络与传统文学“融合论”是早期研究的主流共识,网络文学部分作者“脱网”和传统文学作家、期刊“触网”,也证实了二者的“双向奔赴”。有学者直言传统文学走向网络是当前时代语境下文学的必然选择,更多学者认为网络文学需要从传统文学中汲取养分,解决自身量大质劣的问题。近年亦出现了“分化论”的声音,如许苗苗认为网络的流动性凸显了印刷文学的稳定性,巩固了其强大的自律性和界限分明的话语体系,网络文学唯有突出自己与之相对的变动性才能在这一套权威话语体系中谋求发展(8)。

作为网络文学的载体,媒介问题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本体论视角下的网络文学媒介研究主要围绕新媒介时代文学新变展开。学者们以“技术”与“文学”关系从对立到统一的结构性变化为立足点,对网络文学内涵的界定形成层次性共识,重点关注网络文学“姓网还是姓文”的问题。早期研究强调“文学性”,如欧阳友权认为文学的审美价值不在于其载体,而在于其文学性是否能建构一定的人文价值体系,网络文学的出场并不意味着文学性的在场,反而可能会对文学性造成新的遮蔽(9)。但对本质的“文学性”的质疑,使学者们围绕对“文学性”和文学批评标准的重新界定展开讨论,“媒介性”被重点关注,如邵燕君提出网络时代的“文学性”需要在“网络性”中生长出来(10),单小曦则提出“媒介存在论”的网络文学批评方法(11)。网络“交互性”传播机制造成的颠覆效应也是研究热点。互联网使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读者与读者间的多重交互得以实现,引发学界对新媒介语境下文学等级制度、文学生产模式、文学价值观、文学经典化路径、作者主体性等多个问题的再思考。

2.网络文学热门体裁、类型研究。网络文学热门体裁、类型研究是网络文学研究的核心,相关关键词有“网络小说”“网络诗歌”“当代文学”“大众文学”“网络写作”“女性写作”“女性向”“穿越”“女频”“同质化”等。

已有研究在对网络小说进行整体性把握和理解的基础上,广泛探讨了其创作手法、审美风格及受众心理。创作手法上,“文本共建”的网络小说创作模式,使之呈现出“草稿化”的文本气质,语言粗糙、戏谑、随意,且随媒介融合的发展,还出现了诸如“文字多媒体”等新的书写方式;审美风格上,网络小说表现出被动化与惊颤化的审美特质,并通过欲望—满足机制追求一种“爽”的审美体验;受众心理上,网络小说消费强调阅读的消遣化、欲望化,其伴生的链文本、内含的反语言,为虚拟空间中读者社群的建构提供中介。网络类型小说的繁荣也引发学界的大规模讨论。学者们普遍认为,产业化、读者中心主义、作者创造力匮乏是网络类型小说兴起的直接原因,他们还反思了类型模式下网文同质化倾向,重点关注玄幻、言情、穿越等传统热门类型小说。2019年,战玉冰通过大量文本考察,发现网络小说的热门类型出现从玄幻题材向现实主义复归的趋势(12),现实题材类型网文亦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

与此同时,“女性写作”被特别关注。网络的隐秘性与区隔性为女性公共空间建构提供了可能。“独生女一代”的成长为女性文化消费提供广阔市场,线上女性主义文学实践的蓬勃发展使其成为网络文学研究的主要增长点之一。学者们不断追寻中国网络女性主义的起源,探讨其与日本女性向、ACG(Animation、Comics、Game)文化、西方网络女性主义间的关联,并肯定了商业化为网络女性主义、网络女性写作带来的积极影响。此外,网络女性写作的发展演变、审美风格、与传统女性写作的关系等问题,也引发广泛讨论。已有文献肯定网络女性写作在挑战性别本质主义和建构女性异托邦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提醒大众要警惕女性写作背后潜在的对男权社会文化逻辑的遵循。

“网络诗歌”是一段时期内的研究热点。诗歌体式短小灵活,易操作性与互联网的即时、互动性相叠加,共同催生了本世纪初网络诗歌文本的大量繁殖。网络诗歌研究主要聚焦于网络对诗歌审美风格、价值伦理的重塑,并延伸至对以“第三极”为代表的“高诗歌”,与脱胎于“垃圾派”“下半身”的“低诗歌”之间的立场之争的观察。对是否应建构网络诗歌批评标准的讨论存在两种声音。支持者认为网络诗歌批评标准的缺失使其始终困于纸质诗歌的美学桎梏,反对者则强调标准的建立与互联网时代自由、平等、多元的文化精神相悖。

3.网络文学产业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产业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产业研究亦成为网络文学研究的热点。相关关键词有“产业化”“版权保护”“媒介融合”“影视改编”“商业化”“产业链”“付费阅读”“文化产业”“商业写作”“商业性”“文学网站”等。

