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良：赵树理抗战文学的再评价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与华北、华中、山东、华南等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吸引了大批文艺工作者。文艺战士在抗日战斗与根据地建设中，磨炼了人格，拓宽了视野，也汲取了鲜活的创作素材与丰厚的民族文化民间艺术养分，文艺创作别开生面。由于地域不同，个性有别，陕甘宁边区与各根据地作家的创作千姿百态，其中最具太行山乡土风格，而且影响最大的当属太行山之子──赵树理。
一、敌后抗战：赵树理登上文坛的契机
赵树理的广为人知，始于1943年9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初版发行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篇作品以其反映农村婚姻自主的新鲜内容与通俗别致的艺术形式，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仅在太行一个区就销行四万册，“他的小说被人们争相阅读，故事被人们到处传说着。许多职业剧团和农村剧团把《小二黑结婚》编成戏剧歌曲，以‘落子腔’‘中路梆子’‘武乡秧歌’‘襄垣秧歌’等各种曲调各处演唱。人们只要一听说哪村要演‘小二黑’，一二十里远的老太太、大闺女和抱着小孩的年轻媳妇，都得要去看看，青年们那就更不用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9年，《小二黑结婚》就有十种版本以上。步入20世纪50年代后，文字版本更多，而且先后改编成山东快书、弹词、评剧、鼓词、话剧、川剧、粤剧、郿鄠剧、歌剧、豫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上演。
确如周扬所说，赵树理“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创作并发表《小二黑结婚》的1943年，赵树理已经三十七岁，“而立”早过，年将“不惑”，可谓大器晚成。赵树理读过私塾与新式学堂，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了新文学与翻译文学。1927年，赵树理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在国民党“清党”的血雨腥风中不得不走上了逃亡之路，被学校除名。回乡考上小学教师，被同行因嫉恨而告密，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捕，解往太原投进山西自新院，直到1930年5月才开释出院。为了糊口，他当过两个星期有名无实的“四十八师留守处”勤务兵，又当了一年多的山西绥靖公署录事，后又任过小学教员，其间莫名其妙地锒铛入狱，被保释出来换了个学校，却因为编了三个揭露封建地主与贪官腐败的剧本，还组织了秘密读书会，又一次丢掉了教席。为了谋生，他离开三晋故土，到河南开封当书店的伙计。仅半年左右，就因街道改建而卷了铺盖。一连串失业的打击，加之回乡的路上，警察搜身，土匪盯梢，使他神经紧张到极点，在到达太原朋友处时，被迫害妄想狂发作，竟至神经错乱地走进了文瀛湖中，幸而遇救得以生还，渐渐复原。在山西教育学院朋友处寄居时，毗邻的山西国民师范被军警包围搜捕，他被“殃及池鱼”，第三次被捕，由朋友保释出来。一个师范学校的高才生、出色的教员，在那动荡的社会里却找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糊口饭碗。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才为赵树理摆脱困境、走向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1937年10月，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后，他担任牺盟会区特派员、区长、县公道团长、专署民宣科干事、烽火剧团团长等职。在担任民宣科长期间，他利用百姓对上党梆子等地方戏剧的喜爱，团结民间艺人，促进戏剧革新，或是改编历史剧，或是新编现实题材作品，以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地方戏剧形式表现为抗战所需的内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他被调到《黄河日报》（路东版），负责编辑《山地》副刊，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文字生涯。
赵树理的文学写作，可以追溯到师范读书期间。他以校学生会的名义给腐败校长写的两封信，指斥败类，慷慨激昂，既有排山倒海之势，且不无幽默讥刺的锋芒，但均系用文言写成。1931年1月14日《北平晨报》第五版《北晨艺圃》上的《打卦歌》，是赵树理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篇长达八十四行的叙事诗模仿白居易《琵琶行》的体式与格调，兼有一点儿鼓词的风味，控诉军阀混战荼毒百姓的惨状。作者署名“野小”，意谓乡野父老之子，表露出这位山乡之子的意向与趣味。这一期间，他写了有二三十万字，表达对社会的观察，宣泄心中的积郁。1936年赵树理所作的《打倒汉奸》，标题下注明“相声底本也能演成独幕剧”，这的确是个形式新颖别致的作品，以押韵的对话体表现爱国锄奸的现实题材，可见其民间文学的底蕴。他编《黄河日报》《山地》等副刊时，写有鼓词、快板、童谣、故事等多种文体作品，宣传持久战思想，控诉日伪罪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及阎锡山反共反民主的阴谋，鼓动士气，颇受群众欢迎。当年五区专署路东工作负责人杨献珍后来回忆道：“每逢《黄河日报》（路东版）发到各县，贴到城门洞，往来行人抢着看《山地》；交通常常为之堵塞。我也是从《山地》副刊上，加深了对赵树理创作大众文艺本事的了解。他的文章浅显生动、干净利索，连‘啊、了、吗’之类的虚词都不随便用，文风朴实幽默，措辞严谨，老实讲我很佩服和欣赏。”但不久，换上的新主编嫌原来的风格太土，不够艺术，索性连刊名都改成了《晨钟》，专登些新诗与新小说。然而，赵树理颇有源自其家乡的愚公移山传说中愚公的韧性，在他后来编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人民报》的副刊与《新华日报》（华北版）发往敌占区的通俗小报《中国人》时，仍坚持《山地》的通俗风格。《中国人》的副刊干脆就叫《大家看》，其形式更是丰富多样，有小说、诗歌、话剧、唱剧、鼓词、快板、寓言、相声、杂文、语录、笑话、歌谣、广告、连环画、装饰画等。他自己动手写了二三十万字的通俗宣传文章。赵树理的文章群众喜欢，领导欣赏，但对于其艺术价值，文学同行并不能完全认同。在太行区，赵树理显得有点“曲俗和寡”。
山区的迷信传统由来已久，并不会因抗战的爆发而顿然消逝。狡猾的敌人在政治上处于下风，却懂得利用群众的迷信。1941年，太行腹地黎城县出现了一个由汉奸操纵的迷信组织“离卦道”，道徒很快就发展到近两千人，并秘密建立了武装组织，男称“铁罗汉”，女称“铁女兵”。1941年10月12日，“离卦道”反动头目妖言惑众，胡说抗日政府里妖精作乱，不除掉“妖精”，黎城百姓就难逃刀兵水火大劫。于是，五六百名愚昧无知的道徒吞下灵符，高举刀棍，在汉奸的指挥下杀向县政府。这场暴乱，引起了八路军领导层的高度重视，朱德总司令发表讲话，对文化上的“败仗”做了批评与反省。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和中共太北区党委决定召开一个大型的座谈会，讨论文化对策。1942年1月16日，来自根据地二十二个文化团体与八路军总司令部、一二九师师部、太行军分区、冀南军分区、边区政府、太行区六个专署、二十八个县、新华日报社、华北新华社、鲁迅艺术学院等机关的代表，以及附近敌占区的开明士绅，共四百多人，云集清漳河畔的曲园村，出席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大规模的文化工作座谈会。师政委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五点希望：（一）文化工作者应该服从具体的政治任务；（二）广泛发挥文化工作的批判性；（三）动员一切新旧老少文化人、知识分子到抗日文化战线上来；（四）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必须了解群众的生活和要求，要接近群众，才能够提高群众，过去有很多脱离群众的现象，作品还不能够普遍的为群众欢迎；（五）每个文化工作者，要作一个村的调查工作，来丰富作品的内容。
