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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小说《抵达》开头，好似行驶于旷野中，四周冷雾弥漫，耳畔偶有低语，时而调侃，时而惋叹，于孤寂寥落中荡开一缕温存。随着作家傅羽行至深处，当代青年飘摇的生存生活状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飘忽不定，如同小说借周迅《飘摇》的歌词所隐喻的那般，在草蛇灰线的笔法下缓缓勾勒铺陈，常常让人冷不丁地便被探入内心幽微之处，讶异忐忑的同时，深感无处遁形。然而作家并未止步于此，他以从容而不失凌厉的笔触解析飘摇之境的形成缘由，并且更进一步探寻解决之道，尝试凭借“对话”作为稳固之锚，建构出多元并包的场域，揭示一种圆融自洽的飘摇式生活美学也应被理解。其书写的蕴藉之丰富，发人深省。

一、飘摇是一种状态

《说文解字》有言：“家，居也。”可见房是家庭日常空间的重要载体。同时，受安土重迁等乡土社会的传统观念影响，房子自古以来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在中国人眼中蕴含着特殊的意义和情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个人能力与社会地位，延续至今。因此，今人若是没有房子，则经常被视作漂泊零落甚至无能之人。小说《抵达》的讲述，就是从袒露主人公“我”无房的飘摇状态开始的。

主人公“我”生长于农村普通家庭，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从事媒体工作，虽然反复感慨人生如寄，不断以看似豁达的语调自我疏解，话语间的裂隙却难免流露出难以弥合的生存焦虑——如果买得起房子，便不用租房子了，不断换房“是会多出一种漂泊感的”。诚如齐格蒙特·鲍曼指出，“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全球化、城市化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席卷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乡土社会长期尊崇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传统道德观念也随之被撼动，现代个体拥有更多对自我发展选择的可能，往往不再囿于故乡，转而大步迈向他乡。而上海作为一线城市的代表，以其虹吸效应重构着当代青年的选择：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充裕的就业岗位和更包容的人文环境形成强大的召唤结构，牵引着无数青年离乡奔赴。然而，“房”这个字一经提及便常有排山倒海之势，尤其在上海这座大城市，高昂的房价轻易地就能收拢若干渴望的目光，摄取无数焦虑与担忧，令从异乡奔赴而来的青年望而却步，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他们既无法甘愿退守乡土社会，又难以真正在大都市实现安家落户的理想。因而，就如同小说主人公“我”一般，妥协式地租房为生，接受这种无根的、悬浮的、飘摇的生活方式。

若是说，“我”租房是因为买房压力大而作出的选择，那么不买车甚至压根儿就不学驾驶的理由则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事实上，作为从事媒体行业的记者，“我”清楚地明白“在路上”“在现场”是谋生的需要，却对此表现出了一种吊诡的态度。他不厌其烦、絮絮叨叨地讲述了自己本来在乡下从不会迷路，到了上海就摸不着北，还常常因此闹出不少笑话等事例，将自己路痴的理由归咎于城市道路的繁多与复杂，似乎以此就能够证明自己不买车实乃无奈之举。但事实上，在他不断自证的过程里，恰恰呈现出了当代青年精神的“飘摇”状态。他既不认同当代社会对个体的评价体系，又无法奋力挣脱，便表现出内心时而自洽，时而又动荡不安的特点。

与其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我”的堂哥原游。和名字谐音“远游”截然相反，堂哥原游一生都扎根于故乡小县城，安居乐业、娶妻生子。他自小便向往着拥有属于自己的一辆车，如果不是因为车祸后遗症，或许他早早便能实现自己童年的梦想。但即便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却始终没有消磨掉他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基于这样的乐观态度，当他得知“我”谈了个上海女朋友后，下意识就鼓励“我”要试着在上海定居，并结合自己的人生历程，费尽口舌地敦促“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原游是坚韧不拔的，一方面是基于其拥有稳固坚实的物质基础，无需为生计发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身处于故乡小县城，乡土社会关于“房”的传统文化观念根深蒂固，相对稳定的道德精神秩序尚未被功绩社会所完全肢解。不同的处境促使原游无法对“我”感同深受，即便小说精心设置了“我”与原游多次进行对话沟通，有时已达到辩驳争论的地步，却似乎难以从中寻找到对“飘摇”状态的解决之道，反倒在原游的对比下更加凸显出“我”的“丧”。

