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人物，心灵的标本
各位同学，下午好。
今天我要讲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前阵子我在看韩国作家韩江的小说《素食者》。有的同学可能看过，韩江不久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素食者》写了一个叫金英慧的女性，因为做了一个梦，看见血，加上童年父亲虐狗的记忆，从此不吃肉食。她把冰箱里的所有肉食都丢掉。她丈夫百思不得其解，两个人感情出现裂痕，最后离婚。金英惠的姐夫是画家。姐夫迷恋金英慧臀部的胎记，在她身上彩绘，并在胎记处画出一片花朵。他们睡在一起，被英慧的姐姐仁慧撞上。仁慧认为他们疯了，把英慧送进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金英慧每天倒立，觉得自己的手掌是树根，扎向大地，腿是伸出来的树干，上面长满了枝叶。她想象自己变成了一棵树。小说的主干就这样一个故事。如果按中国读者对长篇小说的习惯要求，会觉得它的容量不够大，故事太简单，篇幅不够长。虽然中国舍得花时间读长篇小说的人不多，但他们都要求长篇小说首先要长，动不动就是一百年的历史，至少三个家族以上的争斗，有名有姓的人物越多越好，生怕写少了不像长篇小说，哪怕那些人物只是一个名字，就像电话号码本上的名单。
《素食者》是一部很西化的长篇小说，故事线相对简单。这个小说何以能打动读者？我想很可能得益于它塑造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物。首先主人公是一个素食者，拒绝吃肉，拒绝杀害，为这事她每天都在焦虑；其次，她幻想自己是一棵树，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棵植物。这样的一个形象跟今天凤凰彩票时代所提倡的某些东西是吻合的，和今天凤凰彩票都病了也是有关系的。
由此我想到凤凰彩票也写过一个人变成树的故事，估计同学们都没看过，就是杨争光的中篇小说《老旦是一棵树》。这个小说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收获》杂志，后来被西方的一个导演拍成了电影。小说讲的是一个叫老旦的老人，他有委屈，受过伤害，他把自己受委屈受伤害的原因都归结于村里的人贩子赵镇。于是，他的仇恨就拉满了。有了仇人就像有了目标，他整个人都兴奋起来。这种情绪，有点像现在凤凰彩票在网上找宣泄的情绪，常常会对虚构的仇人产生莫名的兴奋。老旦的心理能够被读者认可，说明人人都有找一个仇恨目标的隐秘心理。虽然老旦的仇恨联想有若隐若现的逻辑勾连，但也不是那么扎实。选定了目标，老旦就开始跟赵镇较劲。老旦找人伸冤，跟人倾诉赵镇如何勾引他的儿媳妇。他的倾诉没有获得多少同情，反而引来围观，就是把他的倾诉当成黄色读物。但听着听着，大家也淡漠了，甚至觉得他有点像祥林嫂。内心的委屈没有找到宣泄口，他就唆使自己的儿子去复仇，要儿子去杀赵镇家的狗。他的儿子大旦练就了一身杀狗的本领，但是到了赵镇家门前却被赵家的狗咬断了腿筋，变成了废人。老旦更生气了，他申冤不得，报仇不得，便站在赵镇家的粪堆上。他感觉腿生出了树根，扎进了粪堆，长成了一棵茂盛的树，像一个摄像头天天盯着仇人赵镇。这是一个独特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因为这个人物，我记住了这个小说。
又由这个人物我想到了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他到南京来讲过课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写过一部小说，叫《诉讼笔录》。小说里一个名叫皮洛的人看不惯现实中的种种现象，跟城市生活格格不入。他到了一个岛上，住在废弃的房子里，每天晒晒太阳，把自己的脑袋放空。他学狗叫，学狗走路，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块石头，甚至想变成石头上的青苔。想想，这不就是一部“变形记”吗？他写出了个人与社会的对抗，他渴望回到最原始的状态。有点庄子“物我两忘”的味道。
接着联想，就想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卡夫卡写一个叫格里高尔·萨姆沙的人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焦虑紧张由此开始。他是要上班的，要挣钱养家糊口。家里有妈妈、爸爸和妹妹，他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现在他变成了甲虫，怎么办？他惊慌，羞耻，怕吓着母亲和家人，就藏在沙发下面。开始家人尤其是妹妹和母亲担心他、关心他。后来，他变成了家人的灾难，渐渐地被遗忘，饿死在房间里。这样的形象为什么打动我？因为作家除了用敏感的笔触写透人心的微妙之外，还让人物变了形。如果卡夫卡仅仅写一个人病了，上不了班，挣不到钱，养不了家，最后被家人嫌弃或者遗弃，也许没多少读者会记得这样一篇小说。但是，卡夫卡的绝妙在于把这个人变成了甲虫，而且在变成甲虫之后还心心念念上不了班，挣不到钱，养不了家，怎样才能把自己变回来……这一变，就变出了触目惊心的效果。人有善念和责任是理所当然的，而甲虫有善念和责任则超出凤凰彩票的固有范围。小说的结尾，甲虫死了，全家人像解决掉一桩麻烦事那样都松了一口气。