赵树理从中大受鼓舞，在会上以独特的方式发表他的见解。他把《玉匣记》《秦雪梅吊孝》等一些被群众翻得破破烂烂的线装书拿到讲台上，随手翻开一页，高声朗读了一段，在台下的笑声中提醒大家，这正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凤凰彩票如果不去占领这些阵地，它们就会继续毒害凤凰彩票的人民。他呼吁要把文学从亭子间里取出来，放到劳动人民的炕头上去，让群众看得懂、愿意看，充分发挥文学的作用。“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后来他在对新华社记者谈话中所说的这段话，正是其文学观的形象表述。座谈会后，领导让他以黎城“离卦道”暴动为背景，写一个反迷信的剧本。1942年，日伪发动了残酷的“五月大扫荡”，《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何云等同志壮烈牺牲。赵树理冲出“铁壁重围”之后，很快完成了一部揭露汉奸恶棍利用迷信破坏抗战的上党戏《万象楼》；“为了适用于太行区中心活动地带的黎城、涉县、武安等地落子剧团上演，他又改编成落子”，供各地出演。
1942年秋，经了解并支持赵树理通俗文艺创作的杨献珍建议，中共北方局书记彭德怀将赵树理调到北方局调查研究室，让他专心致志深入生活，创作通俗文艺作品。他果然不负期望，《小二黑结婚》就产生于调查之中。1943年4月到左权县调查时，房东家来了一个为侄子冤情找县政府告状的亲戚。他的侄子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有一天下午，村干部叫岳冬至去开会，整夜没有回来，第二天早晨，他（告状者）发现拴牛的屋子门外面关着（是用铁搭子扣着并且插了根小棍子），他一看不是自己关的，就开开门到里面去看，他侄儿就吊在梁上，已经死了，因为这屋子太低，吊的人并没有离地，半条腿还在牛粪里跪着，看样子是死了以后吊上去的，问村干部，都说他开完会就回去了，不知道怎么吊死的”。县政府派员侦察审讯，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村里有一个名叫智英祥的俊秀姑娘，与一开始就断然拒绝九岁的童养媳的岳冬至自由恋爱，早已结婚的村长与青救会秘书都对智英祥心存不轨，屡遭智英祥拒绝之后对岳冬至因妒生恨，常找碴儿作难尚嫌不够，又串联几个村干部暗地里开了一个斗争会，以“腐化”的罪名斗争岳冬至，岳冬至无错可认，拒不服软，斗争者恼羞成怒，大动干戈，竟把十九岁的岳冬至殴打致死。凶手们慌了手脚，慌忙伪造了一个破绽百出的自缢现场。案情明朗，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处。赵树理在案件处理当中与结案之后，两次到过发案的村子，他的心里很不平静，不仅悲怆于生命与爱情的惨遭践踏，而且痛心于村民的愚昧落后──岳冬至与智英祥的自由恋爱在村子里始终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与赞同，甚至命案发生之后，就连家里人也说虽然不该把人打死，但教训他是应该的。赵树理对封建包办婚姻的痛苦曾有切身的感受。当他在师范读书时，父亲就凭算命为他择定了一个妻子，娶进门虽然为赵家生了儿子，但直到几年后女儿夭折之后妻子一病不起，两个人毫无共同语言。二十五岁时，同样由父亲用阴阳卦术为儿子选定了媳妇，赵树理再次品味了无爱婚姻的苦涩，生了孩子以后才慢慢建立起夫妻感情。赵树理对包办婚姻本来就有着切肤之痛，何况岳冬至与智英祥竟还有着那样凄惨的结局，并且惨案发生在边区政府颁布了《婚姻暂行条例》与《妨害婚姻治罪法》之后，这使他大受震动，创作灵感陡然爆发，调动起深厚的生活积累，很快就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小二黑结婚》。不过，作品里的年轻主人公没有实际生活中那样悲惨，而是有了美满的结局，在政府的支持下喜结连理。作品于1943年5月完成，赵树理先是把它送给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随后被转到了北方局妇救会负责人浦安修手里，接下来被推荐给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彭总亲笔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共产党八路军高级领导人为一本薄得不能再薄的小册子题词，这在现代文学史上，实属罕见。小说于1943年9月由新华书店出版，初版两万供不应求，翌年3月，用大字号排印，并配上了有趣的插图，再版两万册。对于根据地的读者来说，《小二黑结婚》不仅让他们大开眼界，而且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榜样。据当年在根据地工作过的同志回忆：“‘小二黑’已经成了太行山农民反对封建思想、追求自由幸福婚姻的化身了。”“当时涉县河南店村的一个姓熊的姑娘和一个部队的干部恋爱，遭到了她父亲和村里的一切落后势力的讽刺和压迫，她的父亲强迫她嫁给了别人。可是不久，‘小二黑’在太行山出现了；她听了‘小二黑’的故事和看了‘小二黑’的戏，在‘小二黑’感召鼓励下，终于走上了‘小二黑’的道路，冲破了封建的枷锁，跟她父亲包办的婆家离了婚，然后又跟她真心相爱的对象结了婚。”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可见作品的现实影响力之大。
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而太行区文坛上的反映却出奇地冷淡。《华北文艺》上有一位刚来不久的同志写了肯定性书评，《新华日报》（华北版）就刊出一篇意见截然相反的文章，说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没有什么意义。但领导的肯定与群众的欢迎使赵树理大受鼓舞，他有着农民的倔强，认准了方向，十头老牛都拉不回。10月，他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12月仍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华北新华书店直属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成立于1942年元旦，最初与华北新华日报社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43年9月与报社分家、有了独立的编辑部后，赵树理调入书店任编辑。他的创作绝大多数由新华书店首次推出，不只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也不只因为书店在太岳、冀南、冀鲁豫与太行等区有一个发行网，可使他的作品快捷地送到喜欢他的读者手里，而且缘于他的通俗风格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太行区文艺界不被认可，而在新华书店，则有理解并欣赏他的领导和同事。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为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而刊出全文，同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做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各根据地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把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问题，看成是有普遍原则性的，而非仅适用于某一特殊地区或若干特殊个人的问题”，要认真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使文艺界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赵树理读到《讲话》，感到格外亲切与受到巨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走通俗文学道路的决心。1946年4月1日，创作于1944年夏的《地板》，第一次发表在太行文联编的《文艺杂志》上。《李家庄的变迁》（1946年3月初版）等通俗小说相继问世。