作为网络文学诞生和产业化发展的背景,“媒介融合”是网络文学研究的母题之一。产业化视域下的媒介融合研究,是将网络文学置于数媒环境下媒介融合的历史语境内,对其命运、新变及传播进行探讨。学者们认识到,网络文学已不再是网络空间中的主导艺术形式,转而成为网文IP产业链的上游价值来源,网文载体不再是单一的语言符号文本,而是由小说、影视、动漫、游戏等融合形成的复合符号性叙事文本,文学内容生产过程表现为,由散布在不同平台的元文本串联起的跨媒介合作共生和多元主体的深度卷入。“影视改编”是网络文学跨媒介传播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关注网络小说影视化发展历程、影视改编对网文创作的影响、数字技术与网文影视化新变等问题,对网络文学的跨媒介传播普遍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使网络文学超越了原初传播疆域,实现了不同受众市场的交叉补给,延长和拓展了作品消费周期和读者讨论空间,使网络文学能从容面对新的大众娱乐模式冲击。

网络文学产业化进程可分为早期自发的商业化阶段和大资本入局后的产业化阶段,网络文学产业研究也基于对两阶段中两种模式(付费阅读和版权运营)的探讨展开。对“付费阅读”的研究,关注文学网站具体运行制度和商业化对文学生产活动的直接影响。在制度研究方面,已有文献通过对起点、晋江等网站的文学生产、消费制度的分析,揭示商业化对作者、读者的双重规训。在商业化影响方面,研究视角由外向内层层递进:商业化使网络文学进入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作时代,使作者成为文学流水线上的“计件工”;付费阅读催生了大长篇的泛滥和注水式写作,推动了类型小说、“小白文”的繁荣,也使扁平人物、直线叙事、图像语言成为主流。“版权运营”研究关注网络文学内容价值开发,在粉丝经济、产业化策略方面积累了丰富成果。粉丝经济是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网站通过趣味治理术生成的网络文学“过程价值”。学界重点关注其在网络文学内容开发过程中的指标作用,关注读者具体的盗猎、传播、交互活动和其“数字劳工”“玩工”身份的转变。对产业化策略的探讨围绕如何塑造网文IP产业链展开,如王小英强调网络文学要“随物赋形”,进行互联网“-”,以增强其在融媒语境中的生存能力,从而实现延伸链上的“+”(13)。

“版权保护”是网络文学产业研究的又一热点。当前网络文学版权乱象具体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同一形态的网络文学侵权问题,如网络小说高级抄袭和网络盗版小说;二是网络文学跨媒介传播的侵权问题,如未经授权、超出授权、重复授权的影视化改编。这些乱象主要由五方面因素造成:以大数据、AI写作为代表的技术因素扩大和提高了抄袭、侵权的范围及效率,增加了创作主体法律界定的难度;以平台为代表的组织主体版权制度不健全;以改编主创为代表的开发主体基于经济和商业因素考虑,对侵权尺度的不断试探;以广大读者和作者为代表的文学参与主体版权意识的匮乏;以司法僵化、法条缺位为表征的法律因素带来的维权困难和救济不足。针对这些乱象,已有研究从政府、平台、个人等维度入手,主张通过完善侵权界定与赔偿机制、构建基于数字技术的版权全链路治理机制、提升各方主体的维权意识与能力等路径,进行系统治理。

(二)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知识演进分析

1.从网络文学合法性大讨论到“网文出海”。1999—2013年是中国网络文学从首次进入学术视野到引发网络文学合法性问题大讨论的阶段。诞生之初的中国网络文学带有明显的“网络”与“文学”的拼接痕迹,缺乏自我成长的鲜明个性,这使当时否定“网络文学”命名的声音不绝于耳。莫言、张抗抗等作家甚至直言“网络文学”只是传播方式发生改变的纸印文学。为证实网络文学的独立品格和存在价值,学者们或将后现代经典理论、海外数字文学研究成果引入中文学界,或对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或高举“回溯源头”的旗帜,力证网络文学的正统继承者身份。作为文学场的“异端”,网络文学不断确证着自己的入场资格,挑战既有美学信条与价值规范。此阶段的高频词有“传统文学”“严肃文学”“媒介文学”“媒介突围”“狂欢化”“网络写作”“回归民间”“传播优势”“传播媒体”等。尽管后来普遍认为早期研究存在空谈理论、忽略实际研究对象的问题,但这一阶段研究在确证网络文学研究的学科价值、开拓新的学术视野、反思僵化的传统文学体制方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014—2018年是网络文学及其研究主流化的重要阶段。“经典化”是本阶段最凸出的高频关键词。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都对网络文学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以此为契机,凤凰彩票平台登录入口成立网络文学委员会,并积极组织“中国网络文学论坛”“网络文学十年盘点”“重点作品扶持工程”“网络小说排行榜”“网络作家培训班”等活动。伴随外部力量加速下的“被主流化”,网络文学开始关注现实题材与传统文化,着力书写宏大时代命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网络文学主流化主要指商业性网络原创文学主流化,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不充分、过渡、不典型的网络文学,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处于学术场边缘。但伴随其主流化发展,学者们不得不接受超文本“先锋性”预设在中国已然落空的现实,纷纷调整研究重心,对网络原创文学经典化的讨论应运而生,“群选经典”成为网络原创文学经典化的主要路径。网络原创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提出,标志着网络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自证存在、自证价值的困境,也是网络文学研究走出边缘的重要转折点。