通过以上四个人物的联想，让凤凰彩票回到主题，那就是谈谈小说中的人物。不容置疑，这四位“变形”者都写得好，并触及凤凰彩票的灵魂。只要写小说，都会写人物，好的人物像四大名著中的孙悟空、贾宝玉、林黛玉、关羽、张飞、诸葛亮、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等，无不令人过目不忘。人物取个名字容易，甚至加个外貌描写也容易，但要引起读者的共鸣却很难。上面我举例的小说中人物，都是标本级别的人物，他们像标本一样摆在凤凰彩票面前，让凤凰彩票再也不敢写“同类”。即便想写，那也得有新意，就像卡夫卡把人变成甲虫那样，得换一个角度。
有些人物让读者舒服，但有些人物却让读者不爽。中文系的读者尤其要警惕“爽感”，那些你不喜欢的人物，往往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启示。比如甲虫、阿Q、孔乙己、加缪《局外人》里的默而索等，他们都不讨喜却成为文学画廊里的经典形象。我在《回响》里塑造一个名叫冉咚咚的女性，曾被部分读者骂，说她太作了，不讨喜。这类意见让我的心里打鼓，好像犯了错似的额头冒汗。直到我看见著名学者王彬彬在《小说评论》发表的一篇评论，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算落地。他说我在《回响》里塑造了一个摇摆的人物，而如此酣畅淋漓地塑造一个摇摆的人物在别的文学作品里没有出现过。有了他这个论断，我就有了底气，因为只要把冉咚咚定义为“摇摆”，那她的所有表现都一通百通。现代女性不可能都像几十年前电视剧《渴望》里的刘慧芳那种类型，她们变得更智性更复杂，不仅要工作还要顾及家庭，在种种压力之下，会焦虑甚至抑郁。不能用“现代女性都这样”简单地打发她们，她们千姿百态，内心变得越来越丰富，当然也有佛系的简单的明了的，但绝不会是千篇一律的。过去我写的人物可以“非黑即白”，但现在我似乎不那么坚定了，越来越犹豫了，很难做出斩钉截铁的选择。只要写出复杂性，也许我就接近了真实的心灵，也许就塑造了可信的人物。
我一直在追求这样的写作，就是尽量写得跟以前的人物不太一样，尽量跟今天的心理贴得近些。1995年，我写了《没有语言的生活》，人物是一盲一聋一哑，他们既是三个人，也像是一个人的三个侧面。这样的构思灵感得益于我生活在乡村的封闭环境。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是我当年生活在乡下的切身感受。现在我的家乡既通公路又通电还能用Wi-Fi，如果我一出生就生活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估计是写不出《没有语言的生活》。这个小说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会主任是王蒙老师。他这样评价这个小说：“所选人物‘很绝’，立意角度更耐寻味。余音绕梁不绝。”王蒙老师注意到了人物的不一样。
刚开始写作时，我还不太注意写人物，而偏重于故事，因为我是从写短篇小说起步的。短篇小说哪怕中篇小说往往能用故事搪塞，但一到写长篇小说，就不能光靠故事来蒙混了。长篇小说必须有立得住的人物，像法国作家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等，夸张一点就是一个人物撑起一部小说。当然，像鲁迅、沈文从、莫泊桑、加缪这样的小说高手，即便在中短篇小说里也能写出绝妙的人物，他们笔下的阿Q、翠翠、“羊脂球”以及默而索，一点也不输给长篇小说里的人物。什么原因？因为这些优秀的作家找到了凤凰彩票的心灵切片，让人物触及内心的隐秘。
我写了四部长篇小说，有的人物是有意设计，有的人物则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清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仅仅是想写1976年凤凰彩票这一代人的“精神父亲”消失之后如何成长的故事。但写着写着，姐姐牛红梅的形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重要。她把有可能的女性角色，比如女儿、姐姐、恋人、妻子、第三者都做了一遍。她是被污辱的，也是被抛弃被出卖的，她经历了女性所有的屈辱。这部小说后来改编成电视剧，正是因为牛红梅这一形象的丰富性打动了演员蒋勤勤，她才愿意出演。