1946年4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成立，赵树理列名为常务理事，这意味着这位通俗作家开始得到文坛的认可。1946年7月，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从题材与现实的关系、人物塑造、语言特点等方面，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创作，称赵树理是“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这是解放区第一篇研究赵树理的专论，出自权威之手，先后在《长城》《解放日报》《北方杂志》《东北文化》等处发表，并收入多种评论集，流布广远，对文坛确认赵树理的价值起到了重要作用。
赵树理的小说不仅走遍了太行山等根据地、解放区，而且进入了洋风十足的沪、港等大都市，从1946年起，陆续推出上海版、香港版。1946年8月16日、9月17日，郭沫若在《文汇报》《北方杂志》发表评论，以诗人的激情盛赞赵树理的创作：《李家庄的变迁》“和《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一样的可爱，而规模确实是更加宏大了。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扎根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1946年11月2日、12月10日，茅盾也先后在延安《解放日报》、香港《华商报》发表评论，肯定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与《李家庄的变迁》。1947年7月25日至8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专门讨论赵树理的创作。与会者一致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和成果应该成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方向，陈荒煤在总结发言中明确提出“向赵树理的方向迈进”。同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第一次颁发文教奖金，根据彭德怀、周扬、陈荒煤等人提议，赵树理小说获特等奖。1947年7月，冀鲁豫书店出版《论赵树理的创作》，收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的评论；1947年9月、1949年5月，华北新华书店、东北新华书店先后出版同名评论集，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对一个创作量并不大的新起作家，如此推重，实在是一种殊荣。
经历了诸多生活上的磨难与创作上的探索，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的赵树理，终于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被视为纯文学殿堂的文坛。有全面抗战，才有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民族解放的时代召唤，农民与以农民为主要兵源的人民武装这一文艺接受主体的现实需求，太行山风土人情的熟稔于心，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丰富营养，中共组织、边区政权与八路军的充分信任，共产党员边区干部的高度责任感，坚忍不拔的个性与太行山一样淳厚的才情，成就了文学家赵树理。
二、此起彼伏的启蒙与革故鼎新的礼赞
赵树理1942年年底之前抗战作品的主题多为民族启蒙。他在区长等岗位上，“常常把讲话的内容编写成‘快板’的形式说给群众听，使群众乐于接受，每逢他开会群众就来得快，到得全。”如《齐心打东洋》：“父老兄弟们，听我把话讲。日本野心狼，杀人鬼魔王。国家遇灾难，民族遭危亡。匹夫有责任，卫国保家乡。男的扛起枪，女的拿起棒。老人看门户，小儿去站岗。人多出壮丁，财富献钱粮。大家团结紧，齐心打东洋。谁要当汉奸，叫他见阎王。人人牢记心，谁也不能忘”。编辑刊物时，也写下不少快板、唱词等，进行启蒙宣传。如发表于1940年7月13日《人民报》（第37号）副刊《大家干》第32期的《割麦对唱》：“甲：麦田一片黄，眼看快登场；谁知鬼子不讲理，大批人马到我庄。割去麦子抢走粮，你看鬼子多猖狂！”“乙：鬼子太猖狂，咱们不能让，今夜大家一起来，你拿镰刀我拿枪。割麦的割麦，站岗的站岗；抢回麦子有饭吃，饿得那鬼子见阎王。”这样的即兴之作与应时之作颇多，虽然艺术韵味较淡，然而战时的确发挥了积极的宣传动员效应；由于战争环境及后来历史的动荡，手稿与报刊等实物所存甚少，只是深深地印刻在时人的记忆中。
反映黎城离卦道事件的两幕上党戏《万象楼》，主旨亦在民族意识的启蒙。剧中的主角，有贪婪无度的旧官僚何有德及其寻缝觅洞牟取私利的地痞弟弟何有功，丧尽民族良知、甘为日军鹰犬、到黎城策动暴乱的特务吴二及其淫荡的旧相识满街香，也有心地善良、却因迷信观念强而颟顸上当的“守坛护法”老农李积善及其年轻美丽、单纯而刚毅的女儿李月桂，而八路军便衣与战士以及道徒均属配角。第一幕，何有德、何有功兄弟正为自家在边区民主政权下无法像过去一样仗势欺人、横征暴敛而烦恼、焦虑，日军特务队汉奸吴二找上门来，封官许愿诱惑何氏兄弟制造暴乱攻打边区县政府，双方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第二幕分三个场景，第一场是李积善动员女儿跟着他去何家岭参佛，李月桂无奈只好跟着去看热闹。八路军便衣与战士从路上行人拥挤察觉出异常，细心侦察，得知众人都是去何有德家拜佛，而何有德有通敌嫌疑，遂由战士回部队报告营长，便衣继续侦察。第二场，何有德、何有功伙同吴二在万象楼上俯视善男信女赶庙会般聚集，吴二邪性大发，看中了人群中美貌天仙的李月桂，要何有德命李女今夜替父守坛，以便自己趁机作祟。吴与何氏兄弟商定惑众谣言——“今日里县政府妖精作乱，公务员俱都是鬼怪临凡，那县长他本是丧门一转，众妖魔只害得一方不安。不杀他定要遭刀兵水旱，命你们到那里平他一番！”那一边李积善刚奉命“领了众弟子前去降妖”，这边吴二趁机出来纠缠，“老佛祖”何有德以“隔世姻缘”为由逼促李月桂就范，李月桂终于看清“老佛祖”的嘴脸，怒斥道：“只说你终日里修身行善，谁知你长的是狗肺狼肝！”“贼骨头贼眉眼贼心一片，昧良心骗幼女你装什么神仙！”李月桂要逃离狼窟，被吴二摔倒在地，万分危急关头，忽然响起了机枪声，吴、何惊慌逃走，被军队围在村里的李积善赶来请佛祖指点，却看见爱女倒在地上，才知道上了当，待去佛堂里搜出满街香，方才明了汉奸勾结蒙骗道众的真相。第三场，李积善向四方道众揭露何氏兄弟勾结特务吴二的真面目，八路军便衣登场问明了全部真相。第四、五场是汉奸特务逃跑、便衣带群众追击的过场戏，第六场以抓住特务、汉奸送到部队剧终。