2019—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高频词有“中国经验”“国际传播”“海外传播”“走出去”等。《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超40亿元,传播范围覆盖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欧美地区的众多国家,涉及20多种语言。中国网络文学历经多年发展,积累了一批经过千锤百炼、被千万读者认可的精品网文,形成了以“爽”为旨归的审美机制,建构起一套与粉丝社群运动合谋解构传统文化秩序的产业化体系。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网络文学注定不会止步于“圈地自萌”“独美”,而是凭借“好看”的朴素特质溢出中文世界。从2010年晋江“女频文”在东南亚的“版权出海”,到2014年面向英语文化圈的翻译网站Wuxiaworld的建立,再到2017年起点国际版正式上线并于一年后开放海外原创功能,直至2023年海外原创网文作品超过63万部,中国网络文学完成了从“作品出海”到“生态出海”的跨越,日渐成为一种与日本动漫、美国电影、韩国电视剧并列的世界级文化现象。基于此,中国网络文学何以流行海外、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模式、网络文学出海中的问题与危机等,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此时,网络文学已从最初的文学“异端”,变成对外传播战略的重要载体和“讲好中国故事”这一使命的重要肩负者。从合法性大讨论到网文出海,中国网络文学完成了从小众到主流的变迁,网络文学研究在学术场中的地位也不断攀升。

2.从网络文学批评研究到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2000—2010年,网络文学批评研究逐渐兴起,学界关注网络大众批评现象和传统文学批评在网络空间中的“水土不服”问题。学者们肯定了网络大众批评的价值,认为互联网多元、自主、平等的对话机制,高度契合了文学批评的争论本性。而针对网络空间中传统文学批评失效、网络大众批评教导和启蒙功能不足带来的文学发展危机,学界倡导学院派批评家们调整心态,破除语境隔阂,积极介入网络文学现场,吸纳网络批评的经验与优点,并结合具体的文本解读与批评实践,尝试建立网络文学批评标准与话语体系。本阶段的网络文学批评研究总体表现为,学者们以局外人身份对网络文学批评表征出的问题、变化,进行总结思考式的“外部研究”,研究视角较少切入文本内部,对网络文学实践的指导性不足,此时段的高频词有“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审美导向”“批评空间”等。

自2011年始,网络文学“内部研究”逐渐兴起,“叙事特征”“叙事策略”“穿越”“叙事”“民族主义”“数字人文”“数据化”等成为这一阶段的高频词。产业化助推中国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拥有大量“网络人气资本”和跨媒介跨文化影响力的作者与作品,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类型、流派、趣味,缓解了学者们面对海量文本时无从下手的窘迫。随着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提出,过去专注于存在形态和传播机制的“外部研究”已显不足,学界迫切需要深入挖掘网络文学的内在文学性,以为其在文学史中锚定坐标。此外,一批本就是资深网络文学作者、读者的“学者粉丝”活跃起来。他们多为年轻一代研究者,能够从知识结构、文化认同和话语方式等方面,沟通学院与草根、旧制度与新文学,拥有拓展网络文学研究新视角、新方法、新话语的能力,他们迅速成为网络文学“内部研究”的重要力量。这一阶段,学界围绕知名网文作者、作品、类型及具体的叙事策略、价值观念,展开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研究。网文动辄成百上千万的单部作品字数和天然的数据化存在,为数字人文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计算批评等全新研究方法引入网络文学批评。学院派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有效弥补了网络大众批评在学理性与深度解析上的不足。当下,学院派批评仍以理论期刊、专业图书为主要发表平台,虽然也出现了“媒后台”“扬子江网文评论”等线上批评阵地,但其辐射力、影响力相较网络大众批评还极其有限,学院派批评家们的线上“批评公信力”依然羸弱,学界期待的“破壁”尚未实现。