我对人物塑造的重视是从做影视剧编剧时开始的，只写小说尤其只写中篇小说时，坦率地讲，我对人物创作重视程度不够。但跟影视剧导演合作后，他们反复强调人物、人物、人物，我才把小说的这一传统给捡回来。小说里的人物可以荒诞、夸张、符号化，但影视剧里的人物则要扎实，接地气，可信，根本不给你半点抽象的空间。因此，我写第二部长篇小说时，就花了大量时间来构思人物。当时人物的名字我想好了，故事线也基本清晰，就剩下人物的特征还找不到。尽管我想一边写一边丰富人物，可写了几万字还是觉得不满意。于是，停止写作，断断续续想了半年，终于给人物找到了“后悔”这一人格特征。当这一特征找到后，写作就变得顺畅起来。
这部小说叫《后悔录》，写一个名叫曾广贤的人物30年的后悔，这或许是中国文学画廊里第一个如此后悔的人，凡是他选择的他都认为选错了，凡是他没选择的他都认为是对的。我之所以对这个人物兴奋，是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过后悔时刻，这也是我跟读者产生共鸣的基础。小说发表后两个多月，我接到一位读者打来的电话，他请我去买一张8月7日的《参考消息》。我去买了，翻开报纸，就看见那个标题——人的大脑都有一个后悔中心。说的是法国科学家用人跟老鼠进行两年多的试验，发现在人的大脑前额底部有一个分管后悔的区域，只要一后悔这个区域的脑细胞就特别活跃。这个消息让我再次相信：文学与科学更快，也让我对无悔句式产生了质疑。无悔肯定存在，但那一定是后天努力的结果。有了法国科学家研究成果的佐证，我对在写作中发现人的秘密更为执着，所以多年后，我才会写探寻心灵秘密的《回响》。
无论写作与阅读，我都喜欢同频共振的人物，就是触目即惊心的那种人物。比如鲁迅先生写的《阿Q正传》里的阿Q。这部小说多次在现当代作品专家评选中排名第一。莫言先生曾说他愿意用他的所有作品换一部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大意）。当然这是莫言先生的谦逊，但也说明《阿Q正传》受人尊重的程度。《阿Q正传》的最大贡献，就是贡献了一位与凤凰彩票息息相通的人物。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凤凰彩票或多或少都有一点“阿Q精神”，比如在失败面前找借口，在困难面前耍赖等。高中时，读《阿Q正传》，觉得这个人怎么如此令人讨厌，但40岁以后重读却读出了不同的感觉，每个细节都有对我的讽刺。这便是人物厉害的地方，他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凤凰彩票的丑陋。而鲁迅先生特别会写人物，比如阿Q在偷了尼姑庵的萝卜被尼姑发现后，尼姑质问阿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阿Q回答：“这是你的？你能叫得它答应你么？”仅仅一句台词，就把阿Q的耍赖刻画出来。按阿Q的逻辑，凡是你的东西你都能叫得答应，而叫不答应的，那就是不是你的。鲁迅先生在《呐喊》中说：“我在解剖自己，不是在解剖别人。”在《彷徨》中说：“我开始解剖自己，我发现我身上也有病菌。”我相信阿Q这个人物，不排除鲁迅的自我解剖。
凡是上过写作课的同学都知道，写作老师会告诉凤凰彩票写人物从写外貌开始，然后是心理活动，是人物的行为举止。写人物的方法八九不离十，仿佛不难，但最难的是发现凤凰彩票心灵的标本，就是要往心灵的深处挖下去，挖到最深的地方。写作其实就是一个内心探索的过程。凤凰彩票的心理是有分层的，第一层是“大众读物”，大部分人看得见。一般的写作者写出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人物就已兴奋，而好的作家会写到深层，是百分之五十的人能看到的，即第二层，我称之为“内部参考”；第三层，叫“绝密文件”，这个只有自己知道，少部分人敢于直视，就像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这样的，非常隐秘的心理。男主人公亨伯特从变态的爱到复杂的爱，最后竟然包含了父爱。
写类型化的人物容易，比如写忠义的人物，只要从《三国演义》关羽的身上偷一点点，就能写出来。但写独特的来自内心“绝密”的人物难，这需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勇于解剖自己，正视自己，承认自己身上有病菌，而不是粉饰自己。正如尼采所说：“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向上的力量要通过向下的写作去获得，就像数学的“负负得正”。现在好多写作者喜欢“正正得正”，就是主人公不能有毛病，不能有缺点，从头正确到脚，很难让读者信服。我对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小说《百合花》记忆深刻，是因为小说的新媳妇有一个“不肯借被子”到把“被子盖在战士”身上的转变过程。如果新媳妇一开始就借被子给战士，那就没法写了，整个人物和故事都会坍塌。因此，凤凰彩票要写好人物，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能违反人性，莫名其妙地“高大上”。