就剧情而言，情节并不复杂，人物性格也没有充分展开，但也能见出一点儿奸猾易邪僻、高调必伪善、愚忠而颟顸的人格辩证法，尤其是作为及时反映现实案例的时事剧、同日伪无孔不入的精神攻势针锋相对的宣传战，现实色彩强烈，富于爱国启蒙与科学启蒙的教育意义，运用赵树理烂熟于心的上党戏曲调与质朴的语言，对于太行山区民众来说，平添亲切感，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从1943年开始，随着延安文艺整风精神的传达与根据地的发展，赵树理的创作主题从民族启蒙转向根据地新气象的礼赞。赵树理的礼赞不是简单的歌颂，而是通过根据地建成之前后的新旧对比、国统区与根据地的国共对比，展示中共领导下根据地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完成于1943年12月的三幕话剧《两个世界》，第一幕时间设定为1943年春，欢迎中央军的会场正在布置中，远远便传来老太婆的哭声，原来她的次子银虎几年前被中央军抓走，怕是已经不在人世，如今中央军要来开会，令她念及银虎，悲从中来。一个村竟有31个脱离生产的人，军粮加上村公款公粮，让村民不堪重负，向上呈请减免没有核准，反倒把中央军“请”了下来驻地征收，县府指令称：“呈悉。查该村情形，本府业已了然。当此抗战期间，极应勉为其难。内称多数村民屡乞转请减免等情。恐系异党分子鼓动愚民，变相抗粮。兹除请本县驻军分兵驻地镇压外，仰该村长仍将前派军粮按期如数收齐，以便拨发。切勿延误。为要。此令。”国民党县政府不顾及战乱荒年，毫不体恤民情，一味强征，还将村民的据实减免请求归结为“异党”的“鼓动愚民”，难怪村副也觉得县府的蛮横无理。营长训话，要点有二：一则奉命镇压鼓动抗粮的“共党分子”；二则为“振刷国民精神”，限五天之内，村里所有的房子全用黄土把外墙刷一下，填平现有茅厕，另造官长茅厕、士兵茅厕、老百姓茅厕，重整村里村外道路一律八尺宽，洗衣剃头洗脸。村民李铁柱希望延长期限，结果被捆了起来。第一幕反映抗战背景下本应对人民尽保护之责的国民党却反其道而行之。第二幕表现国民党恶政的恶果，幕布拉开即展示金虎一家夏日里无粮可吃亦无处避雨的困境，村公所占住洞里，便不准村民在洞口住。军队驻扎在东山上，四十里不准百姓举火，还要派差要吃要喝，牛吃完了，每村要十头驴、五十只羊。大敌当前，国军本应与民众同甘共苦、团结抗战，这支部队却鱼肉百姓、背离民心。争抢金虎家糠圪塔时，士兵打了金虎一耳光，智力有些欠缺的金虎还了他一耳光，士兵从背上取枪，争斗中金虎将士兵摔倒掐死，闯下大祸，只好将死者丢到南坡窑洞里。抵抗日军的一场战役结束，国军“损失很大：大部分投降了；有一部分跑下河南去了；还有许多打散了的，就在这附近各地当土匪”。国民党县党部开会，决议“为了抵制共产党、八路军，现在公开跟日军接头”，“村公所改成维持会，村长村副担任正副会长；国民兵团改成警备队，教官还是队长；党还是党，担任防共工作”。如此党政，是非颠倒，敌我混淆，抗敌不利，搜刮有道，一个村子老百姓连饿带病死了二百多口，难怪老百姓要痛骂。第三幕已是秋季时节，八路军把日军打得收缩到几个大据点，把附近的皇协军收拾了个精光，建立了专署、县、区抗日新政权。银虎大难不死，参加了八路军，此番由区里派到村里做工作。先是死难者入土等善后，继而积极备荒抗灾，追查为非作歹、穷凶极恶的维持会汉奸，深得民心。“这又成咱们的世界了！”“可算又能活了！”八路军打出了新世界，人们能够活下去的世界，与国民党当政时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主题与同年延安马健翎编创、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首演的秦腔现代剧《血泪仇》可谓同调。1945年，延安新歌剧《白毛女》的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与《两个世界》《血泪仇》正是一脉相承。《两个世界》一方面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该剧完稿的1943年12月，国共两党对立的色彩较之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要浓烈得多。此时虽然维系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共两党的内在机制、施政方略及其与人民的关系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文学预示了历史发展的走向。赵树理作为共产党员，政治立场十分明显，然而，对于抗战时期的盟友国民党，并未一概否定。剧中五十余岁的村副，便是开明一点儿的国民党员，民众公认的好绅士，银虎根据自己从前的印象、返乡以来的观察与群众的反映，对村副给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很懂得平等，很懂得民族气节，既不欺负老百姓，又不投降敌人。”因而，他提议“村里人大家出个名，请边区政府给他老先生挂个匾”，得到众人的赞同。村副形象的塑造、银虎慧眼的刻画，折射出总会冲破阴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阳光。
《万象楼》揭露日军利用民间宗教的阴谋，是要启蒙民众认清真正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走狗；《两个世界》国共两党的鲜明对比，是要启迪民众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国民党员只有像村副那样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两部作品都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赵树理不是图解理念，而是从生活出发，从现实中汲取题材、提炼主题，因而作品既富于实感，又切合政治要求。
作为党性自觉的共产党人，太行山水养育的农家之子，赵树理养成了质朴的务实品格与强烈的问题意识，他总能敏感地捕捉现实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努力通过艺术表现来促进问题的解决。民兵小队长岳冬至因自由恋爱竟被活活打死的悲剧，以及对这一悲剧缺少应有悲悯的民间舆论，使赵树理痛感“五四”文学“人的启蒙”使命远未完成，他不忍心在虚构的文学世界里也不给自由恋爱一点生长的空间，于是，生活原型的悲剧在作品里化为大团圆的喜兴结局，小二黑与小芹从自由恋爱走进自主结婚的洞房。作品刻画了小二黑与小芹的青春活力和他们对家长意志的勇敢反抗，二诸葛问生辰八字掐算出来个“千里姻缘”，给小二黑收留一个童养媳，可小二黑却不认账：“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三仙姑把女儿许给家里富有的退职旅长，小芹闹得更是决绝，当着媒人的面把对方送来的首饰、绸缎扔了一地，抛给她娘的话是：“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这斩钉截铁的话语，颇像鲁迅《伤逝》里子君勇敢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着力表现新人的胆魄与自由恋爱的合理性的同时，尽情地奚落耽于迷信、不愿舍弃家长权威或贪恋富家彩礼，甚至怀有争风吃醋隐秘心理的二诸葛与三仙姑，从打扮到性格，赵树理用夸张的写法、戏谑的语调予以丑角化的描写，从而强化了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正当性。作品通过小二黑与小芹自由恋爱的成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婚姻法的合情合理，也表现出区长等干部的正直品格和深入调查、倾听民声的正派作风。
