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川：顾炎武旅居北京往事
雪后的广宁公园，尽显北京冰雪之韵。踏入报国寺，满目银装素裹，顾炎武塑像傲然矗立在顾亭林祠的庭院中，仿佛正迎接前来瞻仰亭林书堂的访客。
顾炎武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与音韵学家，于明朝万历年间诞生于南直隶昆山（今江苏昆山）千灯镇。在旅居北京的岁月里，他所著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
登山临水勘察京郊地形
顾炎武的足迹遍布北京郊区各处，他详细记录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实地核查文献资料，考察当地的历史地理，同时关切民间疾苦，通过“纪政事，察民隐”，探求“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
顺治十五年（1658年），顾炎武第一次来到北京。尽管仅停留几日，但北京的城垣建筑与繁华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般描述：“煌煌古燕京，金元递开创……缭以皇城垣，靓深擬天上。其旁列两街，省寺郁相望……百货集广馗，九金归府藏。通州船万艘，便门车千两”。
次年，顾炎武用两匹骡子驮着书籍，骑马途经永平、昌黎抵达昌平州。他在随行笔记中写道，昌平州即昔日的永安城，州府治所在旧城内大街西侧，起初为顺天府昌平县，正德年间改为顺天府昌平州，管辖密云、顺义、怀柔三县。游历居庸关时，他依据《魏书》《北齐书》《元史》等史料考证，得知居庸关南口曾称作下口、夏口；参考《水经注》《淮南子》《金史》等记载，阐述了居庸关的险要地势；考据《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唐书》，明确居庸关自汉代便已存在，建安年间名为西关，北魏时称作军都关，唐代则叫纳款关。他还指出“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而岔道又八达岭之藩篱”，并留下“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涧泉流鸟道悬”“极目危峦望八荒，浮云夕日徧山黄”等诗句。
一年后，顾炎武再次进京。彼时，恰逢其外甥徐元文参加礼部会试而滞留京师，两人相见时，谈及自己“一年之中，半宿旅店”的北游经历，顾炎武说道：“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亭林轶文辑补》记载，康熙元年（1662年）正月，顾炎武“入京师，游盘山”。游历密云时，他写道：“昌平州东北一百二十里为密云县，汉白檀县也”。探访边防要塞古北口时，他在记述中提及古北口之名自唐代开始出现，还讲述了唐末至五代初期发生在古北口的重大战役，深刻阐述了古北口的要塞作用。看到杨业祠后，他经过考证说道：“雁门之北口非古北口也，祠于斯者，误也”，并创作《古北口》诗四首，描绘古北口的历史地理与人文景观：“汉家亭障接山南，光禄台空倚夕岚。戍卒耕田烽火寂，唯馀城下一茅庵”“岁岁飞鸿出口迴，年年採木下川来……雾灵山上杂花生，山下流泉入塞声”。
此次进京，顾炎武历时近半年，五十岁生日（五月二十八日）也是在昌平度过的，他还写下《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诗：“居然濩落念无成，隙驷流萍度此生。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顾炎武反对浮夸空谈的学风，讲求经世致用之学。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间，他先后六次实地考察昌平的山川河流、地名掌故、府衙建制等，并将考察范围延伸至顺义、密云、怀柔，系统梳理昌平地区的山水形胜与都城沿革，结合历史文献并征求学者意见，撰写成清初京畿地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昌平山水记》。诗文家王宏撰评价此书“凡亲历对证，三易其稿矣”。顾炎武最后一次离开昌平时写道：“萧瑟昌平路，行来十九年。”
此外，通过实地勘察京东地区的风物古迹，对照相关文献资料，辨别纠正历史记述中的错误，顾炎武还著成了《京东考古录》。
访友治学录得珍贵古籍
顾炎武十分喜爱北京的文化环境，尤为看重这里丰富的藏书与古代典籍。当时，慈仁寺（今报国寺）书市在京城声名远扬，其兴起比琉璃厂书市更早，文人墨客往来不绝，朱彝尊、王士祯、查慎行、孔尚任、高衍、李天馥、叶方蔼、宋荦等，都是这里的常客。