韩炳哲曾鞭辟入里地揭示，当下的社会已经发展为功绩社会，功绩社会中的功绩主体“尽管摆脱了统治机构，却没有导向自由。自由和约束几乎在同一时刻降临。功绩主体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强制之中，以达到最终目的——效绩的最大化。”（[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0页）换言之，功绩主体承受的剥削被内化为了一种自我剥削，即在与他人的绩效竞争中产生的压力，直接转化为了他们对自我能力的焦虑。这种焦虑有时候也意味着与现状的对峙与抗争，是“心灵的想象与现实境况相互磨蚀的结果，在有些情况下正是人不放弃追求主体力量的证明。”（宋明炜：《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关于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笔记》，《上海文学》1999年第9期）但当他们无论如何努力，大多数仍处于既得利益集团外、面对着系统化的不平等时，焦虑逐渐被倦怠所替代，便被动或主动地退出了竞争序列，正如小说《抵达》中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倦怠感的青年形象。从故乡到异乡，从乡村到城市，满怀期待的“我”被功绩社会建构出的“成功者”标准，即“有房、有车”所规训，在重重现实桎梏下历经失望，于是他调侃自己从事媒体工作的不靠谱，花费口舌为自己无房、无车找到种种理由。这种表现的背后，饱含了他对未来的沮丧和对现状的无奈之情，也体现出其并未找到稳固的，用以寄托情感、信念之存在。

然而，若是据此便判定“我”属于21世纪以来如《可悲的第一人称》《毛坯夫妻》等小说里所塑造的“失败青年”“躺平青年”形象，则显得过于片面，有失偏颇。细读小说会发现，“我”的心态与心境其实处于一种“飘摇中成长”的状态。譬如，虽然租房为生，“我”每次搬家时，唯有书籍越来越多。在不足十平米的房间里，书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空间。这既是由于“我”的工作与书籍联系密切，也是因为“我”对热爱之物的坚守，从而能够在其他房客认为热爱书籍应该带来收益时，“我”果断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表示“纯粹”、“真心喜欢”才是更为可贵的。由此看来，尽管尚未逃离功绩社会对人内在和外部的规训，处于“飘摇”的物质与精神状态里，文学、艺术等却成为“我”维持精神秩序的小支点，让“我”即便暂时没有找到恒久稳固的支撑信念之所在，却能保持失望却不绝望，对生活没有高昂热烈的激情，偶尔倦怠、无力但也并未陷入颓废抑郁之泥潭的精神中间地带。

二、关系的飘忽不定

如果说，个体处境状态之“飘摇”或许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获得暂时性的自洽，那么仔细观照当代个体与他人之间关系的飘忽不定，则透露出更多无可奈何的意味。

首先是两性关系。小说《抵达》主线呈现了“我”与蓝羽的恋爱关系，堪称为当代都市情感景观的微观样本。“我”和蓝羽相识于地铁站，偶然性给这段恋爱关系奠定了浪漫的基调，却也暗示着两人关系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回想起这场恋爱，“我”都不禁感慨其宛如一场梦般虚无缥缈，“当凤凰彩票没能对事物或场景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或是作出准确的描述，凤凰彩票就说像做梦似的，或者就说是一场梦。”而这种不确定性通过小说中“我”与蓝羽时常“在路上”的情节设置得到进一步彰显。他们约会常常选择自驾的方式，有时是去看海，有时则前往“我”姐姐家所处的村庄，与姐姐一家人同吃同住，甚至也拜访了“我”的父母。作家不惜花费众多笔墨书写两人在自驾途中的对话，无论是启程前声明不过是“同路”，还是回程途中对萨特和波伏娃关系的讨论，都呈现出两人关系的飘忽不定。作家赤裸地揭示两人的言行举止仿若恋人一般亲密无间，但实际上，却始终不给以明确的男女朋友身份来界定对方，不过是在他人面前扮演着感情稳定的情侣，就连“见家长”这本应奠定稳固情感根基的仪式性场景，在叙事中却呈现出诡异的失重感。

