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5年第6期｜若若：边境（节选）
若若，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刊发于《长城》《广州文艺》《时代文学》《当代人》《小说林》等刊，曾获河北青年创作奖。
边 境
□ 若 若
1
整整十四年过去了。
去年，我在北部的边境，再次遇到徐厚安。
错不了，虽然不曾交谈，没有问答，但我能确定，那就是他。
那时，夏天未至，六月的早上，不少外国人过境来逛早市，吃早饭，英语、乌克兰语、俄语、混杂着本地人高一声低一声的吆喝，让小城不再安静，热闹和缭乱不断蔓延开去。城北的“一线天”，原本是本地居民盖房子时为运送建材方便留出的夹道，子一辈父一辈地走了上百年，蜿蜒曲回成一条狭窄逼仄的超长胡同。本地人做的美食都集中在这儿，来这的游人总是说：明儿起个早，吃趟一线天。
自然，我也不例外。
六月，有风过境而来，带着沉云和冷雨，由远及近，嘈嘈切切，一下子就把一线天描绘成了凉风暮雨的景象。我没带伞，半侧着身子，微微弯着腰，快步走过一个卖手链窗前小摊子，走过几个本地草药特产的吊篮小摊子，再走过两个门洞地摊小火锅店……终于看到一家人不算多的早餐小店。
“一个包子，一碗豆浆。”我说。
老板娘探出头来，一边爽快地应着一边在院里的灶台后边取餐。
我在对着大门口的小桌旁坐下来。一个满脸胡子的男人和两个小伙子正在埋头吃面，其中一个人闷声说：“有人。”
我赶紧站起来，看到门边还有地儿，但还没抬脚，豆浆就到了。这时，我左手的一个年轻人说：“豆浆放这儿来。”他没抬头，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对端豆浆的老板娘说。
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几年记者，听力和记忆力是极好的，寥寥几个字我就能听出来，年轻人应该和我一样，来自青州。
我用下巴点了一下，挪到年轻人的左手，想说谢谢。话没出口，我坐下的那瞬间，认出了他。
是的，错不了，徐厚安！
我俩认识的时候，他不过八九岁，但他耳朵上孪生的拴马桩和那道对勾模样的疤痕，一点也没变。何况，我认识他时，是我俩生命里最艰难的光阴，之于我是爱情的努力与失败，之于他是妈妈的得到与失去。
关于那些，都是过眼的难关，刻在心底深处、脑子一角，绝不会有差错儿。
小孩儿没娘，说来话长。
二十五岁那年，深秋，我做记者的第三年，从南方坐红眼航班采访回来，青州正下着小雪，一路上飘雪落在路灯上，落在我脸上，落在幽暗的街道上。这一派清冷的夜晚正是我的生日。我下车买了一个小小的蛋糕，回到家里，放下背包和电脑，我脱了鞋子只穿了袜子走到餐桌面前，慢慢打开蛋糕，自己点着蜡烛。外边风雪连天，室内安静一片。
这是我和海东青认识的第三年，他在我生日的时候不辞而别，让我觉得未来一片灰暗。
其实，一直我不这样。我做记者总是极其自信的，穿过吵闹的人群，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的路上，手上厚厚的资料，脑子里完备的采访提纲，夹在耳边正在通话的电话，还有，还有口袋里的小零食……以及超好的记忆力和应对能力，让我一直觉得从容，一切拿得准。对，我对自己文字总是这样，拿得准。但，那么中意的工作，我在做完一个深山扶贫的系列报道之后，毫不犹豫地离职了。那时候的我，因为一份小小的爱情拿不准自己，是真的。后来的十四年里，我每每想起都是后悔这个决定的，一直后悔。后悔到我对自己的最后一个系列报道，记得分外清楚。
我住在山里的一个农民的家里，家中只有奶奶带着自己的小孙子居住。她说：“安啊，快问记者老师好。”
我连忙笑道：“喊姐姐就行。”
这个小孩儿就是徐厚安，黑，瘦，小寸头，大眼睛骨碌骨碌的，过寒假的他整日无所事事，推着坏了的玩具在胡同里跑来跑去。我住在他家的东厢房，我在他家住的那段时间，他不再外出了。每天早上都会早早地在院里的自来水池子旁边等我，看着我洗漱，小心地问我今天打算去村里哪家，见什么人，做什么事儿。有时候会试探性问一句：“昨天写文了么……”那段时间，海东青刚刚离开，我心情正不好。一个人住在山里，手里空无一物，心里孤寂寥落，所以很愿意回他的话，甚至我出去采访的时候，也会带着他。
