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印象的时空重叠——《湘行散记》与《从文自传》中的自我形象
沈从文在他的散文系列中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一个生动、真实、丰富的湘西景象，湘西这片湖南边陲之地所蕴含的山河景色、风土人情在他的注视下变得灵动、深邃起来。然而作为从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沈从文在注视它的同时也照见了一个更为清晰和完整的自我。正如巴柔所说：“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湘行散记》是沈从文在真实回归的状态下，在现实与印象的时空重叠中，在当下的我与当下的他者真实的交往中，塑造的此刻的我。与此同时，沈从文在对友人命运的见证和反思中，也重构和补充了曾经的记忆中的《从文自传》中的我。
一、《湘行散记》：“还乡的我”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探母病回乡途中根据所见所闻有感而作，此时的他已经在外漂泊了十余年，从一无所有、不甘平凡的乡下少年变成了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还乡探亲人。这十多年的时间，不仅使得他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片土地也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此时作为“还乡者”的沈从文，拥有了与过去迥异的城市经历。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感官体验下，“作为一个本位于现代文明的还乡者，沈从文以‘他者’的眼光发现了边地的‘他者’，从对两种生存方式差异性表象的直观体认中生成了叙说的冲动”。这种叙说的冲动一方面使得《湘行散记》完成了对湘西边地直观而细腻的描写；另一方面，在巴柔看来：“我想言说他者（最常见的是由于专断和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因此，在这种“自我”和“他者”的双重映照中，《湘行散记》也在无形中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现实此刻中的“我”。
在《湘行散记》笔下的叙述中，“还乡的我”首先可以被直观地感受到是一个生疏好奇的重游者。故地重游，难免会将当下的境遇与记忆中的场景两相对比，从而刷新对地域的认识，获得比较性、发展性的经验、感受。作为一个重游者，“我”对很多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无论是水手的夜间生活，还是河边吊脚楼里的喜怒哀乐，“我”都非常容易地就想象出来，以至于“我”说：“——十五年前自己的事，在这样地方温习起来，使人对于命运感到惊异。我懂得那个忽然独自跑上岸去的人，为什么上去的理由！”而正是因为此，“我”对于危险的敏锐度也是极高的，无论是担心船停在一个荒凉无人的岸边时怕水手忽然寻求刺激而杀人，还是在遇到险滩时向掌舵水手提议再加一个临时纤手，都表明“我”对此地的人性和地理的熟知程度。然而“我”终究是十多年以后才归来的人，对这个陌生的“熟地”有着格格不入之感，对于坐船过辰河都需要老朋友的照料才能“以逸待劳”地安排好；看到水村边嫁娶仪式会有惊讶和神往之情；错解多情水手牛保的送核桃之意……以至于在面对税关办事人的时候，用自己的老办法去面对此刻的对方，结果发现对方全然不同于想象中的样子，从而将“我”想象中的计划全毁了。这种熟悉而陌生的状态，让我出于好奇想要去认识吊脚楼边的陌生水手牛保，想要去看看城市军队的驻防与安排，想得知更多漂亮妇人夭夭的往事……正是这个带着好奇的故地重游的“我”，让“我”在一步步印证记忆、产生错位的过程中，获得了对此地的更强烈、更深刻的感官体验，从而进一步产生了叙说的冲动。这种叙说，不仅建构起了具有时间性和层次性的湘西地域生活，也在无形中言说了此刻的自我。
其次，“还乡的我”在绝大部分时刻体现为一个沉默的注视者。“我”在回乡的旅途中，沉默地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感受着时间和生命的流动。“我”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这些看似不变实则变化万千的花草土木，让“我”意识到写在纸上的历史是多么单薄，而人类的喜怒哀乐又是多么生动具体，历史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而他们也不必去关心那被书写的严肃的历史。“我”看到年近八十还在努力为生存计较的纤手，看到靠出卖力气生存的水手和出卖身体生活的妓女，随时可能因为船只意外或生病或年老而死去，意识到生命有时是多么坚韧，富有生命力，而有时又多么脆弱。当“我”见证了曾经繁荣的商埠日趋衰颓，码头破烂不堪，屠户都骨瘦如柴时，又开始思考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这一切都该是谁的责任？