深究其缘由，小说字里行间皆是丝丝缕缕的愁绪。现代社会的发展瞬息万变，消费主义蔚然成风的社会语境下，个体看似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与权利，却被无形的、更加复杂的标准所约束，促使个体自我整饬并精心将自己摆放于情感市场的货架上，无论是蓝羽还是“我”，都难以逃脱这种规训。生命爱欲之本能促使“我”与蓝羽彼此吸引、陷入爱情，但“我”身为外地人、乡下人，无房无车，飘摇无根基的现实境况，让本身是上海人的蓝羽的母亲态度坚决地表示反对：恋爱可以，结婚不可以。可以说，蓝羽母亲的婚恋观代表着现代情感市场约定俗成的一种婚恋标准。在这种标准管束下，爱情被物化和浅层化，婚恋的选择逐渐替换为个人基于自身金钱或地位认同需求的选择，掺杂了复杂的功利心理。蓝羽虽然对母亲所代表的这一套婚恋观不予苟同，却也被束缚于物化逻辑形成的隐形牢笼里，无法果断反抗，重重压力让她瞻前顾后，试图一边相亲以应付母亲的安排，一边与“我”保持联系。而相比起蓝羽，“我”则更渴望一种理想中的纯粹之爱，当意识到了自己短期内无法满足蓝羽和她母亲物质层面的期待，理解她们的顾虑的同时也萌生出对这段感情的消极念头，饱受内心煎熬。可以说，“我”与蓝羽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正是伊娃·易洛思所言的，在情感资本主义趋势影响下形成的“冷亲密”关系。（[法]伊娃·易洛丝：《冷亲密》，汪丽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处于这种关系中，“我”深感头顶仿佛始终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蓝羽也正如同她名字中的“羽”一般轻飘飘的，似乎一吹即飘散，无法做到长久地相携而行，于是，“我”忍痛选择分开。

除了书写“我”与蓝羽间的两性关系，展现出当下城市青年婚恋关系飘忽不定的形态，作家还着墨于复杂飘摇的血缘、亲缘关系。比如“我”与父母、姐姐等人之间疏离的关系。早早离家，在大城市工作打拼的忙碌令想念显得稀有又奢侈，促使“我”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不禁坦言“回家更多只是象征意义了”。这其中既有着地理距离意义上的疏离，更多的则是文化认识层面的隔阂。若不是过年过节，抑或是带着蓝羽出游的机会，“我”一年回家的次数则少之又少。此外，蓝羽与父亲的关系在小说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她的父亲于她十八岁那年“离家出走”，离开大城市和稳定的工作岗位，从上海到云南的一个小县城里生活，从此几乎与蓝羽及其母亲斩断了联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蓝羽和母亲一样猜忌怀疑着父亲，尤其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发现他与一个年轻女人关系匪浅，更让蓝羽五味杂陈，难以开口询问离开的因果缘由，便顾自难过，内心滋生出对父亲的怨愤。科技日新月异，飞机、高铁、地铁、汽车等使人们的出行越发便捷迅速的同时，也暴露出在“距离远”这般牵强的理由背后残酷的真相——有时候遥远的并不是地理距离，而是内心间隔。熟人社会逐渐倾颓的当下，人与人之间淡漠而陌生，基于血缘、亲缘缔结的关系似乎也不再牢靠稳固，正如蓝羽与父亲是血脉相通的至亲，双方的内心却横亘着一道又深又长的沟壑。在蓝羽看来，她对父亲不经解释便撒手离开的决定充满了不解与怨愤，而在父亲的视角里，他觉得自己的选择与经历是不会被家人所理解的，便干脆不作解释。直到当蓝羽同样面临着“面包”与“爱情”的两难选择之境时，凭借咨询父亲的意见为契机，方才打破两人之间似近实远的僵局，并由此揭开了父亲离家的真相。

沿着小说情节的脉络进行探析，与其说蓝羽父亲是主动逃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挣脱大城市对个体的桎梏，不如说父亲是顺从良心、在自身道德伦理影响下而不得不留在了小县城。他原本只是想重游故地，顺便搜寻一些商机，不料却目睹曾经喜欢之人的女儿饱受家暴的残害，本性善良的他不忍心置之不理，便竭尽所能地帮助这个女孩，因此在外耽搁了好几年。真相大白之际，蓝羽才恍然大悟自己多年来对父亲的心结不过是一场误会，只因两人之间日积月累地保持缄默，互相不肯对话交流，才悄然织就了他们关系的裂痕。

耐人寻味的是，在修补与父亲的关系中，蓝羽也获得了关于两性关系的启悟。作家借蓝羽父亲之口娓娓道来其虽然选择了有着房子的蓝羽母亲，内心却始终惶惶无居所的婚姻处境，意味深长地表示“安心”相对于“安家”而言更为重要。这一席话表面上口吻温柔，实际上饱含锐气，刺破了消费主义爱情神话的虚伪面纱。虽然蓝羽父亲的举措颇有冷落家庭，没有承担丈夫、父亲身份的责任之嫌，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家凭借讲述这近乎超然于一般日常经验的理想化事例，为读者展现出除了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姻缘等缔结的关系之外，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现状下，人与人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或许真正需要的是“安心”——既要安自己的心，也要安他人的心。