3.从产业化的现象研究到对策研究。1999年至2010年是学界对网络文学产业化现象进行观察、思考的阶段。“文学网站”“产业化”“付费阅读”“娱乐至上”等是这一阶段的高频词。在世纪之交互联网泡沫破裂的背景下,网络文学网站开始了对平台盈利方式的艰难探索。随着2003年“VIP付费阅读制度”的建立和迅速推广,网络文学自身价值变现成为可能,中国网络文学由此进入高速成长的新阶段,“产业化”成为学界无法忽视的话题。学者们肯定了“产业化”对网络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但面对商业逻辑对自由书写的绑架,对文学自律性缺位的担忧,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话题。

2011年至今是学界介入网络文学产业化进程为网文产业发展出谋划策的阶段。“媒介融合”“媒介变革”“版权保护”“侵权现象”“改编”“IP电影”“产业链”“影视改编”等是本阶段的高频词。这一阶段初期,网络文学线上价值开发吃到移动阅读全面崛起带来的流量红利,得以迅猛发展。但随着移动用户人口趋于饱和,流量红利逐渐干涸,付费阅读利润空间小、侵权现象猖獗、不具备规模经济优势等诸多问题,日渐成为网络文学线上开发的桎梏。与此同时,腾讯、阿里、百度等资本巨头开始布局网络文学产业,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超媒介、跨产业、破圈层价值开发时代拉开帷幕。学界也迅速调整研究视角与方法,从之前的现象研究转向更具现实价值的策略研究,针对网络文学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积极探索解决方法。其中,全版权开发“倒逼”网络文学自我提升,实现“内容为王”,成为学界和从业者认可的商业化与文学性共生的良性机制。总体而言,本阶段回应了上一阶段对文学性缺失的忧思,研究视野从文学领域扩展至经济和法律领域,是学界顺应不可逆产业化趋势所做的思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探索中国网络文学起源、经典化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当前,随着中国网络文学的全球化崛起与资本化裂变,其述史研究已从精英史观的“他者”审视,转向了以“在场”“逼视”“亲历”为特征的中国网络文学自我述史。在此范式转型中,两大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亟待深入探讨。

近年来,对中国网络文学起源问题的争议颇多。源头问题是任何史论都无法回避的“元问题”,但受早期网络技术发展所限,中国网络文学相关史料难以完整有效保存,使当下对其源头的讨论多基于研究者的先入之见,加之对网络文学本质的认识存在分歧,导致在源头追溯上难以达成共识。未来就中国网络文学源头问题的讨论,应分别从“中国网络文学”与中国“网络文学”两个视角展开。“中国网络文学”是立足全球对诞生在中国大陆互联网空间中的文学样式的命名,对其源头的考察无需回避从当下特征出发的逆向审视。这不仅有助于在不完全的历史资料条件下构建网络文学发展的连续性,且有助于理解网络文学如何响应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需求与技术变迁。而中国“网络文学”则是对互联网空间中不同文学形式的集群式归纳,其范畴远超过“中国网络文学”,对其源头的考察应采用“广搜博采”的方式,通过民族志、访谈、数据修复等路径,广泛搜集、分析早期网络空间中的文学作品、社区论坛及用户互动的具体资料,以“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网络文学”的发生进行全面客观的考察。

中国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近年来也产生了新讨论。一直以来,对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讨论皆根源于传统文学经典观念与当下中国网络文学实践的断裂,新的媒介环境与文化语境亟须适配新的文学经典评价标准。什么是网络文学经典,网络文学经典如何产生,仍是未来需要学界持续思考的问题。而自2021年黎杨全发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14)以来,相关讨论则进一步聚焦网络文学动态开放性与传统经典静态规定性之间的根本性悖论。然而,对网络文学流动性的强调使其必然成为一种大而无当的“巨存在”。尽管赵静蓉提出“事件经典论”(15),试图为网文作品圈定一个张弛有度的边界,但事件本身的过程性,使其必然又陷入另一种意义上的不确定。应注意,在现有商业化生产机制影响下,所有网络文学都无法避免成为一种互动实践,但受众反馈存在从数据、批评到二次创作等多种路径,不同方式对作者及作品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对其不加区分而矫枉过正地强调网络文学的不确定性显然过于片面。应将网络文学视为一幅动态拼图,作为内核的主体图形已然稳定,而外围的扩展可能催生新的图形,也可能不会。在新的网络文学经典范式确立前,如何在流动性与持存性间寻找到中间位,发现拼图中的主要图形与其演变过程,是网络文学研究仍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发展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在地化”及译介研究

