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东坡遇到下午茶
19世纪中叶，茶叶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商品，在东西方的交流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与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对茶叶的依赖不断加深。茶不仅是一种消费品，也成为英国社会生活、文化认同与帝国商业扩张的象征。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文人关于茶的书写逐渐进入西方视野，成为西方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苏东坡作为宋代文人和茶文化的重要代表，其诗文中对于茶的描绘和哲学化思考，在19世纪的西方传播开来，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别具意味的环节。
1853年1月，伦敦出版的《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刊登了一篇题为《印度茶与中国旅者》的文章。该文提及了茶叶大盗罗伯特·福钧于1852年出版的著作《在茶叶的故乡中国的旅行》（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以及福钧征引的苏东坡诗文。福钧是一个商业间谍，曾潜入中国窃取茶产业秘密，偷盗出中国的茶树苗种，在英属印度种植。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茶在英国的广泛需求导致严重的贸易逆差。与此同时，中国茶叶的大规模消费激发了英国政商两界对茶产业的兴趣。福钧在中国成功盗取茶树苗并将其移植到英属印度的大吉岭地区，推动了印度茶产业的兴起。这一举措不仅打破了中国对国际茶叶市场的长期垄断，对中英贸易格局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弗雷泽杂志》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人文杂志，其主要撰稿人包括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卡莱尔、小说家萨克雷、诗人柯勒律治以及哲学家约翰·密尔。该文作者未署名，篇幅虽不长，却涉及印度茶叶在殖民体系中的生产与流通、欧洲茶饮习惯的变迁，以及英国作家与茶的关系。尤为重要的是，文中出现了苏东坡的名字，并引用了与茶有关的语句，将其称作“诗人兼哲学家”。这一细节不仅展现了西方文本中对中国文人的独特想象，也折射出茶叶在中西交流中的文化意义。
茶叶最初在17世纪进入欧洲，因其稀少与昂贵，茶在早期英国社会主要为王公贵族和富商所享用。饮茶与昂贵的器具、仪式化的品饮方式相伴，成为社会身份与财富的象征。然而，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贸易，以及殖民当局在印度成功引种茶树，茶叶的供应量大幅增加，价格逐渐下降，逐步普及至中下层民众。到19世纪中叶，茶已不再是贵族独享的奢侈品，而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饮品。
《弗雷泽杂志》所载的这篇文章讨论了这种转变所具有的深远的社会意义。首先，它改变了英国人的日常生活节奏。茶的普及使家庭茶会成为一种日常仪式，不仅为家人交流提供了空间，也塑造了新的社交模式。其次，茶饮习惯赋予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特殊角色。女性往往是茶会的主持者，通过优雅的仪态和娴熟的礼仪展示修养。再次，茶的普及还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形成，例如茶馆、茶室逐渐成为城市社交的重要场所。茶叶从奢侈品到生活必需品的转变，是消费文化演变的缩影，更是全球化与工业化推动下商品流通模式重构的体现。这不仅关乎物质消费的层面，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
这篇文章还通过描绘几位著名英国作家的嗜茶习惯，展现了茶在文学与文化中的重要性。塞缪尔·佩皮斯在其日记中记载了饮茶的经历，象征着茶叶自东方传入后逐步融入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佩皮斯描述了早期英国人对茶这一异域饮品的好奇与迷恋。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对茶的痴迷则更具代表性。他用夸张的口吻自称是“无所顾忌、沉迷不悔的茶饮者”，每日大量饮茶，多达数十近百杯，成为其日常生活的精神支撑。在他的文学表达中，茶不仅是饮品，更象征着哲学与情感的寄托。他曾用“永不冷却的茶壶”来比喻精神的持续滋养，将茶提升到超越物质的层面。这种表达显示了18世纪英国文人将日常消费与思想反思相结合的独特方式，也使茶具有了文学化和哲学化的象征意义。与之相较，散文家威廉·哈兹利特的饮茶则表现出孤独与内向的性格特质。他沉溺于大量饮茶的习惯，带有感官享乐与自我放纵的意味，反映了其张扬个人主义与激情的特质。通过这些描写，茶在文学语境中不再仅仅是一种饮料，而是被赋予了人格化与文化的象征。
与这些著名文人同时出现在该文中的苏东坡，虽然只有寥寥数句，却意义深远。该文称其为“诗人兼哲学家”，并引用其言论来说明茶的广泛流行：“种植茶树，其益流布甚广；饮之，则精神爽朗清明。王公贵族珍爱之，贫民百姓亦不乏饮之；人人每日饮之且乐之。”尽管此句是否出自苏轼尚难以考证，但其所传递的信息却颇具象征性。它把茶描绘为一种流行饮品，突出了茶在中国社会中的普及性。苏东坡不仅被呈现为一位诗人，更是哲学化的文化象征。
事实上，苏轼茶诗中的确包含对茶的哲学化描绘。他在诗文中常常将煎茶与饮茶（《汲江煎茶》《试院煎茶》等）视为超越物质层面的审美与精神体验，既表现出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也寄托了旷达与乐观的情怀。当西方文本引用苏轼之言时，其所形成的跨文化形象，有效地传递了中国茶文化的哲学意味。作者将其置于英国社会茶文化的叙述中，与英国作家的嗜茶轶事并列，以说明茶在东西方社会中都具有普遍意义。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翻译：通过赋予中国文人以西方人熟悉的身份和话语方式，使东方文化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然而，这种翻译常常伴随着误读。首先，被引用的语句未必确出自苏轼原文，可能是转述或二手资料。其次，将苏轼简单定义为“诗人兼哲学家”，虽符合西方对中国文人的想象，却忽略了其复杂的身份与文化背景。这种简化的解读，可算是一种文化再创造，是19世纪西方理解东方文化的普遍方式。通过选择性引用与再加工，西方文本不仅建构了中国文化的形象，也在其中投射了自身的价值与需求。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