三、作为稳固之锚的“对话”

需要指出的是，实现“安心”绝非易事。实际上，个体的飘摇状态是导致无论是两性关系还是血缘、亲缘关系都显露出飘忽不定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关系的飘忽不定同样影响着个体，令个体处于飘摇状态的程度愈来愈深。两者互为因果，常常陷入死胡同般的恶性循环之中。但作家并未止步于仅仅描摹当代社会存在的这种现象，而是积极地寻求突破困境之道。对话，便是他所找到的一条有效路径，一处抵达内心安稳所在的稳固之锚。

纵观小说，作家淋漓尽致地书写主人公们之间绵密的对话，擅长以看似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牵引出层层叠叠的故事，既打捞着不同个体纷繁复杂的人生面相，又使得不同的思想、文化能够获得互相交流的契机。比如小说中不少发生于饭桌上暗潮涌动的对话。在姐姐、姐夫家吃饭时，蓝羽分享了她远房叔叔的故事。这个叔叔高中时在乡下姑姑家暂住，和当地的女孩陷入爱情，但上大学后联系逐渐淡了，便自然而然地分手，不料这个女孩在分手后发现自己怀孕并生下了孩子。在面对暴发户的死缠烂打时，她出于自卫却导致暴发户意外身亡，直到在法院上诉的时候，才与叔叔重逢。叔叔尽己所能地帮助了她，并在良心指引下向女孩求婚，即便被拒绝，也在她服刑期间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可以说，这个故事一波三折，而讲述故事的过程也是曲折的，充满了复调性张力。不时有曾任村支书的黄大放插科打诨，还有姐姐和姐夫旁逸斜出地插嘴。而由于转述的含混、事件的缺漏等原因，众人不得不在对话中猜测故事的全貌，其中不乏身处乡村的姐姐、姐夫、黄大放他们表露出对婚姻、家庭、法律，乃至良心等议题朴实无华甚至略显简单粗俗的观点。正如黄大放眼中“讲良心是有条件的”，蓝羽叔叔因为“是文化人，还懂法律，他当然有条件讲良心。但如果是一个单身汉，一则没钱，二则没什么文化，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你要他讲良心，不就相当于让快饿死的人不偷面包”。换句话来说，黄大放的观点即为《管子·牧民》中所言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洪颐煊：《管子义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页），是建立在传统乡土生存经验基础上的务实观念。相较而言，“我”与蓝羽的看法则深受城市文明影响，浸染了鲜明的现代个人主体意识。因此，对于黄大放所讲的这番道理，蓝羽委婉地反驳其或许能够讲给很多人听，但唯独少了自己。换句话来说，在“我”与蓝羽看来，只有自身处于和故事中远房叔叔类似的境况才能感同身受，也才能明白他的所作所为是多么难能可贵。表面上看，此次对话的结果是众人各执一词、争辩博弈，但深层次探究，孰是孰非并不是作家书写的意图所在。事实上，作家通过饭桌建构了一个面对面、温馨且平等的对话场域，允许不同思想文化观念统摄下的话语纷至沓来，充盈着丰富多样的言外之意，旨在突出对话不仅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且能够促使个体在与他者的对话中省视自我等意义，从而启发小说主人公“我”检视自己飘摇的人生之路，感慨“人经常是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觉走到了对面，就不要说你的后半生会反对自己的前半生，下一刻的你也有可能推翻上一刻的你。”由此想来，自身都可能会在某个未来的时刻否定自己，又何必纠结内耗于他人对自己的不理解或否定呢？正是在这些对话过程里，无形中淡化了“我”对飘摇的状态和处境的消极态度，此外还逐步构筑了一种自洽的飘摇式生活美学，表现出重建稳固的精神之锚的姿态。

进一步分析，作家极尽所能地雕琢每一段对话，在融铸小说人物的人生历程、所见所闻等“附近”的生活之余，也适度旁征博引，将古今中外杰出的艺术文学作品及其背后的故事、闲谈等装点于其中。然而无论对话的内容是什么，作家都格外注重于书写“面对面”这一方式，以主体具身性、在场性作为对话展开的基础，托举原子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摇摇欲坠的关系，这在“我”与蓝羽两人间的对话中可见一斑。