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在联通海外读者与中国历史文化、助力国家形象建构方面的作用日益突显,“网文出海”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随着海外传播体系和海外原创生态的不断完善,中国网络文学正逐步从“叙事套路”“产业模式”两个维度,深刻重塑全球网文新格局,实现“中国网络文学”向“中国式网络文学”转型。可以预见,中国网络文学的国际传播仍是未来网络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尽管“网文出海”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相关研究却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现有研究多从文化输出国视角出发,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进行宏观考察与模式梳理,虽有助于把握“网文出海”的整体趋势,但对具体案例和深层文化互动的微观分析尚显匮乏,尤其是对海外兴起的“中国式网络文学”关注不足。这导致对相关对策的讨论往往流于表面,针对性和实用性有待提升。鉴于此,近年一些学者陆续提出并开展了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在地化”研究,但研究总体仍处于方法引介的起步阶段。未来,中文学界应持续深化跨国学术交流与对话,与海外学者协同探究中国网文的海外本土化实践,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中国网络文学的流行与接受障碍因素,关注其对当地文化的反哺与启发,通过深入的微观案例研究和文化分析,为“网文出海”中尚存的痛点、堵点,寻找更行之有效的应对之法。

此外,高水平的中国网络文学译介研究也相对不足。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AI”的翻译模式被引入网络文学,通过喂食网文翻译学习语料对AI模型进行训练,能极大降低传统人工翻译的成本,缩短转化周期,大幅提高准确度。中国网络文学已进入“一键出海”“全球追更”的新时代。因此,学界不仅要关注网络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调适、方法论与伦理等传统问题,还应深入考察人工智能与人类译者在网文翻译中的协同机制,探索如何构建高质量语料库,以提升其处理复杂文化语境的能力,并由此审视机器学习可能引发的翻译伦理问题,进而思考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网络文学产业中应用的可能。

(三)对现实类型网文的研究应从“现实题材”转向“现实主义”

近年来,对网络文学“新现实”的讨论成为一个持续热点。尽管学界对“新现实”的阐释各有侧重(16),但存在一个核心共识,即都以编码化现实为前提,对形而上的、静止的现实进行反思,认为数字媒介重新中介了人与实在界的关系,进而建构了新的现实。“新现实”为凤凰彩票反思网络文学的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也带来了网络现实题材类型小说边界的不断扩张。在此语境下,创作既可指向经典现实,亦可书写虚拟生存体验,更可再现虚实混杂的跨界生存状态,现实与历史、科幻、玄幻等传统想象类小说的边界暧昧难辨。因此,对网络语境下“现实”的研究应从对“现实题材”的关注转向对网文“现实主义”的思考。前者关注故事的来源与反映对象,后者追求兼具现实感、批判性与人文关怀的文学品格,即关注“新现实”如何被文学阐释。这就要求学院派亲密接触文本,考察网络作品的题材选择、人物建构与情节铺排,审视其如何真实反映网络时代的生活图景,剖析其对新媒介环境中新问题的揭示与批判,并探索其人文叙事的可能性与极限。

(四)开展“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网络文学产业研究

长久以来,中国网络文学产业研究常陷入“问题孤立化、视角分散化”的困境,禹建湘等学者指出未来需加强对网文产业的全局性关照和要素间的整合性研究(17)。如何实现整合?关键在于建构或寻找一个贯通网络文学产业内外关键因素的理论框架。“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为网络文学产业的整合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恰适的理论视角。“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内蕴新科技、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创新性制度保障三个主要因素(18),精准对应了当前网络文学产业研究的三个维度:技术视角探索数字技术如何重塑文学创作、消费、版权保护、跨媒介传播的新生态;生产要素视角研究网络文学产业中资源的有效配置整合,如作者、新技术及平台之间的相互影响协作;创新性制度研究则审视网络文学产业与各项政策和法律环境等要素之间的互动。以此视角审视网文产业,有助于将当前零散的星群式研究连缀成一个相互支持、补充的生态系统:三个维度的综合发展水平呈现了网络文学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现状,为宏观理解网络文学产业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提供参考;考察不同维度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识别网文产业发展中的关键驱动要素和潜在协同效果;挖掘影响网文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子,提供了综合网文产业整体发展与具体问题的复合型研究视角,使相关研究能在更深刻地把握网络文学产业发展趋势和内在动力的基础上,为可能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寻找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助推网络文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五)加强对数媒语境下人—机共生的新型创作模式及大众文学审美异化问题的关注

随着DeepSeek、ChatGPT、Claude、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广泛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的创作主体性,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当前,资本与技术的合谋注定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会止步于工程应用,但在技术奇点真正来临前,其也难以完全取代人类,成为独立的创作主体。在可见的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只能作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有限主体与人类共生。因此,学界更需直面几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如何建构和面向这种人—机共生的新主体模式?如何界定其法律主体的位格?此外,当前论者惯以人类文学评价标准审视、评论、甄选人工智能的书写,而忽视了人、人工智能、人—机这些不同主体的区别,这种不自知的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机关系的紧张。鉴于此,学界应思考建构面向人—机新型主体创作的评价范式。这绝非将人—机创作纳入既有的艺术范畴,而是艺术观念的扩张。新的范式需要突破单一的人类视角,寻找与作为“他者”的数字研究者的合作,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走出当前我—他我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打破长久以来文学作为一种人类共同语言游戏领域的封闭性,在人与人工智能的交换场所中思考文学新的可能。