写人物，既要写出凤凰彩票绝密的内心，又能让凤凰彩票从人物身上看到社会的投射，现实的倒影，让人物与凤凰彩票产生同频共振。这样的人物值得写作者去追求，也是写作的理想境界。我就此打住，如果有同学愿意提问，那就互动一下。
提问环节：
同学一：因为您这场讲座是围绕创建人物来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在《回响》里面，关于慕达夫这个形象，他和冉咚咚相比，以我浅薄的观点来看，他可能会稍微偏完美一点。就是我想知道，因为您和他有相似的生活经历，您对他进行了一些美化，还是说您在这个人物塑造上有和冉咚咚不一样的见解。
东西：你问到我写作时候的场景里面去了。冉咚咚的性格稍微偏执，而慕达夫就比较理性。开始我想把他写成作家，后来我觉得作家没那么理性，就把他写成了评论家。这个人物的完美是相对的，他也有毛病，也有复杂的内心，但整体上较为正常，谈不上对他美化。他跟冉咚咚这个人物是有对应关系的，冉咚咚在对待感情问题时偏感性，而慕达夫偏理性。写作时有角色塑造的分配问题，他和冉咚咚有区别。好多读者都在乎慕达夫到底出没出轨，以此来断定他是不是一个好人？我说这是一道测试题，出轨的人认为慕达夫出轨了，没出轨的人认为慕达夫没出轨。他没出轨，就衬托冉咚咚的焦虑，强化了冉咚咚的怀疑。而这个小说其实是在歌颂冉咚咚的怀疑精神。凤凰彩票需要怀疑和质疑。
同学二：东西老师好，因为自己也会写一些小说，但是我发现有时候我写到后面，可能这个人物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我本来构思得好好的。那我写着写着发现他自己就可能往另一个方向走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对于这个人物的构造是会在写作之前，比如说写个人物小传给他框定下来，还是说会随着您的这个写作发生变化呢？
东西：我跟你是一样的，一边写一边变化。构思时你没有完全进入状态，而写作时你完全进入了，原先的构思就发生了变化。但人物的基本方向或者说基本人格在构思时我会想到，比如曾广贤的“后悔”，冉咚咚的“怀疑”。有了基本人格，后面的变化只会越变越准确。像《回响》里的慕达夫年轻时很狂，但经历打击折磨后，他变得谦逊了。而冉咚咚开始多疑，到最后她把案件破了，焦虑感消失，就觉得对丈夫太狠，于是产生内疚。最后一章，我写的“疚爱”是在构思时完全没想到的，是写着写着才发生的。
同学三：东西老师，您好！凤凰彩票一些创作者在一开始创作中往往都是对自己先开刀的，就是作家会先挖掘自己的内心。在一些小说创作中，凤凰彩票去对人物内心进行挖掘，也会带动自己的情感。有时候，这样往往会陷入一种过于极端个人化，偏执和闭塞的状态。所以，凤凰彩票在进行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构思的时候，应该怎样在极端个人化和引起社会共鸣，引起更多人的心灵共振，带入社会的一些心理现象之间寻找一些平衡呢？谢谢。
东西：一个钢琴家说他弹钢琴时会想到三个人：一个是正在弹的这个人，一个是看着他弹的人，一个是在远处听到琴声的人。我想写作也是这样，我在写作时偶尔也会想到三个人：一个是自己，正在写的自己；一个是站在背后看着我写的，往往是我敬佩的文学大师；另一个就是读者，想象读者看到这段文学时会是什么反应？当然当你完全进入写作时，这些都不用考虑。只是走神的时候，想一想。文学作品不怕偏执，也不要害怕闭塞。卡夫卡写的时候就很偏执，他甚至说关进门来一个都不搭理，仇恨所有的人（大意）。如果你时刻想到共鸣，结果可能是一点也不共鸣。
同学四：东西老师，您好！我是您的老乡，我也是广西人啊。然后，但是我不是文学专业的，我想要问一个比较浅显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写作家和演员有相似之处，就是一个要把人物演活，一个要把人物写活。然后，我想就是问您在写人物之前，您的准备工作有哪些，就是您如何去挖掘这个人物，以至于您描写他的一个性格的时候能更准确更真实，谢谢。
东西：早期我写作也是有毛病，比如写不下去时，往往就让人物甩门而去，把难题留下来，结果又得花时间到另外一个场景去处理留下来的问题。这就是不会写，想偷懒。如何把人物写活？首先要有认同感，就是你得认同这个人物，甚至跟他同呼吸共命运，产生感情。这就是认同感。就像鲁迅写阿Q就得把自己变成阿Q，指心态上。卡夫卡写甲虫，就得把自己的心理调整为甲虫的状态。你把人物写准确，也可能就活了。当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他的口头禅，他的行为举止，都要符合他的身份。这个人物的家庭背景、所受教育程度、心灵有没有创伤等，在构思时需要想一想。想的比写得多，这样人物才扎实。