又该怎样去改变？在这个不算短的辰河旅途中，“我”也会主动地去听周围的声音，听水手们的成长和薪资，听年轻妇人的心酸往事。“我”也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当“我”看到邮船水手闷闷不乐的神情时，“我”很想请他一次客让他高兴起来，但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了。他们命运中的喜怒哀乐该由自己体会，旁人无法插手。这种注视者的态度让“我”在看到十多年不见的好友傩右时亦放弃了相认，“时间使我的心在各种变动人事上感受了点分量不同的压力，我得沉默，得忍受”。这种沉默的注视，让“我”终于能够跳出地域视野，看到表象之下的时间与命运。“我”成了一个沉默的“他者”，一个反思与书写者。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从湘西这个“他者”看来，“我”却是一个有文化有身份的外来者。这个他人眼中的“我”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被建构起来。一是曾经熟识的人眼中的我。“我”在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眼中是可以讨论古玩字画的人，他总是把收藏的字画拿出来给“我”鉴赏，并且对于“我”的建议非常重视；“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同时也是地方上的百货捐局长会热情地招待“我”，并和“我”讨论贵重烟具、玄狐袍子以及未来的规划；干哥哥松林以为“我”在中央宣统皇帝底下做事，并且疑心“我”是个有身份的共产党员。但是这些人也都侧面展示了“我”与此地的距离感，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会给我精心规划好航线、包好船只，照料我一路下车、上船；爱惜鼻子的朋友会因为政治原因和“我”保持距离、划清界限；松林会提防“我”疑似共产党的身份……总而言之，“我”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离乡多年见多识广的故友，也是一个陌生疏离、身份模糊的归来者。二是陌生人眼中的我。“我”过税关时税关办事人会客客气气地给“我”行方便；在辰河上水手们的眼中，“我”是一个特殊的、极易被辨认的、有钱有文化有身份的游客；其中最特别是一个叫夭夭的年轻妇人，正是从她的眼中凤凰彩票看到了此刻的“我”最真实和完整的外貌气质，“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脸，同一件称身软料细毛衣服”的“我”在夭夭心中引起了特殊的幻想，更使“我”的形象从精神层面具象到整个立体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上来。从这些湘西土生土长的乡民们的目光看来，“我”是一个与他们有着天壤之别的现代都市人，是一个有身份、有目的的外来者。
正是在这种“注视”与“被注视”的双重书写下，“我”是一个具有多重面目的“还乡者”。这片纯粹的经历了岁月洗礼的土地，不仅照见了“我”身上流淌着的乡土血脉以及残存的性格特征，更是映射出“我”作为一个城市知识分子的整体气质——“我”已经不再完全属于这里，因此主动与这片土地上默然流淌的往事、故人保持距离。正如“我”所感叹的那样：“我有点担心，地方一切虽没有什么变动，我或者变得太多了一点。”
二、从《从文自传》到《湘行散记》：“过去的我”
对于此刻离乡十余年归来的沈从文来说，曾经那个在湘西随波逐流、无知无畏的少年就是过去的自我。《从文自传》写于1932年，作者在远离家乡的青岛以一种印象式的笔触勾勒出了一个天真肆意、迷茫无知的湘西少年，并描绘了这个少年真实而坎坷的成长史。两年后，作者踏上了故乡真实的土地，重温了印象中的故乡，也见到了现实中的友人。他们仿佛是过去的“我”生命的延展，从他们身上可以见出“我”生命的影子与更真实的一面。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细致入微地展示了湘西地域一个普通少年的成长史，童年时代天真活泼、肆意任性、机智敏捷、极通水性、不守规矩、热衷逃课、好奇好问等等，在学校与自然间自由自在地成长；少年时代意气风发、勇敢热情、斗志昂扬、迷茫无知、随波逐流，在同乡或亲朋好友的劝说下或参军或远行，离开亲人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一方面，这个少年是平凡而健康的。打架、斗殴、看杀人，恋爱、被骗、走出去，所有人生该有的乐趣和挫折都会体验一遍；人类的各种感情：害怕、好奇、快乐、激动、孤独、忧愁、慌乱、忏悔、自责、愤怒……都会在日日夜夜的生活中感受明白。正如“我”所说：“凤凰彩票虽各在收入最少卑微的位置上作事，却生活得十分健康……有许多生活，本来只需凤凰彩票用身心去接近，去经验，却不必用一笔钱或一本书来作居间介绍。”这是湘西少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年轻人所拥有的独特的感受。这片钟灵毓秀之地的少年，在社会这本“大书”的教育下，逐渐走向自知、自立、自强。