《小二黑结婚》虽然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除了表现婚恋自主与边区政府开明之外，也触及基层政权建设问题。全面抗战期间，关内国统区、沦陷区、游击区、根据地时而变动，兵荒马乱之年，村政权稳定不易、构成复杂。《两个世界》注意到这一问题，做了国共两党前后对比，重在揭露国民党官吏的昏庸腐败、不得民心。《小二黑结婚》则侧重表现根据地基层政权内部的问题。作品中，“抗战初年，汉奸敌探溃兵土匪到处横行”之际，曾经给几十年老社首刘家峧“一只虎”当过帮凶的金旺、兴旺弟兄两个，“给一支溃兵作了内线工作，引路绑票，讲价赎人，又做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后来八路军来，打垮溃兵土匪，他两人才又回到刘家峧”。“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经过几个月大混乱，死了许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刘家峧村子小，县里只派来一个村长，村里人“谁也不愿意当干部”，而金旺、兴旺兄弟“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大家也巴不得有人愿干，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其他各干部，硬捏了几个老头子出来充数”。外派来的村长不十分了解村里情形，村里便成了金旺、兴旺兄弟的天下，对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奖励的青抗先队长小二黑也敢下手。金旺兄弟曾经纠缠小芹都碰了钉子，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寻机开小二黑与小芹的斗争会，结果第一个回合被硬气而且得到村长理解与同情的两个年轻人顶了回来。金旺与兴旺不肯善罢甘休，以“捉奸成双”为名，趁着小二黑与小芹商量反抗父母包办婚姻之机，强行抓人送到区里。幸而区政府开明，主持正义，批评了企图包办子女婚姻的双方父母，调查金旺、兴旺的错误，乃至勾结土匪绑票、霸占他人产业、逼人上吊、奸人老婆等罪行，报到县里，县里核实之后除了叫他们赔偿大家损失之外，又判处15年有期徒刑，村干部大改选。这篇小说主线放在年轻人的自由恋爱与自主结婚上面，自由恋爱的勇敢争取与区政府支持下的喜结良缘，使个性启蒙与赞美边区政府“公道”、官民关系和谐之双重主题得以成功展现，而村政权问题只是作为一个背景有所触及，解决之迅捷颇具理想色彩。
到了五个月之后完成的小说《李有才板话》里，村政权从被坏人窃据到最终解决一波三折的脉络始得充分展开。阎家山西头老户主阎恒元，工于心计，有钱有势，七七事变前年年连任村长，外来户单身汉李有才给他编了一段快板道：“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全面抗战不久，阎家山划入了边区，阎恒元只好下野，但仍不死心，在村干部里安插亲信。村长阎喜富也不是善良之辈，从前就有快板说他：“一只虎，阎喜富，/吃吃喝喝有来路；/当过兵，卖过土，/又偷牲口又放赌，/当牙行，卖寡妇……/什么事情都敢做。/惹下他，防不住，/人人见了满招呼！”“抗战以后这东西趁着兵荒马乱抢了个村长，就更了不得了，有恒元那老不死的给他撑腰，就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屁大点事弄到公所，也是桌面上吃饭，袖筒里过钱，钱淹不住心，说捆就捆，说打就打，说叫谁倾家荡产谁就没法治。”当地曾有旧俗——村民到公所“说事”（评理），须带上白面猪肉，抗战以来周边乡村移风易俗，“说事”已不兴吃喝了，而阎喜富掌政的阎家山仍保留“老恒元的古规”。对其人其事，大槐树下的底层村民早就怨声载道，难怪他被撤差的消息传来，大家乐得要再唱三天戏。换届会上，村民揭发出来的阎喜富恶行远比上级了解得要多，以至于章工作员下令把他捆起来，送县里处理。但新任村长还是阎恒元着意布局的刘广聚。送走章工作员之后，刘广聚立刻到阎恒元家里去——“一方面是谢恩，一方面是领教”，阎恒元指点刘广聚，外来户马凤鸣也敢“翻眼”，大槐树下的穷人“也起了反了”；“以后要买一买马凤鸣的账，捡那不重要的委员给他当一个——就叫他当个建设委员也好！像小元那些没天没地的东西，以后要找个机会重重治他一下，要不就压不住东头那些东西”。阎家山村西头砖楼房，住的是阎姓富户；村东头，外来的开荒的占一半，日子过倒霉了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贫富差异，带来了权力的倾斜。老恒元掌握权柄多年，怎肯轻易放手。选举不过走过场，“侄儿下来干儿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县里布置减租、清丈土地、成立武委会，老恒元便要人通知佃户谎称已经减过租了，清丈土地则以消极怠工“熬败”那些本想认真清丈却耽误不起工夫的穷户，以少报田亩的小恩小惠买通小户与有权者，把识破其诡计的小元选成武委会派去县里受训，把编写快板讥刺不良现象的李有才以“造谣生事”的罪名赶走，然后将虚假的报表报了上去，阎家山竟然被县里当作模范村予以嘉奖勉励。小元受训回来当上武委会主任，和村长一文一武，成了有权人。阎恒元以温水煮青蛙之策让手下捧小元的场，“叫他多占点小便宜”，做制服，配水笔，让他脱离劳动，架起胳膊当主任，气得昔日的穷苦兄弟小顺、小福编出短歌泄愤：“陈小元，坏得快，/当了主任耍气派，/改了穿，换了戴，/坐在庙上不下来，/不担水，不割柴，/蹄蹄爪爪不想抬，/锄个地，也派差，/逼着邻居当奴才。”村民都等着被罢免的村长阎喜富赔偿众人损失，不料阎恒元又施诡计，以公用名义挪用赔款，又做了几个挂包、几条炒面袋、子弹袋等应付了账，村民有苦难言。直到秋收的时候，县农会主席老杨来检查督促秋收工作，才发现所谓“模范村”背后恶霸操控、假减租、不民主、挪用赔款等问题的严重性。老杨发动群众，重组农会，选举出能够真正代表农民的干部。群众大会开了一天半，揭发恒元的违法事实，斗争的结果是恒元把八十四亩押地全部退回原主，多收的租、有证据的黑钱也一并退回，阎喜富的赔款仍如数赔出，村长刘广聚撤职查办。村民高兴地唱起了“干梆戏”（不打乐器的清唱），一度失足的小元与工作作风不实的章工作员也受到了教育。
在《李有才板话》里，快板不仅见出农民的正义感与幽默感，而且承担着交代人物、回溯历史、推进情节的叙事功能，赋予小说以民间文学色彩。但是，也许是强烈的政治使命意识使作者很想让作品在工作中发挥指导作用，加之大众化、通俗化的追求十分执着，有的地方带有说教色彩，叙述多而描写少，叙事节奏也说不上明快，在“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显得有些另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李有才板话》在反映太行山区乃至更广大的边区农村基层政权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必要性与复杂性方面，当时已经问世的作品中，罕有可比者。农村干部队伍不纯，恶势力仍在暗中作祟，章工作员式的干部多，老杨式的干部少，这些都是现实性很强的问题，所以，小说问世以后，深受上上下下的欢迎。在整风学习、减租减息以至后来的土地改革中，这篇小说成了干部必读的参考材料。他们不但自己学习，还把它像文件似的念给农民听，农民一边听得乐不可支，哄堂大笑，一边联系实际，“对号入座”，仿效小说里的办法解决本村的问题。由于从现实出发，且融入了作者对农村社会关系的深刻洞察，阎恒元这一人物具备了跨越时空的典型性。阎恒元变着法子把持阎家山的权柄不放，也触及了当时国民党反民主的专制本质。
中国古代小说，农民形象向来缺位；“五四”以来，农民形象则登上舞台，最初作为悲悯对象的受苦受难者，作为启蒙对象的愚昧者，继而是不甘屈服的反抗者。在赵树理笔下，既未回避农民的狭隘、胆怯、自私等弱点，也注意到农民在边区生活中的成长变化，尤其是刻画出农民中的佼佼者，他们没有机会进学校多读几年书，但富于正义感、幽默感，敢作敢为、多才多艺，这无疑是农民成长、乡土文学演进的可喜标志，也是赵树理对现代文学的可贵贡献。