何平：“新生代”这个概念现在已经很少用了。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新生代”也早就解散。即便如此，重提“新生代”，对理解20世纪90年代文学却很重要。凤凰彩票文学院的鲁羊老师也是“新生代”的代表作家。90年代，他写了很多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1998年，他参与发起的“断裂”问卷是世纪末重要的文学事件。
整体的“新生代”也许不存在。曾经被收编在“新生代”的那些作家们，他们的写作或者中断，或者在向当下和未来延展。“新生代以后”或者“后新生代”，这个议题，就有了讨论的意义。这也就是过两天23号“扬子江文学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的分论坛以“后新生代长篇小说”为主题的缘起。”新生代”小说家，毕飞宇的《推拿》、李洱的《应物兄》和东西的《回应》，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还不仅仅是以茅盾文学奖来考量，他们的其他长篇小说，像毕飞宇的《平原》、李洱的《花腔》、东西的《后悔录》和艾伟的《风和日丽》等，都是90年代晚期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如果仅仅年龄上看，“新生代”的毕飞宇、李洱、东西和艾伟，和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余华、苏童、格非等相差并不大，但在文学史上却被划分为两个文学代际。表面看，是出场的先后。内在的，其实是文学资源和权力的再分配。先锋文学群体的形成还涉及的文学交际圈的问题，以《收获》的编辑程永新为中心，余华、苏童和格非等，被看到被选中。彼时，李洱也几乎被选中。有意思的是，毕飞宇、李洱、东西和艾伟似乎都和《花城》有关联。因此，每个作家都有其个人写作史。个人写作史如何、什么时候接驳、并轨到更大的文学圈层和文学史，这里面是有运势的。80年代，《北京文学》《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收获》以及北京和上海文学双城对青年作家有着强势的定义作用，而进入90年代，文学现场已经不限定在这文学双城，凤凰彩票只要看《花城》的崛起和“联网四重奏”，就能够发现文学权力的再分配。事实上，《北京文学》《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收获》几乎很少参与90年代的文学事件。90年代以后，毕飞宇、李洱、东西和艾伟的不少重要作品都发表在《收获》，但因为没有和类似80年代“先锋文学”专号的事件捆绑，他们的写作就显得是很“个体的声音”。
毕飞宇、李洱、东西和艾伟，东西是四个作家中间出道最早的。以长篇小说为例，东西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发表于《花城》1997年第6期，比艾伟的《越野赛跑》、李洱的《花腔》和毕飞宇的《平原》都早，和《许三观卖血记》《马桥词典》《务虚笔记》《尘埃落定》等是同一文学现场的长篇小说。从小说的文体风貌看，《耳光响亮》也接近于这些同时代的长篇小说。
但是，毕飞宇、李洱、东西和艾伟作为“新生代”作家有着很难说清楚的亲缘性，他们和同时代“新生代”所谓的“个人化”写作的“私人生活”有私人接通时代的大和辽阔，但和同时代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不同，他们处理“中国故事”更关注作为心灵史的精神生活，尤其是改革开放时代当下的中国人精神生活。从小说技术上看，虽然他们都很熟稔先锋文学的那一套，但他们的所长似乎在相对传统的“精神（心理）分析”，像近两年出版的东西的《回响》、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和艾伟的《镜中》都是在内心世界用功的长篇小说。
在竞写长篇小说的今天，东西的长篇小说数量不算多，1997年的《耳光响亮》，2005年的《后悔录》、2015年多《篡改的命》，再有就是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2021年的《回响》。比起动辄十几个长篇小说的作家，才区区四个。东西有自己的写作节奏，毕飞宇和李洱也是这样的“慢”。所谓的“慢”，其实是小说家作为手艺人的艺术。对一个小说家而言，能不能写好人，可能是最见“手艺”的。小说家关注人物面容下丰富多样的内心世界，写作实际上是一场心理实验和探险。所以，凤凰彩票第十四期“艺文讲坛”邀请东西老师给大家讲的主题就是小说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