另一方面，处于这个封闭的边陲小镇，于山野间长大成人，这个少年也是迷茫而漂泊的。“我”作候补兵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正是因为“本地的光荣原本是从过去无数男子的勇敢搏来的。谁都希望当兵，因为这是年轻人一条出路，也正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而在学校解散以后，“我”便跟着亲人、好友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无目的地拼搏，接受生命会随时消逝的可能。即使偶尔知道生而为人是有意义的，却也是模糊不清：“凤凰彩票各人都知道行将有一个机会要来的，机会来时凤凰彩票会改造自己变更自己的，会尽凤凰彩票的一分气力去好好作一个人的。应死的倒下，腐了烂了，让他完事。可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忧乐活下去。”在这种人生观的指引下，少年们接受命运、拥抱命运，在大自然和弹丸之地的安排下生老病死，没有独立思考人生的能力，也不会为此作出任何反抗。
同样是作为这群浑浑噩噩少年中的一员，沈从文因为一场热病和老同学的意外死去而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在对命运的深刻反思中他决心自己支配一次自己的命运，于是他就这样走上了北上的道路，走进了作为城市知识分子的人生，脱离了自己原本的命运。然而对于那个更普遍的“我”来说，这样绝境逢生、痛定思痛最终勇敢走出去的机会不是人人都有的。从《湘行散记》中十多年后当年故友、亲人的人生命运可以看到，当初的那个“我”如果没有迈出北上的脚步该当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一种可能是意外夭折。在这样时局动荡、山川险恶的乡野间，各种意外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并随时夺去一条鲜活的生命。突如其来的一场病、无法预见的一处湍流、毫无兆见的一场战争，无数与“我”同行的人在半途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只剩下三三两两的人继续前行。还未开始便戛然而止的生命，不得不让人思考存在与生活的意义。另一种可能是从商从政，倘若能安全从少年过渡到青年、中年，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作一个当地小有权势的人。如“我”的弟弟成了驻防溆浦的上校军官，如“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成了开旅舍的大老板，如“爱惜鼻子的朋友”成了地方上的百货捐局长……这些人都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才走到如今这一步。而如果当初的“我”没有偏离航道，也最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还有一种可能便是成为一个平凡普通甚至堕落无为的小乡民。如“我”的干哥松林，以卖草药为生；如曾经的贵州逃兵，现在在辰河上做一个一角三分钱一天的拦头伙计；最突出的则是“我”曾经一个极要好的朋友“傩右”，年少时“为人伶俐勇敢，稀有少见”，也志向远大要去军队做一个上尉副官。结果十多年后竟成为被鸦片烟毁了的“老人”。这些人的命运仿佛照见了曾经的自我，就像是过去的“我”生命的延展和错时空再现，他们生生不息，却又似乎在面对命运的态度上毫无改变。让“我”不由得去探寻在这个封闭的边陲之地生存与历史的意义，也沉思这些少年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命运，以及在战乱年代找到自己的位置与人生。
三、现实与印象的时空重叠：“他者”视野与自我形象
正是在这种此刻现实与十余年前印象的交织与重叠中，《从文自传》与《湘行散记》共同书写了一部真实而生动的自我生命成长史，塑造出了一个立体而复杂的自我形象。而这个形象的生成，正是通过“他者”视野完成的。从《湘行散记》可以看到，“我”始终站在“他者”的立场去看待湘西，“我”是一个好奇的重游者，也是一个沉默的注视者。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塑造这个新的“湘西”的同时，也照见了此刻的自我。因此，以“我”为“他者”，照见了“湘西”地域的变化和发展：“我”在《从文自传》中，塑造了一个印象中的湘西，而在重返湘西的途中，“我”作为一个外来者，同时也是湘西眼中的外来者，看到了湘西这些年变化的表象与不变的内在；以“湘西”为“他者”，照见了“我”的成长历程：我与湘西那些少年、那些曾经的朋友有了根本上的不同，走向了迥异的人生道路，然而，又还有些湘西人的性格特征始终刻在我的骨子里，让我明白我与这个地方无法断绝的关联。“湘西”与“我”，在互为“他者”的过程中互相照见了更深刻的“自我”。