边区生活，一则因抗战而加重政治色彩，二则因传统而氤氲着伦理氛围。深深植根于边区生活的赵树理文学创作，题材大致不出这一范围。1944年冬所作《孟祥英翻身》中，主人公孟祥英童年不幸，“九岁时候就死了爹娘，那时只有十三岁一个姐姐和怀抱里一个小弟弟”；出嫁后，婆婆刁钻霸道，比妻子小一岁的丈夫肤浅粗蛮，竟然用镰刀把孟祥英的眉上打了个血窟窿，乡间舆论并不谴责丈夫打妻子，只是说打的地方不对罢了。孟祥英一气之下吞了鸦片，只因鸦片太少，被救了过来；继而上吊自尽，又被同病相怜的邻家媳妇发现救活过来。两次死而复生，她反倒更加刚强起来，当上了村妇救会主任。妇救会主张妇女解放，反对婆婆与丈夫打骂，提倡放脚、上冬学、妇女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村里的年轻女人们跟着孟祥英放脚、打柴、担水。婆婆看不惯、管不了，想把儿媳骗到敌占区卖掉，被识破而未能得逞。灾荒之年，孟祥英带头采野菜、割白草，生产度荒，虽被婆婆以分家为名赶出来饿肚子，但得到区里的支持，并承担区妇救会的一些工作，在更大范围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当选为“劳动英雄”。这篇作品若以纪实小说衡量，自然可以批评其性格刻画不足、叙事平铺直叙，但作者本来就标明“现实故事”，属于宣传的急就章，虽然文学色彩不足，但的确如实反映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农家妇女性格与命运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说明了“五四”文学“人的启蒙”历史使命远未完成，“启蒙”与“救亡”并非对峙与此消彼长的简单关系，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受益的辩证关系。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等表现根据地新气象的作品，在文学史叙述中曾经被予以较高的评价，但近年来出现了不同意见，以这些作品并未直接表现抗日斗争而轻忽其在抗战文学中的位置。其实，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尤其是8年全面抗战，抗战与国家之建设一直是历史前行的两翼，抗战是为了打败侵略者，建设独立、富强、民主的国家，而战争中政治、工业、农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诸业之建设则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保障，边抗战、边建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对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曾经给予高度认同，敌后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现代法律、社会风尚、女性解放等正是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有了小二黑、小芹们的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有了孟祥英的个性觉醒地位翻身，有了李有才等农民的心情舒畅，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赢得了民心，根据地才能不断稳固扩大，成为民族解放与人民翻身的坚强堡垒与前进阵地。后来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才反省到其只重政治军事而忽略社会与民生的致命缺陷。如此看来，应该在抗战建国的历史背景下确认赵树理描绘根据地新气象的抗战文学属性。
三、《李家庄的变迁》：山西抗战的历史画卷
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面临着日伪的军事政治攻势，而且须妥善处理与国民党方面的关系，尤其是应对顽固派的军事袭扰，形势多变，工作紧张，生活亦不安定，赵树理战时很难从容地坐下来写长篇小说。直到抗战胜利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他才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写作，1945年冬，完成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作品前五分之二篇幅描述七七事变前的山西乡土社会及其政治背景。开篇以本村教书先生春喜（李耀唐）与外来户张铁锁之间的砍桑树纠纷展开描写，家族势力加上财富的威力，使修德堂东家李如珍既当村长也是社首，称霸一方，底层百姓奈何不得。李如珍的本家侄子春喜，背靠大树好乘凉，在李如珍主持的“说理”中占了上风，而本来有理的张铁锁却遭受敲诈勒索，借高利贷“赔罪”，将祖父与父亲受了两辈子苦买下的十五亩地抵押出去，继而卖茧、卖麦子、卖地、拿房子抵债，急火攻心，病倒数月。直到山西地方自治要顾及民意，将百余户联名举报的李氏小喜、春喜带走，李家的后台三爷——阎锡山手下秘书长的堂弟——去了太原，铁锁才慢慢好了起来。铁锁去太原谋生，见识了阎锡山“倒蒋（介石）”失败后山西的乱局：中央军对山西的搜刮，兵匪勾连、兵匪一家。蒋阎关系缓和之后，客军走了，上边借防共抓人、杀人，李家庄还是李家的天下，春喜当了公道团团长，李如珍的另一个本家侄子小喜当了防共保卫团团长。铁锁等村民仍在贫困线下挣扎，因表露出盼着共产党早来领着穷人除掉那帮恶人而被捉去做苦工。抗战前史并非闲笔，而是抗战画卷的背景板，正是在这一铺垫下，《李家庄的变迁》以五分之三的篇幅浓墨重彩地表现出七七事变之后山西的复杂局面与抗战历史进程，叙事分为四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反映国民党部队的军纪颓圮。晋绥军也罢，中央军也罢，平素与民众关系多在紧张之中；战时撤退时，军纪极易废弛，尤其是建制一旦被打散，军纪更是荡然无存，溃兵变成乱兵。敌情吃紧，“从平汉、正太两路退下来的五十三军、九十一师、骑四师、孙殿英的冀察游击队、张仁杰的什么天下第一军……数不清有多少番号的部队都退到山西上党一带的乡间来。这些部队，不知道是谁跟谁学的，差不多都是一进村就打枪，把老百姓惊跑了，他们抢东西，碰上人就要东西，没有就打。”“阴历年节到了，因为时候不对，谁也无心过年，差不多都连个馍也没有蒸。亲戚们也不送节了，见了面不说拜年，先问‘你村住的是什么队伍’，‘抢得要紧不要紧’。”连村霸李如珍也被孙殿英部侯大队绑了票，一时无人敢去活动，后来李家派人去田姓旧连长当队长的“田支队”找回小喜，小喜不知从哪里用了何等手段弄来几十驮子花布油酒，才赎回李如珍。侯大队得了利，小喜从中自然没少拿抽头。日军打了过来，国军“抢人时候虽然很凶，这时一听炮响，却都钻了大山，只剩下三五成群的无头散兵比从前抢得更凶些。”早年想投阎锡山的豫北王姓土匪头，因为阎锡山“倒蒋”落败，没有弄成，这次跟着孙殿英的冀察游击队到李家庄一带，孙殿英部移往东山，王氏便拉出几十个人来住在白龙庙，又收了些散兵，自称王司令。惯于投机的小喜从“田支队”经侯大队又到了“王司令”手下当参谋长，打着抗日游击队的旗号，继续其明抢暗盗的勾当。
第二条线索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尤其是阎锡山的狭隘心胸、两面派嘴脸与反共恶行。阎锡山经营山西已久，战前地方建设不能说没有建树，全面抗战时期，他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初期也指挥了忻口战役等，打了几场硬仗，给日军以重创。但是，太原沦陷之后，大敌当前，阎锡山不改家天下的狭小心胸，既需要与八路军合作，需要牺盟会支持，又疑心重重，唯恐牺盟会为共产党所用，生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动摇他的“山西王”地位。作品借春喜之口，转述县公道团团长对阎锡山所说“我只要孝子不要忠臣”的体悟，“就是说谁能给阎司令长官办事，阎司令长官才用谁。对共产党自然也是这样，要能利用了共产党而不被共产党利用。既然容纳了共产党，又留着凤凰彩票公道团，就是一方面利用他们办事，一方面叫凤凰彩票来监视他们，看他们是不是真心为着阎司令长官办事，见哪个共产党员做起事来仍然为的是共产党，并不是为阎司令长官，凤凰彩票就可以去密电报告，阎司令长官就可以撤他们的职。第二个问题：‘牺盟会是不是共产党？’他说牺盟会有许多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能团结住许多青年，阎司令长官就利用他们给自己团结青年。