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伊文思的中国情缘》 在影像里重逢“老朋友”
在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之际，近日播出的纪录片《伊文思的中国情缘》有着独特的分量。这部作品不仅让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重新走进中国观众的视野，也让不同代际的中国观众重新“观察”和“发现”中国。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提出“影像史学”，认为影像不只是一种史料，而是和文字一样，是一种书写历史的工具。一位国际导演在将近五十年间，持续用影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体现了“影像史学”的核心要义：以视觉影像传达历史以及凤凰彩票对历史的理解。《伊文思的中国情缘》从新的视角赋予“伊文思与中国”这段历史叙事以当代阐释，这部作品也成为“影像史学”新的档案与材料。
在三重文本的交织叠映中凸显中国精神。《伊文思的中国情缘》中，伊文思所见的中国、伊文思镜头里的中国和当今时代的中国形成了三重相互对照的文本，而贯穿三重文本的核心始终是普通人。“情缘”一词，恰如其分地勾勒出这份羁绊与联结的厚重。伊文思用无比珍贵的历史影像表明，人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故事，就是最鲜活的历史。
当伊文思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华夏大地正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处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究竟是何种力量打动了这位国际影人？在伊文思看来，时局越艰难，中国人越坚韧，这是中国独有的精神力量。他将这份观察融入纪录电影之中。五十年里，伊文思多次到访中国，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从《四万万人民》到《愚公移山》再到《风的故事》，伊文思的镜头始终聚焦中国普通民众，他刻意回避“样板化”的宣传视角，力求捕捉普通人的真实情绪。伊文思看到的不是抽象的“中国”，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这些个体身上共通的，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能量，以及面对困境时从未屈服的昂扬斗志。
如今，当荷兰导演荷内循着他的足迹再次来到中国，中国早已焕发出全新气象。这份跨越时空的巨变，其深层逻辑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无论时代怎样变化，中国人的坚韧、务实与向上的精神特质从未改变。早在1958年的纪录电影《早春》中，伊文思就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他曾说：“我在中国看到了一种真实、蓬勃而坚定的追求。”岁月流转，今天的中国人虽然身处不同时代，却与伊文思镜头中的人们一样，始终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份向往也成为驱动民族前行的不竭动力。
《伊文思的中国情缘》通过三重文本的相互映照引导凤凰彩票重新思考纪录片的价值：不是记录抽象的时代，而是记录时代中的人，挖掘人身上闪耀的精神光芒。纪录片正是通过讲述人的故事，连接历史与当下，使其价值得以延续。
以“对记录的再记录”展现真实与诗意。如果说伊文思镜头里的中国是对昔日中国的记录，那么《伊文思的中国情缘》可以说是对这一记录行为的再记录，这种记录离不开扎实的史学研究。张同道教授带领创作团队溯源伊文思的人际网络，梳理其跨越国界的拍摄历程，不仅首次清晰勾勒出伊文思的中国足迹，更对其在海外的拍摄地、上映场所等展开了细致的媒介考古。这种兼顾本土与国际、史料与实践的创作方法，尽显主创深耕纪录片创作的学术态度与专业精神。同时，这一过程也将原本隐匿的记录行为显性化，呼应着伊文思客观纪实与主观情感共生的诗意纪实主义创作风格。
一方面，《伊文思的中国情缘》将“对当事人的探寻与对真相的印证”作为核心线索，以回访式拍摄完成对“记录的再记录”。针对《球的故事》等曾存争议的片段，该片特意邀请当年的拍摄对象重回同一场景，让现实中的人与纪录片中的自己展开跨时空对话，以最直观的方式为伊文思纪录片的真实性正名。两代创作者对纪实本质的坚守，让不同时空的影像文本在互证中加强了可信度，更揭示出一个深刻命题：纪录片的真实性，既能支撑起单一作品，也能在跨时代的记录与传承中形成共鸣。
另一方面，对“记录的再记录”也是一种极具诗意的叙事策略。《伊文思的中国情缘》将伊文思镜头下的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画面不断进行交叠，借由画面、意象与情感的对照和复现，构筑起充满美学张力的诗意表达。片中，昔日烽火硝烟中的台儿庄与今天桃花盛开、落英缤纷的台儿庄互为映照，往日烟雨朦胧的黄山与当下艳阳普照的黄山互为映照，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跃然荧屏；而当荷内如同伊文思一般，去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呼伦贝尔草原的雪时，相似的意象在复沓中铺陈叙事节奏，让潜藏其中的情感与主题不断深化。此时，纪录片不仅展现美学意蕴，更富有情感温度。它证明了纪录片的诗意并非只能源于自然风光或艺术化的镜头语言，更能植根于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生发于情感与主题的递进升华。这种创作路径，为国产纪录片如何活化影像史料、构建本土美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用影像回答跨越国界与时空的“四问”。伊文思是以影像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理念、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先行者。自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起，伊文思始终将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文化底蕴与发展理念传播至全球，用纪实影像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伊文思的中国情缘》重访拍摄地、寻访当事人，不仅是对其影像遗产的活化，更是对这一行为的延续与传承。
伊文思所探寻的中国之问，本质是中国如何摆脱落后、实现富强，如何坚守自身文化根脉的历史之问。尽管今天的中国已告别贫困与战乱，但这一核心命题并未过时。伊文思所探索的世界之问，核心是如何打破文明隔阂，让世界客观认识中国，如何实现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这一问题在如今更具现实紧迫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解决自身实际问题，并以全球视野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这一意义上说，《伊文思的中国情缘》重新讲述伊文思的故事，展现中国的变化、中国人的变化，以当代视角挖掘伊文思镜头背后的中国实践，正是在当下对“四问”给出了新的作答。
伊文思的中国情缘，本质是一种超越国界的人文关怀。他对中国的关注，不是出于单方面的文化猎奇，而是源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他记录中国时，没有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俯瞰视角，而是以平等尊重的姿态，去理解中国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精神。他曾说：“我想歌唱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今天，《伊文思的中国情缘》同样以平等的姿态面向世界观众，它并未将伊文思塑造成西方视角下的中国代言人，而是着重还原其作为国际主义者的思考；它所呈现的，不是中国故事的单向输出，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这正是对伊文思国际主义精神的理解与回应。
《伊文思的中国情缘》以娓娓道来的语态，让中国观众与情系中国的“老朋友”在荧屏再次相逢。该片饱含着历史的温度，以静水深流的叙事引领观众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历史，以当代视角创新了历史影像的解读方式。它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其中的国际主义情怀与文明互鉴理念，也承载着中外交流面向未来的期许与愿景。在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国际传播亟待突破的今天，这部纪录片既是对一位国际友人的致敬，更是中国如何讲好自身故事、深化全球对话交流的有益探索，成为“影像史学”实践的又一范本。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