这个“自我形象”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首先“我”具有复杂性，在印象与现实的时空重叠下生成，它具有“时间、空间”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时间照见了“我”的成长，“我”性格中各种因素的此消彼长在时间的注视下清晰而具体；另一方面，“我”的身上有乡村和城市两种文明的因素在相互斗争，从而塑造出了一个更丰富而立体的“我”。其次“我”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体现在“我”并不是按照既定的命运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在“我”的生命中有无数条岔路口，而“我”只是因着偶然的机会选择了这条路，又被无数的“偶然”支配着成为现在的“我”。最后“我”具有普遍性，“我”事实上代表了当时大多数青年的命运，事实上，《湘行散记》作于1934年，此时沈从文近32岁，这个“自我形象”的生成正是沈从文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在成长过程中的“我”，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面临着支离破碎的国家和迷茫无措的人生，对生死无概念，对生命无规划。因此，“我”是一个具体的人，也是一个普遍的青年人。
“我”在经历了种种转机和磨砺之后成为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现代知识分子，拥有了与过去想象中迥然不同的人生，在“我”的身上体现出了时代的影响与印记。然而这种时光的压缩与变迁不仅体现在“我”身上，也体现在湘西地域与同时代的亲友身上。与“我”这种人生的偶然性变化相比，这些亲人朋友的命运似乎没有获得什么改变：夭折、沉沦、浑浑噩噩，重复着旧时代的生命，这种迥然相异的强烈的对比，让“我”不禁更深入地思索个人命运的问题：“我”身份的改变，与湘西更多的生生不息的“我”的不变，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个人的命运？凤凰彩票该如何对待和把握这样的生命？
“我”回望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而将人生命运的改变归咎于机会与见识，于是给了另一个十四岁的“我”（虎雏）重新选择命运的机会，然而“最文明的方法”与上海这个繁华都市对这个少年没有产生一点影响，他依然按照原本的生命，成为以打架、泅水为乐的湘西大兵。这次改造的失败让“我”意识到个人的选择并不完全是知识和见识的问题，湘西少年获得走出深山、掌控命运的美好未来也并不是一己之力所能达到的。然而个人命运既无法轻易获得改变，年轻人又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那么民族的未来又在哪里呢？“我”继而在看到家乡的生存图景以后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个民族，在这一堆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型范！”战争和科技波及并打开了这个偏远地域，带来的却不仅仅是文明与进步，更多的是破坏与丧失。青年的命运，地方的力量，“烟土外运改成吗啡输出”，“湘西”还是笼罩在一片未知的命运中。
将具体的人、具体的地域放在历史的角度看，会发现个人的命运与地域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正是在这样的思索中，沈从文重新将目光转回到具体的人，“湘西”的变化，应当正是由一个个“我”来改变的，倘若“我”没有任何改变，“湘西”的发展和新生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这个“自我形象”，不仅代表的是具体的“我”，更代表的是湘西青年，甚至是整个中国青年，青年的改变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的经历是具有偶然性的，然而“我”的过去和未来却是中国青年普遍面临的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从《从文自传》到《湘行散记》中所塑造出来的这个“自我形象”，也就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四、从“小我”走向“大我”：生命哲学的探索
沈从文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身处战乱年代，具体的我是“小我”，而一个个“小我”组成了决定国家、民族未来走向的“大我”，对于“小我”的思索也体现了沈从文对于“大我”的深切忧虑和关注。他说：“我仿佛正在从各种努力上将自己生命缩小，似乎必如此方能发现自己，得到自己，认识自己。”“为寻求答解的正确，一切妄念幻象均得剥除，来看看什么是‘自己’。”沈从文锲而不舍地去认识自己、剥离自己，不过是要从自己身上得到关于个人生命的普遍启示。凌宇说：“生命观是沈从文人生观的核心。他对人生的全部观察与思考，都是以他对生命的理解为标尺的。”为何沈从文在拯救民族、国家的那么多条路径上，独独选择了生命？这与他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