当前,数字资本主义对文学网站用户劳动的异化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网络文学平台对作者主体性的剥夺及对读者情感消费的操控,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数字技术对大众文学审美异化的问题。在免费阅读模式不断铺展的当下,网络文学空间呈现出审美的无限平均化:读者在平台同质化信息流的轰炸下,失去了对自身行为的反思性,造成审美的固化和圈层化,而其审美偏好通过数字权力对作者产生规训与影响,进而对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与创新性造成伤害。因此,如何平衡网络文学平台算法偏见与道德责任,如何建构和引导网络文学读者的多样审美等问题,亦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六)加强对非商业化网络文学的关注

商业化与主流化构成的反身性,使以大长篇、类型化为代表的网络书写,悄悄置换了大众对网络文学的认知,遮蔽了游弋在商业化、主流化视野外的非商业化写作,使后者在学术场中长期处于“失声”状态。如果认同“网络文学”这一命名不仅指向一种新的文学载体,更代表了一个空前开放的文学公共空间,就应看到其中还活跃着大量非商业化实践。网络同人文学(19)无疑是最为活跃且最具影响力的一支。开放、便捷的网络空间为同人社群提供了绕过纸质出版机构的发表、交流渠道,使中国网络文学在诞生之初就被编入了“二次创作”的文化基因。从《此间的少年》《悟空传》到引发“227事件”的《下坠》,爱好者们源源不断的生命自驱力,推动着中文互联网中同人文学、文化谱系的持续演进。截至2023年6月,国内最大的同人社区LOFTER(乐乎)聚集了1.5亿用户和超过1300万创作者(20)。截至2024年12月,全球最大的同人创作平台Archive of Our Own(AO3)有超过7%的内容来自中文社区(21),参与者数量与文本的惊人规模,无不证实了同人是互联网世界中活跃的社会组织样态与文化、文学形式。这类网络文学的“失声”不仅表现在研究数量与其实践规模的巨大落差,也表现为研究的整体滞后及理论与实践的断裂。究其原因,早期研究者并非同人文化的直接参与者,因而总是在社群外部以精英本位视角对其进行理论、主题先行的价值判断。当前,一些从社群内部成长起来的“学者粉丝”,开始自觉地将进行时的同人叙事、文化、元素介绍给主流学术界,但其声音仍显微弱,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近年来,网络同人在资本、媒介、消费等多种力量的干预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样态,需要更多学者以平视姿态介入,并开展多元视角的“在地化”考察。

(七)“真正的网络文学”需要重新发现

2004年,欧阳友权在《网络文学本体论纲》中,用“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特指离开网络就无法生存的超文本、多媒体作品或电脑软件自动生成的“机器之作”,以此区别于广义的、过渡的网络文学(22)。然而,伴随着网络原创文学的发展与主流化,这一先锋范畴反而在研究中被边缘化。此后,学界虽然围绕“数字文学”“新媒介文学”等概念陆续重启了对其的讨论,但因本土相关文学实践的匮乏,这些研究大多沦为对西方相关理论的借鉴与引申,时常陷入理论空转,面临价值与存在的双重危机。这是因为“真正的网络文学”本质是一种网络精英写作(23),而西方一些研究者在本世纪初就发现,“真正的网络文学”在专业读者圈以外的世界并不受欢迎(24),对大众缺乏吸引力是其文学实践难以依靠民间力量自觉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学界对“真正的网络文学”的研究,应以鼓励知识精英进行相应的文学创作为支点展开。事实上,在西方数字文学领域,研究者同时身为创作者的现象并不罕见,如创作了《下午,一个故事》的乔伊斯,创作了《摇滚符号》的玛丽-劳尔·瑞安等。玛丽-劳尔·瑞安甚至总结了两种使用“媒介语言”去建构数字文本的方式:“从思想开始,然后寻找最能服务该思想的媒介,或从某一媒介出发,然后追问可以用它做什么。”(25)在新媒介融合的历史语境中,AR、VR、MR、元宇宙、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表征出前所未有的语言形式与叙事潜力。如何利用这些语言去组织文本,这些语言可以讲述怎样的故事,这些或许是当下学者更应该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此外,应加强以文学理论视角对电子游戏的考察。目前,学界对电子游戏的研究集中在产业经济、社会文化、受众心理三大领域。既有的文学研究中,多数学者将游戏视为网络文学发生的环境或文学题材、故事、要素的来源,并以游戏为外在参照,对网络文学的批评、生成、审美接受机制进行观照或理论重构,致使当前的网络文学研究呈现出“泛游戏化”倾向,但电子游戏本身却被忽略了。而那些处于电子游戏与文学交叉点上的研究则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电子游戏能否叙事?电子游戏是否是文学?这实则是千禧年西方游戏学与文学论争在中文语境中的移植与延续,也注定这场讨论无法达成共识。要取得研究上的突破,就必须跳出这一框架,从二者的具体特征、价值立场出发,重新审视其关系。应看到,电子游戏和文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双向需要。对电子游戏而言,文学叙事不仅赋予其鲜明的故事性,更提供了“扼杀时间”之外的价值要素。对文学而言,一方面,尽管与研究者们“实验性”“先锋性”的期待存在偏差,但电子游戏无疑是当前实践最为丰富、受众最为广泛的“真正的网络文学”,它将理论家们对文学的一些前瞻构想变为现实;另一方面,电子游戏作为建构于新媒介技术中、拥有全新表意手段的文艺实践,极大地冲击着既有文艺理论范式体系,迫使文学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寻找新的理论视野,对其进行检视与阐发。电子游戏可能成为新技术时代文学理论变革发生的契机与支点。因此,以文学视角对电子游戏进行考察研究应是未来学界关注的重点。