他在我身边跑来跑去，回头大喊：“快看，这是村东花奶奶家的大黄狗。还有，那边，是小语家，咱们去她家看看吧。”有时候，他还会捡起路上的小石头向空中高高抛起，嘴里说着：“那儿，烟筒冒烟的那家，是茵陈家，他家种药材的。还有，那边，是小语家，咱们去她家看看吧。”有时候捡了路边的一根木棍，扮作盲人敲敲打打一样走路，嘴里说：“你看，西边那家是种蘑菇的，东边那家是养鸡的，还有那边，是小语家，咱们去她家看看吧。”
这个孩子，出奇的固执，每次不管说什么，最后都是这句话，没换过。有一天，走了小半天的山路从种蘑菇的大棚回来，正好中午了，我累得脚跟不上脑子。他在我前边走回来，说：“走路都打晃儿了，你。”然后，他一屁股坐到村头儿的石头上，说：“姐，咱们晒会儿太阳吧。”
他说着，半躺下来，架着二郎腿，手里拿着捏得碎碎的干脆面，闭着眼睛一点点放在嘴里吃着，脸上分明有恣意的笑容，但突然一点点从唇边、眉梢收了回去，如闪电般。他说：“我妈妈活着的时候，带我去过市里。”
我心里抽了一下，抬着脸闭着眼睛没动，晒着中午的太阳听他说。
“去过那一次，陪我妈妈去看病，妈妈回来没多久就死了，埋在山那边。我爸爸出门打工去了，让我跟着奶奶好好读书。其实我也想好好读书啊，可是没妈妈的日子，太不好过了，有时候看到别人的妈妈追着打，追着骂，我都眼气得厉害，只能偷偷跑到山那边去哭。有一次，回家晚了，奶奶满村子找我摔了腿，我就再也不去了。想哭的时候，就咬牙忍忍。但是，没妈妈，吃糖都不甜，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不高兴到没力气读书、写字，你知道吧？”
2
知道，当然知道。
失去一个人的日子，非常没有滋味，的确就像，就像吃糖也不甜。海东青离开后，我买过好多好多巧克力，放在我的包里、床头、书桌、办公桌上，我想让自己随时随地吃上一块巧克力高兴起来，给我积攒一点精气神的力量，但，体重不断飙升，心情始终未能好转，一直阴郁又晦涩。
心境飘零又错落，徐厚安的短短几句话，听得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但，我毕竟大他几岁，想着以后他还有无数的日夜与春秋，要应对不定的幻灭和流离，想着无论如何还是要帮孩子积攒一些前行的心力，于是深深吸了口气问：“安啊，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警察吧。我妈妈说希望我能做个警察。”“警察当然好啊。”我抬手揉着眼睛，缓一下阳光的刺激，接着说：“你妈妈选的指定是最好的。对了，我代班过一段时间公安口线的记者，有一次去采访，是一个地下赌场查封现场，凌晨四点多，凤凰彩票采访车到了，好像有一个警察小队还没到，在场的一个小队长突然急呼呼地打电话喊，记者和狗都到了，你们为什么还没到？”
“哈哈哈……”我的话音未落，徐厚安放下二郎腿，上身半坐起来，“哈哈哈……”
那个虚空又遥远的山里冬天，我夸张又故意地讲了一个笑话。不过还好，一下子就点到了小孩子的笑点。看着他笑，我也笑了。中午的阳光落在他黑黢黢的小脸上，唇红齿白，他是个挺好看的小男孩。
我继续说：“很快，一个小分队警察就到了，下车分兵两路，直接翻墙头过去，身手干净利落，没一个拖后腿的。”
“那么厉害？”他问。
“超厉害的，个个鲜衣怒马的少年郎。”我回道，“我看你腿长胳膊长的，在家里上房那么快，估计以后也差不了。”
“嗯。”他一下子来了精气神儿，凑近我问：“你说，警察学校难考么？”
“那肯定不会太好考，毕竟都要优秀的人。”我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不过，你妈妈希望你做警察，那就说明她觉得你能考上。”
“嗯。”他也站起身，把干脆面塞进口袋里，又追问着：“你说，警察……”
他明显高兴了，可我忽而悲从中来，不想提警察这事儿了，就换了话题说：“你带我去小语家看看吧。”
“好啊好啊。”他兴致更高了，好像已经忘了刚才的话题，一蹿一蹦地跑到我前边。
凤凰彩票一大一小俩人，穿过石头老墙的胡同，踩着坑坑洼洼的泥石路，向巷子深处走去。那时，已经深冬了，凤凰彩票的头顶有古老柿子树的枝杈从老院子里伸出来，通红通红的柿子高高挂着，灰秃秃的小鸟轻轻跳来跳去，欢叫着凿柿子吃。胡同的尽头，徐厚安转头嘱咐我：“等着。”然后，他直接趴在地上从那破旧的大木门底下钻进去，吱吱呀呀地打开了木门。出现在我眼里是一处半新的房子，院里废弃的砖瓦、散乱的柴垛、丢在水缸旁边的衣物……完全没什么秩序。