他们自然也有些人想利用牺盟会来发展共产党，可是阎司令长官不怕，阎司令长官自任牺盟总会长，谁要那样做，就可以用总会长的身份惩办他。”这番“领悟”的确真实地反映出抗战时期阎锡山的两面派形象：一方面，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的太原会战，是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战役，虽然最后太原失守，但此前的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等一系列硬仗还是给日军以重创。另一方面，阎锡山作为国民党的一方重镇，以晋为家的“地方诸侯”，唯恐共产党及其武装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作品带有分析地叙述道：“这时候正是八路军在山西到处大败日军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时候，阎锡山的晋绥军退到晋西南黄河边一个角落上，不敢到敌后方来，阎锡山着了急，生怕他自己派出来的干部真正跟八路军合作。决死队学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和政治领导，他以为是共产化了。在阎锡山看来，山西是他自己的天下，谁来了都应该当他的‘孝子’，眼看好多地方，孝子们没有守住，被日本人夺去；孝子们又不会收复，又被八路军收复了，他如何不着急？偏在这个时候，各地都有些受了处分的汉奸们，像春喜们那一类人，不说自己当了汉奸，硬说是人家要共他的产；被敌人吓跑了的行政人员公道团长们，不说自己怕死，硬说牺盟会勾结八路军夺取了他们的权力，都到阎那里告状。阎锡山接到这一批状子之后，觉得这些人跟共产党是生死对头，就拣那些能干一点的，打电报叫去了一批，准备训练一下作为他的新孝子，小喜、春喜两个人也在内。又打发田树梅到晋东南来把田支队这一类队伍编成独八旅，作为以后反对八路军的本钱。”1939年，阎锡山发动了包括晋西事变与晋东南事变的“十二月事变”，晋绥军与中央军联手，甚至得到日军的配合，进攻山西新军（决死纵队）、八路军，策动旧军官叛乱，摧残民主政府、牺盟会组织与其他抗日团体，抓捕、绑架、毒打抗日干部与民众数千人，杀害共产党员数百人。《李家庄的变迁》以“十二月事变”为背景，描述说“到了阴历十一月，忽然有些中央军来村号房子”，要柴要草，叫垫街道，修马路，来人里有春喜，名号是“精建委员”（精神建设委员会委员），有一伙里有小喜，名号为“突击队”。王安福让年轻人躲开，自己一个人去应对。比这更坏的消息是：“前天晚上，中央军跟突击队把县政府牺盟会都包围了。里边的人，冲出去了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叫人家捉住杀了一部分，现在还正捉啦。县长生死不明，小常同志叫人家活埋了！”村里“捉了一百多人，说都是共产党，剁手的剁手，剜眼的剜眼，要钱的要钱……龙王庙院里满地血，走路也在血里走”。李如珍又回来当了村长，小毛成了村副，古道热肠爱国爱乡的福顺昌掌柜王安福是李家几个老前辈跪下来求情，且叫人家花了五百块现洋，才算留下个活命。先前同日军作战受伤的白狗，因在家养伤未能转移，被小喜找上门来又在那条好腿上穿了两刺刀，血淋淋地抬到庙里。小喜又派人把白狗的爷爷、爹爹都捆起来，还以要其全家性命相要挟，强逼觊觎已久的白狗妻子巧巧陪他睡一个月，只是其老婆大闹一场，霸占一夜之后才不再去纠缠。顽军把民选村长铁锁家封门，铁锁妻子二妞无奈带着孩子流浪乞讨，爹爹弄不上派款，被逼跳崖而死，爷爷气病。全村人横死过半，民不聊生，全拜阎锡山的反共所赐。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令不叫日本人向八路军缴枪，又下命令叫中央军渡过黄河来打八路军，阎锡山又跟日本驻军成了一气，把小喜那些伪军编入他们的部队，只是换一换臂章，仍驻原地与八路军为敌。作品写实之逼真，简直可以当作信史。
第三条线索是抨击带有恶霸地痞色彩的乡村权势者的恶德恶行。全面抗战之初，村政权基本维系旧有格局，只是村长换成了在太原受过训的外村人，而其他官衔照旧是原班人马：李如珍成了村副，防共保卫团改成抗日自卫队，常和邻近的光棍们一起鬼混、当人贩、卖寡妇、挑词讼；吸贩金丹（鸦片）的小喜，当上了队长；公道团长还是李春喜。只讲私利而毫无民族良知的权势者李如珍及其狗腿子小毛之流，像无骨草，哪边的风硬就顺风倒。阎锡山当家时，这些人尽力巴结阎系权势者；日本人打过来，惯于浑水摸鱼的小喜到“王司令”手下当“参谋长”，从来不打鬼子，只是带人盗抢，结果人枪皆失，索性跑到城里给维持会当黑狗，沦为可耻的汉奸，领着巡路的日本骑兵回村子扰了好几次：“把村里人撵得满山跑，把福顺昌的房子也烧了，把春喜叫到城里去给敌人办事，又在村里组织起维持会，叫李如珍当会长，小毛当跑腿的。从这时起，村里的自卫队不能在家里住，年轻妇女不能在家里住，每月要给城里的敌人送猪送羊送白面，敌人汉奸来到村里，饭要点着名吃，女人要点着名要。”占领县城的日本人被打跑了，小喜、春喜便跟着维持会会长卫胖子一伙从县城跑出去躲到田支队去，田支队以派进城作内线来包庇几个证据确凿的汉奸。中央军一来，小喜看阎锡山的招牌不行了，就入了中央军的不知什么工作团，每天领着些无赖混鬼捉“暗八路”，“到处讹钱——谁有钱谁就是暗八路，花上钱就又不是了”。中央军被日军打散了，小喜又成了日军什么报道社的人了，仍然干着捉人、讹钱的勾当。又到巧巧家骚扰，险些祸害回家探望母亲的二妞，幸亏八路军攻打日军炮楼，惊走了小喜。小喜跟着日军跑到长治去，春喜跟着孙楚回阎锡山那里去。无论何时，乡村恶势力都绞尽脑汁地牟取利益、鱼肉百姓。李如珍光是杀人就杀了42人，难怪村民会恨之入骨，最后不顾干部劝阻，生生“把李如珍一条胳膊连衣服袖子撕下来，把脸扭得朝了脊背后，腿虽没有撕掉，裤裆子已撕破了”。
第四条线索是描写八路军、牺盟会（牺牲救国同盟会）、民兵的抗战和农民的成长、乡村的变化。关于八路军抗战，也许是作者缺乏部队生活经历与战场体验，作品没有具体的战斗描写，基本上是叙述。第七章述及七七事变后牺盟会到县里发动群众抗日时，说“八路军已经开到山西打了好多大仗，在平型关消灭了日本的板垣师团”。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是歼灭了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辎重部队，有千余人，而非整个师团，这里说成板垣师团显然是老百姓的视角，一是搞不清日军的编制，二是乐于夸大自己军队的战果，歼敌千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一次战斗所获的最大战果，值得国人为之振奋与自豪，而且世界也为之震惊。升任区长的王工作员，结合形势的变化，向村民宣传常特派员讲过的持久战战略：“敌人虽然占领了凤凰彩票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可是广大的乡村还在凤凰彩票手里。凤凰彩票以后就要凭着这广大的乡村来和敌人长期斗争，熬着打，打着熬，最后把敌人熬得没了劲，才能收复失地。”他还带来了八路军的好消息：“现在别的军队往南撤退，这八路军反向北开，收复了宁武、广灵、灵丘、唐县、繁峙、左云、右玉、宁晋、朔县。这些地方，现在都成了敌人的后方，八路军就要在这些地方建立抗日根据地来长期抵抗敌人。可惜旧日的行政人员不争气，平常时候跟老百姓逞威风倒可以，遇上这非常时期就没了本事了。前半个月，消息一吃紧，各路军队一往这里退，县长吓病了，各区区长、各村村长吓跑了，扔下各地的老百姓，任敌人欺负，任溃兵糟蹋，没人管。打电话给阎司令长官，阎司令长官才从临汾退出来，连自己也顾不住，他手下的‘孝子’们都紧紧跟着他只怕掉了队，派谁谁不敢来，后来才由咱们牺盟会举荐了个县长。这新县长上任才三天，敌人就打来了。县政府转移出来以后，地方上毫无秩序，区长、村长没有一个，没办法才由咱们的常特派员举荐了几个牺盟会的工作员当区长，咱这一区就派的是我。”作者借王区长对村民讲话的机会，翔实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何与怎样进入敌后开辟根据地的实情。