三、中国网络文学研究深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过去几十年,伴随中国网络文学不断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心,网络文学研究也渐成显学。但不可否认,我国的网络文学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当前我国网络文学研究学者合作少,机构联系不紧密(26),尚未形成有凝聚力的学术共同体;既有研究多是以精英话语对网络文学进行“学术收编”,前瞻性和引导力尚待提升;受困于卷帙浩繁的网络文学体量,具体的文本批评仅围绕个别热点作者的热门作品展开,难以避免研究对象单一、论述内容空泛的问题,等等。为推动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深化发展,应着力构建“主体—对象—方法”的一体化路径支持体系:通过建构跨机构、跨专业、跨场域、跨文化的学术共同体,打造全面、客观、及时的中国网络文学数据库,引入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同时革新网络文学研究与价值范式,促进网络文学知识生产量质齐升。

(一)主体:推动建设网络文学多元知识主体的良性互动机制

当前,中国网络文学呈现出媒介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趋势,网络文学空间中文学、文化生态纷繁复杂,既有的以“学院派”“文学”“传播学”“中文学界”为代表的孤立、单一的研究视角,已无法适配中国网络文学的复杂实践。鉴于此,着力推动建设多元知识主体的互动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首先,要重视网络文学研究的人才培养,从年龄、知识、专业等多个角度打造合理的人才矩阵和梯队,以对话协商、交流共建的方式努力推动不同机构网络文学研究者开展合作。其次,推动知识生产从“知识中心”向“问题中心”转换,围绕现实问题和需求组织研究人员、凝练研究方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突破学科与学科、学术链与产业链的壁垒,完成层次丰富的跨学科“问题共同体”建设。再次,要变革和创新学科理念和制度,大力推动网文研究互动社区的建设,鼓励学院派进入现场开展文学批评活动,打开草根派进入学术场的通道与空间,在消除学院与草根派各自偏见的基础上,形成包容性的研究生态。最后,加强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跨国交流合作,立足网络文学这一中国文学的具体经验,重视理论概括与提升,构建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推动中文研究成果的外译,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二)对象:加强对网络文学资料的系统化保存和管理

新媒介技术前所未有地加速了人类讯息的更新频率,使数据囤积、压沉、丢失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景观。我国网络文学研究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盲区与过往数据的缺失不无关系,而正在生成的网文数据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散逸、变形。打造中国网络文学数据库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网络文学数据库的建设需要联合多方力量:在政府层面,除了制定关于网络文学数据收集、保存、使用和共享的明确指导原则,确保数据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外,还要提供专项资金以支持网络文学数据库的建设、维护及相关研究和开发项目;在企业平台层面,要注重平台数据的保存与共享,提供数据爬取、筛选、分析等技术支持,助力数据库的建设和维护;在研究机构层面,要组织专业人员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对文学文本和数据资料进行详尽的搜集与整理,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散失的早期实验性超文本作品,应通过参考既有资料、民间信息,并结合创作者或亲历者的口述进行复原、重制,修补中国网络文学的历史断层;要提高网络文学研究者的数据保存意识,鼓励并支持建设基于研究者个人知识生产的网络档案库;应建立数据库纠错、反馈的动态管理机制,尽可能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及时性。