康熙六年（1667年），顾炎武到京后便居住在慈仁寺（后来的报国寺）。此后三年间，他先后五次进京，大多居于慈仁寺，有时也住在附近的七圣庵、文昌阁、绳匠胡同（今为菜市口大街的组成部分）等地。他每日以文会友、借阅图书、抄录典籍、著书立说，结识了当时众多学者名士，如收藏家孙承泽、经学家陆元辅、文学家申涵光、文学家谭吉璁等。
顾炎武多次前往孙承泽位于西山退谷的研山斋，或是研讨学问，或是借书还书。有一次，他原本与太史公雷天铎相约见面，恰逢孙承泽临时邀约，他便给弟子潘来留言：“退翁见召，午后趋往，而太史公已行，不得一晤，幸致意。”
顾炎武坚守“著书不如钞书”的家训，坚持抄录古本，注重原典的保存。他在《钞书自序》中提到，若是遇到贤人将书籍相示，便会留下来，或是亲手抄录，或是找人抄录，并引用孔子的话说：“多见而识之。”见到孙承泽收藏的《春秋权衡》《春秋纂例》《汉上易传》等书后，他便借去阅读，陈上年资助他“薪米纸笔”，他全部用在了抄录这些书籍上。朱彝尊曾作诗怀念他：“户牖分今古，朋游隔岁时。齐东回首望，最忆虎头痴（指顾炎武）”。《音学五书》手稿初步完成后，李光地率先阅读，赞叹道：“有顾氏之书，然后三代之文可读，《雅》《颂》之音各得其所，自汉、晋以来，未之有也。”
康熙十年（1671年）至十六年（1677年），顾炎武已步入花甲之年，他在京期间基本居住在晚辈徐乾学、徐元文的宅邸中，查阅藏书资料，征求学者意见，修订《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
当时，想要抄写《日知录》初刻本的学者有很多，但都被顾炎武谢绝了。他在《初刻日知录自序》中表示，经过查证，发现书中仍有不少疏漏之处，这是因为昔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虽经多次修改，仍不能“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希望广泛征询学者的意见后再进行修改。他还说，昔日取得的成果不足以自夸，未来的成就也不应自我设限，愿将此书留待后世检验，若能达到“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的目的，“则幸甚！”
京内的学者常常亲自登门交流探讨，当时文学家钱秉镫与顾炎武研讨了一个多月，顾炎武还作《燕中赠钱编修秉镫》一诗：“燕市鸡鸣动客轮，九门驰道足黄尘。相逢不见金台侣，但说荆轲是酒人”。京外的学者则通过书信寄来见解，例如，顾炎武将《日知录》样本分别寄给理学家、文学家陆世仪和诗人、学者李良年，强调“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在给李良年的信中还提到“将读退谷（孙承泽）先生之藏书”。
“家国天下”契合晚清时政
顾炎武来京的唯一目的便是著书立说，以舅父的身份居住在外甥家中实属无奈，他对文人士大夫的聚会宴饮更是不以为然。徐乾学在绳匠胡同的宅邸中建有待客之所山堂，在虎坊桥南还有一处别业名为南国。徐乾学曾作诗描述聚会场景：“宣武门西别业幽，群公载酒共销忧。石回鹦鹉依雕栏，泉喷珠玑入画楼。”诗中所提及的“群公”，包括翰林院编修吴光、礼部左侍郎严我斯、翰林院检讨蔡启僔、书法家徐方虎等人。顾炎武对此曾说：“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至于征色发声而拒之，乃仅得自完而已”，并写下《赋得檐下雀》一诗：“力小不成巢，翾飞无定止。所谋但一枝，徬徨靡可恃。曾窥王谢堂，不作衔泥垒。虽依檐下宿，无异深林里。岂不慕高明，其奈惊丸耳。惟应罢官时，殷勤数来此。”当年年底，他便移居到晚辈顾洪善（时任内阁中书）家中过冬。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顾炎武离开北京，迁往山西、陕西等地。
道光年间，北京宣南地区诗社、诗会盛行，士人学子云集于此，他们常常以“家国天下”为己任，聚集在一起议论时事、抨击时弊。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顾炎武的言论深深触动了众多仁人志士的灵魂，大家逐渐意识到“天下兴亡”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士大夫之无耻”便是国家之耻，天下士人应当“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从水火之中挽救民族危亡。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翰林院编修何绍基、贡生张穆等人发出倡议，修建顾亭林祠以纪念顾炎武先生，参与捐资的儒士学子约有三十七人。顾亭林祠既是文人雅集的场所，也是纪念顾炎武的重要地点，当时许多文人儒士都曾到访此处，如林则徐、魏源、徐松、许瀚、顾莼、陈潮、苗夔等。该祠分别在1856年、1921年两次重修，留存有《顾亭林先生祠记》《重修亭林先生祠记》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