“我”与蓝羽初见后便加了微信，但“我”总觉得不踏实，认为“这样的聊天代替不了对话，隔着时空和屏幕，凤凰彩票触摸不到对方真实的气息，也看不到任何生动的表情”，即便内心悸动，两人聊天的内容大多不过是无伤大雅的闲话，始终没有深入到精神层面的话题上。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人约定见面后进行的第一次对话，作家细致地描摹对话发生的场景，包括轮滑主题火锅店、靠窗的位置、点菜的行动、蘸的调料……身体空间、人物样貌、声音特性和风姿神气等在场性要素都发挥作用，其对话就是身体在场性的“说出自己”（刘亚斌：《从“出位之思”到“界面之思”：对话体小说的跨媒介书写》，《网络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面对面地对话让两人从彼此的故乡、职业等信息的坦露，到探讨画作《奥菲莉亚》烛照双方的精神世界，再到互相阐发对家庭、婚姻还有生活的理解，逐层探入彼此的内心深处，徐徐缔结两人的情感联系。而随着两人愈发亲密，他们相携出行，自驾踏上旅途，不断在对话交流中了解彼此的性格与观念，有时也产生了难以化解的矛盾隔阂，例如因为“我”在上海没有房子而使得两人陷入飘忽不定之境的关系，间接导致两人分手。但作家颇有意味地赋予对话这种人际交往方式以重要的使命。通过与父亲的对话，以及和常在国外的表姐交流观点，蓝羽在他者的视阈中获得启发性的见解，恍然发现自我被功绩社会的标准桎梏已久，钻进了死胡同里，开始意识到有时候多一点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也未尝不可。于是，她主动和“我”取得联系，开车载“我”回老家，再次创造两人面对面深入对话的时机与空间。

在虚拟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新兴媒介层出不穷，消解着人与人深度交流的可能，而作家坚持不懈地书写对话并强调对话主体的具身性、在场性，试图保留不同主体具象的语气与腔调，并且通过对话交流建构出容纳多维价值观念的广阔场域，为异质性的价值观保留一席之地。因此，在这个场域中，飘摇式的生活美学被允许、接纳，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挡、淡化焦虑不安的社会情绪。这种书写策略的背后，正是基于作家对中华民族从古绵延至今的和合文化精神的深刻秉承：在现代化内蕴着诸多对立冲突，风暴般席卷了整个社会之时，始终坚守着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为人处世之道。

小说最后，作家赋予其一个温情而开阔的结局。虽然前方缥缈、路途飘摇，但蓝羽和“我”在坦诚的对话中贴近了彼此的精神世界，抵达内心安定之境。“我”在与蓝羽的对话中获得了内心的慰藉，不再以犹豫不定、沮丧失落的态度面对两人的未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飘摇处境。同时，蓝羽也更加深入地理解父亲和“我”所践行的飘摇式的生活美学，即接受命运无常，不过分苛求所谓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是侧重于寻求精神深处的圆融自洽。

结语

读罢全书，可谓是心神震动。

作家快、准、稳、狠地洞彻当下世间万相、人情冷暖的着力点，管中窥豹，勾勒出当代都市青年物质、精神的飘摇状态，人与人之间飘忽不定的关系。但作家并不止步于仅仅描摹现状，而是以此作为起点，引领读者走向一次深彻的精神“抵达”。

梳理作家以往著述，不难看到其对于深度对话与精神勘探的执着，如《一米寂静》一书便收录了他与16位当代文学名家近距离地提问与辩白、分析和论争，表现出“放下客套，深准稳很，直入创作命门”（俞耕耘：《“对话”当代文学——读傅小平〈一米寂静〉》，《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7月20日）的风格特质。而从批评家到作家的身份转变，使他亲身体悟到作家的职责与使命，在保持以往锐气的基础上，倾心集独特的视角、深厚的文学积淀与通透开阔的格局于一体的，充满温情的创作。凡此种种，皆推动他在小说《抵达》中捕捉、描绘关于“飘摇”的现象之余，鞭辟入里地探析其背后蕴含的复杂缘由，并将对话精神内化为小说的肌理——人物之间的交谈、与自我及他者的思辨，皆成为引领他们穿越现实迷障，逐步“抵达”内心澄明与和解的路径。

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作家颇具勇气和魄力地击破世俗规训下对“飘摇”一概而论的悲观乃至叱责的态度，以兼具思想性与趣味性的笔法昭示出其实际上也蕴藉了一种随遇而安的自洽生活之道，最终指向一种在变动中寻获意义、在对话中生成理解、在回望与展望里确认存在的精神可能，使“抵达”成为一种开放的、不断生成的生存诗学——即便身如飘萍，心仍可有所归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