走进那个门，我才知道这里生活着一对孤儿寡母，有重度精神分裂症的妈妈总是靠墙站着，或哭或笑或发呆；她两三岁的小女儿光着脚穿了单鞋，在妈妈身边玩，看见凤凰彩票，她赶紧站到妈妈身边去，摸摸妈妈的手，昂着小脸儿笑笑。
徐厚安走到我前边，蹲在小女孩的跟前，从兜里拿出一块大白兔给了她。那是我给他的糖，他一直没吃。那个小女孩慌忙搬了一个小木凳子，站上去，抿着小嘴巴剥开糖纸，踮着小脚儿，努力伸着小胳膊要把糖塞到妈妈嘴里。
“这是小语。”徐厚安依旧蹲在地上，俩胳膊横搭在膝盖上，转回头看着我说，“姐姐，这就是小语。”“小语。”我本能地应着，缓缓走过去，伸手想摸摸站在凳子上的小女孩。我笑着轻声说：“你就是小语啊。”但那小姑娘大眼睛里怯怯的，后边的妈妈也恶狠狠盯着我。我心里害怕，赶紧退了一步。
徐厚安站起来，拉着女人的手，安慰道：“小婶婶，糖是这个姐姐给的，她是好人。”
但是，疯女人嘴里开始含糊不清地呜呜喊着，神情越来越愤怒。我更慌了，怕惊吓到她，也怕伤着自己，连连后退了几步，手忙脚乱地把包里的面包拿出来，丢在地上，连声喊着：“把面包给她，厚安，给她都给她。”
我退出大门，又喊了一句：“安啊，把袋子帮她打开。”那个小姑娘太小了，我怕她把包装吃了。
院里并没人回应我。我悄悄探头看去，徐厚安拿着去掉包装的面包，半跪在地上，正伸手喂给小语吃。那时小语已经坐在小木凳上了，小腿儿悠哉悠哉地晃着。我放心地收回身子来。
又过了一会儿，院里似乎有低低的对话，因为距离有点远，我听不太清，便又好奇地探头回去，看见徐厚安拿着一个新面包，一点一点教小语如何打开包装袋，然后轻手轻脚扶着她在凳子上站起来，让她把面包递给嘴里念念有词、后背左左右右蹭着墙的小婶婶。
“快说，妈妈吃。”他凑近小语的耳朵教她，“小语，说啊，妈妈吃。”
“妈妈，你吃。”小语踮着小脚，伸着小胳膊，昂着小脸儿学着，“妈妈吃。”
多年后，我离开报社多年后，一直记得那个场景，冬日的太阳照着他们，小小的人啊，满脸满眼都是期盼，期盼妈妈吃下那口面包。虽然这一幕不曾写到我的新闻报道里，甚至我都没和任何人提及，说大山深处有一个孤独的男孩善良正直，内心悲凉漫溢，无处言喻。
徐厚安在见到我的第一天，曾犹犹豫豫地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说，人是不是会越过越好？”
那时候，我正忙着打扫房间、收拾行李，想都没想就回他：“当然。”现在想来，我的回答那么坚定，却那么敷衍，根本没意识到在人生的关键节点，小小他的早已见识了“死亡”“离别”，还有“爱”这样的字眼，活生生的像个死结，让他无法逃离。
采访结束，我返程回市。当天晚上，在报社的五楼，我坐在编辑旁，戴着耳机听着不知名的音乐，吃着泡面，等她看我的稿子。整整一层楼，良久的安静。我轻轻一个转脸，看到盯电脑屏幕的编辑眼泪已悄无声地流满了脸。
她看到了那段文字：有重度精神病的妈妈总是靠墙站着，或哭或笑或发呆，她两三岁的小女儿穿得破破烂烂的，光着脚穿了单鞋，总是在妈妈身边，玩一会儿就赶紧回来站在妈妈身边，摸摸妈妈的手，昂着脸笑笑。有人给了小女孩儿一块糖，她赶紧搬了一个木凳子，站上去剥开糖纸，踮着小脚丫，努力伸着小胳膊要把糖塞到妈妈嘴里。
做记者三年，我总是采访、记录，也总是遗忘，但只有这个故事我一直没忘。后来我去了教培行业，在很多写作课上我都讲过这个故事。多年过去了，每次讲起来心里憋闷，也怨恨自己不够争气，太沉迷于自己的那点儿爱恨和别离，根本不曾用心为那个小姑娘做点什么，也一直想象不到后来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后来，已经是我离开媒体十年以后了吧，有一个学生家长给我打电话：“老师，您和孩子们讲的那个小女孩的故事是真的吗？在哪里？我可以资助她，全方位的资助。”当时的我，坐在办公室的窗边，夏日的骄阳在外边照着，半杯冰咖啡端在我手里，楼下是合唱团的排练，孩子们咿咿呀呀唱得正高兴……之于那个叫小语的女孩，生活和时间、冷暖与悲欢，我远远不如那个叫徐厚安的小男孩。
对，就是现在，在边境，在我身边埋头吃馄饨的男人。他肤色看着依然黑黢黢，长胳膊长腿的，像小时候一样灵活又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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