在《从文自传》中，他陈述着自己童年围观砍头甚至数尸体、从军过程中在清乡路上砍杀成百上千人、拷打无辜乡民随意施刑的经历，很多年后他在《一个人的自白》中总结说：“我看过这种杀戮无数，在待成熟生命中，且居然慢慢当成习惯。”如果说围观旁人的生死尚且与自身还有一定距离的话，那么沈从文也在从军的过程中近距离地感受过自身的存亡，他在《从文自传》中多次表达着曾经的他对生死的看法：“我心想：上次若跟他们部队去了，现在早腐了烂了。上次碰巧不死，一条命好像是捡来的，这次应为子弹打死也不碍事。”就连到了北京以后，他甚至也有好几次为了求生存跟着“死亡队伍”茫然前行的经验。个人的生死对他来说似乎极其陌生又极其熟悉，死亡似乎是那么平常而普通的一件事，他却靠着一股莫名的动力存续着这可贵的生命，那么这生命的消失和存在又有何意义呢？他既看到了生死的无常，也看到了生命的无意义，他在城市中看到了受过新教育的女性混沌度日，丝毫不明白女性觉醒的真正意义；也看到了当代青年人以打牌赌博消磨生命，有着“读书人”的名头却毫无深度思考的头脑。在这样的情形下，何谈救国救民？因此，在沈从文看来，拯救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造人民、青年，也即塑造新的未来。
为此，沈从文在后来的文章中很多次谈到了他对于人性塑造的看法。首先的问题是，青年人需要怎样的人生观呢？他从自身的经历出发，不断地去对人生作抽象化地思考：在《从文自传》中，“我”从一个迷茫无知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想要自己掌控命运、体验人生、观看大千世界的青年；到了《湘行散记》中，“我”开始意识到个人生命的无常，以及个人在面对历史的渺小与无力，这无限地消解了人生的意义。于是“我”将人生理解为“体验”：“我还愿意再活十七年，重来看看我能看到的一切。”而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将人生理解为“意志”：“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从“命运”“体验”向“意志”的划动，最终让“我”产生了更严肃而坚韧的生命态度。而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这种以“意志”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也将塑造出更为健康奋进、积极向上的现代有为青年。其次的问题是，当代青年如何才能在良莠不齐的信息中获得正确而积极的力量呢？沈从文高度赞扬了“五四运动”对于国民思想的启发性意义，并着重谈到了教育和文学。对于教育来说，教育是塑造国家未来国民的路径，因此当下的教育理念就是重中之重。他批判了地方政府要求小学生“读经”的教育理念，并呼吁教育部门要负起责任来，重建和确立适宜于当下的教育新理念。而在文学方面，在报刊和文章盛行的时代，在尚有许多人为拯救国家寻找新思想新路径的时代，在学校教育无法普及所有青年人的时代，文学作品以及承载其思想的传媒工具就显得尤为重要。沈从文呼吁作者写出具有思想性、时代性的作品，也呼吁读者，去阅读有力量有深度的作品。他说：“凤凰彩票必需努力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建设一个观念……这种作品中所浸透的人生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的批评精神，方能启发教育读者的心灵。”“从积极言，一定要在作品中输入一个健康雄强的人生观，人物性格必对做一个中国人的基本态度与信念，‘有所为有所不为’，取予之际异常严谨认真。他必热爱人生，坚实朴厚，坦白诚实，勇于牺牲。”沈从文希望用教育、用作品塑造一种新的国民性格：他有“爱”，有爱才能有力量，去爱自己、爱他人、爱国家；他有“信仰”，有信仰才能团结起来，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和《湘行散记》中所展现的，是一个人从出生到青年的成长历程，是一个青年人的生命成长史。他的具体的人生经历固然丰富值得关注，但更重要的是蕴藏在其中的对于青年人的启发意义。从“小我”走向“大我”，沈从文不断地将生命抽象化，去思考更普遍的“人性”“命运”，这种基于人性的生命哲学，不仅在战时有作用，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应当有更深远的现实意义。沈从文当时所针对的青年中出现的诸如有教育无思考、生命虚无颓废等问题，在今天的青年中依旧普遍存在。人性、教育、成长是人类存在几千年来永恒不变的命题，这也是凤凰彩票今天重读沈从文、重读经典依旧能获得启发的关键所在，在科技全方位发展的今天，面临着新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凤凰彩票新时代的青年该拥有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该如何去获得和发展正确的三观，是一个新的时代问题。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