(三)方法:持续发展和推广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

从具体的生产模式与载体看,中国网络文学无疑已进入“数字人文2.0”时代,但从与之相关的研究规模、技术、方法看,我国网络文学研究远未达到与之相适配的水平(27)。研究方法与价值范式的落后,使当前网络文学研究难以克服感觉、印象的偏差,长期处于失能和失语状态。为扭转这一局面,首先,要加强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信息壁垒,构建一个贯通各大平台、社区与数据库的学术端口,向专业研究者开放高质量的文本语料库,同时配套开发和优化适用于网络文学研究的数据分析工具和AI辅助工具;其次,要提升文学研究者的数字素养,在文学专业中增设数字文本分析、编码技术等课程,组织研究者参与数字人文相关培训,保证其数字技能的现代性,同时鼓励学科间的交流和跨界,加强文学研究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学科紧密合作;最后,要构建适配“数字人文2.0”时代的文学研究新范式,文学研究者应转变思路,通过人文与技术合作带来的范式融合,积极探索、建构“数字人文主义”的思维模式、批评话语。必须明确的是,文学研究绝不能沦为纯粹的技术操作,而必须与审美研究深度融合。因此,文学研究者应认识到数据、计算、模型的局限性,时刻警惕对数字技术的盲从和对工具理性的滥用。

注释:

(1)欧阳友权:《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研究综述》,《当代文坛》2007年第1期。

(2)(17)禹建湘、张浩翔:《网络文学研究的多元视角分析与展望——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批评综述》,《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3期。

(3)单小曦:《网络文学“内部研究”:现实依据、问题域与实践探索》,《学术研究》2020年第12期。

(4)以CSSCI为数据来源,对“网络文学”“新媒介文学”“数字文学”“超文本文学”“网络小说”等关键词进行主题、关键词穷尽式检索。由于CSSCI数据库文献收录时间最早为1998年1月1日,因此将检索时间设为1998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采用“高级检索”模式,检索文献类型为“论文”,有效样本时间跨度自1999年2月至2023年12月,对其中书评、访谈、笔谈、主持人语及重复样本进行手动筛除,最终确定样本量为1006篇。

(5)中南大学和北京大学相关研究发文量占比分别为13.23%和8.07%。

(6)本文使用普兰斯定律确定网络文学研究领域核心作者,公式为:M=0.749×(Nmax)0.5,其中Nmax为最高产作者发文数量,M为核心作者应达到的最少发文量。经过计算得出:发表论文数量在7篇以上的作者为该领域核心作者。

(7)一般来说,关键词可以高度概括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反映文章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在某一领域,如果一个关键词或主题词在众多文献中反复出现,说明该关键词或主题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对关键词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该领域研究热点的演化动态。

(8)许苗苗:《游戏逻辑:网络文学的认同规则与抵抗策略》,《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9)(22)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纲》,《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10)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1)单小曦:《网络文学评价标准问题反思及新探》,《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12)战玉冰:《网络小说的数据法与类型论——以2018年的749部中国网络小说为考察对象》,《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5期。

(13)王小英:《论融媒体视域下的“中国网络文学-”》,《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

(14)黎杨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

(15)赵静蓉:《网络文学的经典化何以可能——兼与黎杨全教授商榷》,《文艺争鸣》2022年第11期。

(16)如禹建湘提出“虚拟现实”(禹建湘:《网络文学虚拟美学的现实情怀》,《江海学刊》2020年第3期),黎杨全提出“新媒介现实”(黎杨全:《网络文学:新媒介现实主义的崛起》,《中州学刊》2019年第10期),王玉玊提出“数码人工环境”(王玉玊:《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第294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22)等。

(18)刘守英、黄彪:《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

(19)商业化网络文学平台中亦存在同人创作,此处仅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同人文学。

(20)《网易LOFTER荣获2023Topdigital创新营销奖“年度媒体平台”大奖》,引自https://m.tech.china.com/tech/article/20230630/062023_1362657.html。

(21)笔者通过“Language”检索,对Archive of Our Own平台“中文”分类下(包含国语、广东话、闽南语、客家话等子类)作品数量统计得出,数据统计截至2024年11月5日。

(23)单小曦:《“作家中心”·“读者中心”·“数字交互”——新媒介时代文学写作方式的媒介文艺学分析》,《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8期。

(24)D.S.Miall,T.Dobson,Reading Hypertext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https://jodi-ojs-tdl.tdl.org/jodi/article/view/jodi-36.

(25)〔美〕玛丽-劳尔·瑞安:《故事的变身》,第122页,张新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26)通过Citespace绘制我国网络文学研究机构合作图谱,网络密度为0.0008,说明网络文学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松散,并未形成完善的学术合作网络。作者共现图谱中出现了以欧阳友权、邵燕君、周志雄为中心的作者群,这些作者通过机构、师承关系,形成相对密集的合作,但从总体看,作者合作关系网络密度为0.0009,这说明我国网络文学研究作者合作关系较为松散,核心作者群外还存在大量独立研究者。

(27)单小曦、王樱子:《作为“数字人文2.0”的新媒介文艺批评》,《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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