在抗日烽火的洗礼中，八路军不断发展壮大，牺盟会也逐渐成熟起来。最初还只有十六七岁，也不了解农村农民的王工作员，难免被老奸巨猾的李如珍之流所蒙骗，吃一堑，长一智，王工作员变成王区长，火热的斗争生活加速了年轻干部的成长。农民更是如此，铁锁、冷元，刚出场时只是耿直的农村青年，经历过乡村黑恶势力的打击、抓去做苦工的磨难，又得到小常这样的共产党人的指点，一点一点成熟起来。李家庄牺盟会十几个硬骨头决不向敌人低头，背着自卫队的七条枪满天飞。铁锁带着村自卫队在四乡游击数日之后遇见八路军游击支队，集体入伍，很快在战斗中成长为骨干。八路军打回来时，铁锁被上级调派回来当区长，做地方工作，叫冷元组织农会。铁锁对乡亲们说，1939年“十二月政变”，“国民政府给八路军下命令，叫八路军退出中条山，退出晋东南，他们派中央军把这地方接收了。他们在这地方杀了许多抗日的人，庇护了许多汉奸，逼死了许多老百姓，后来自己又保护不了自己，被日本人打垮了，把这地方又丢给日本人来糟蹋了个不成样子。现在八路军又来了。八路军这次来跟上一次不同——不走了！
要在这地方着根！就是要把这地方变成抗日根据地。”村民担心国民政府再有命令让八路军走，八路军还走不走了？铁锁斩钉截铁地回答：“再有一千道命令也不走了！凤凰彩票不能把自己的人再交给他们去杀！”中央军跟阎锡山杀了一批，中央军又捉走了一批，日军杀了一批，抓走一批，还有逃出去的，被逼死的，村里人连从前的一半都不到。李家庄自从成了根据地再也没有垮掉。敌人“扫荡”了好几次，李家庄有了好民兵，坚壁清野也做得好，没有垮掉;旱灾、蝗虫，也纷纷败下阵去。共产党领导下的李家庄，不仅成为坚固的抗日堡垒、发展生产的模范村庄，而且成为抗战胜利后保卫胜利成果、走向人民翻身解放的前进阵地。
抗战胜利前后，表现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华中有《茅山下》，因作者丘东平在1941年7月反扫荡中壮烈牺牲而只留下刚刚展开恢宏结构的五章；晋察冀有王林的《腹地》，抗战中即已写完，因故延至1949年9月始得出版；晋冀鲁豫则有《李家庄的变迁》。《李家庄的变迁》写出了抗战时期太行山敌后根据地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全景式的描述虽然不无硬涩之处，尤其是结尾显得过于匆迫，但是，作为展示山西抗战血色苍茫的历史画卷，殊为难得。无论是就赵树理抗战文学而言，还是从整个抗战文学中反映敌后战场中共武装同日、伪、地方势力、国民党中央军及反共顽固派等错综复杂矛盾的题材来看，《李家庄的变迁》之历史价值均当首屈一指。1951年，苏联斯大林文艺奖之所以舍《李家庄的变迁》而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白毛女》，并非仅仅因为主办方不十分认同赵树理个性十足的通俗风格与本土色彩，而获奖作品在题材与风格影响源上多能追溯到俄苏文学艺术，更在于获奖作品表现阶级斗争人民翻身的主题更符合主办方的意识形态，而《李家庄的变迁》多重主题变奏中的抗日主旋律对于主办方来说则隔了一层，加之复杂的利益纠葛，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恐怕是主办方难以理解或不愿理解的。
四、太行山的视野及叙事风格
从广义而言，赵树理的叙事文学可以归入乡土文学，但是同卢沟桥事变之前的乡土文学有了较大的区别。“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或是对闭塞乡野的种种愚昧残忍之事予以揭露，或是对农民的凄苦命运表示人道主义同情，或是对农民的精神创伤怒其不争进而鞭挞，无论哪一种都往往流露出漂泊的游子的淡淡乡愁。
20世纪30年代，左翼乡土小说，有丁玲的《水》、叶紫的《丰收》里面农民的反抗，也有茅盾的农村三部曲里资本主义冲击下农村的凋敝;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在乡土风情的描述中寄寓了返璞归真的审美理想。赵树理的乡土叙事，则表现出抗战以来农村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五四”以来，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像赵树理这样与农民有着血脉相通的密切关系，他深知农民的忧患与希冀，也熟谙农民的长处与短处，他为农民的受欺而愤懑，为农民的困境而焦虑，为农民的觉悟与解放而欢欣鼓舞，也为农民的弱点而痛心疾首。无论是“文摊”还是文坛，从来没有过这样专写农村生活、为农民而写的文学作品。
以往文摊上的文学，通常有两类：一类是消遣娱乐性的（如言情、武侠、侦探、黑幕、狭邪等），另一类是宗教或道德的“劝善”，无论是情欲的变相满足，还是道德的彼岸超越，都与现实生活有着相当的距离。而赵树理的小说戏剧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题材严肃，有的还被赋予鲜明的政治色彩。之所以既能赢得大众读者，又能得到党政机关器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眼光聚焦于变革时代中的“问题”。举凡农村政权、干部作风、土地与劳动的关系、恋爱婚姻的主宰权、“贱业者”的尊严与权利、民间迷信及其被利用等社会、文化问题，都予以艺术的观照，并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难怪他把自己的小说叫作“问题小说”。本来，人类在生存、发展中总会碰见各种各样的问题，因而作为“人学”的文学，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问题。“问题小说”“问题戏剧”之所以能够作为文类概念提出来，实因作者以自觉的文体意识去捕捉并表现历史演进中的问题。“五四”时期曾有兴盛一时的“问题小说”“问题戏剧”。作者以超越性的启蒙姿态出现；作品大多只是提出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问题大体在个性解放的范畴，如礼教禁锢与家庭专制，国民性的愚昧，女性的权利，青年的个性自由、婚姻自主及人生困惑，等等。赵树理在问题意识与启蒙热情等方面继承了“五四”传统，但他处于一个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的新时代，作者的生活环境与作品的接受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者的思想构成与艺术修养也与前一代作家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赵树理的“问题小说”“问题戏剧”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个性特色。
赵树理发现问题的眼光十分犀利，解决问题的态度却是相当宽容。对有瑕疵的人物，并非一棍子打死，而是给他以重新做人的出路。《李家庄的变迁》里，几个散兵照着小喜的指点去偷盗福顺昌埋藏起来的物资，被捉住，教育后补充了队伍。这一笔反映出战时急需兵员、征用散兵补充队伍的历史常见现象。散兵不过是建制被打乱、被坏头目裹挟带坏的普通士兵，当有条件时，他们可以归队重新做人。作品的写实也折射出作家的温情。再如农民的弱点，如实刻画与嘲讽讥刺不留情面，但最后总是给他们留有希望。三仙姑与二诸葛，到后来“神仙”的脾气都有些改变，认同了孩子的婚事，还拆去了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收起了那套阴阳“鬼八卦”。《李有才板话》里曾经一度被阎恒元拉下水的小元、马凤鸣也都承认了过失，看得见与农民兄弟同心同德的前景。即使对于反面人物也不主张盲目报复、斩尽杀绝。迫害小二黑与小芹的兴旺和金旺，按照法律程序判处徒刑。恶棍李如珍，由于罪大恶极，群众等不及县政府处决，公审的当场就拖下来，撕扯致死。对这种复仇的惨烈场面，赵树理没有像有些作品那样大力渲染并加以欣赏，而是从县长的角度对暴力予以消解：先是向群众宣传只要能改过就不杀，当群众强烈要求马上枪毙时，又推说没有枪，群众要用他腰里的手枪，他推说没有子弹。李如珍被撕裂而死后，他又说：“这弄得叫个啥？这样子真不好！”“你们再不要亲自动手了！本来这两个人都够判死罪了，你们许他们悔过，才能叫他们悔；实在要要求枪毙，我也只好执行，大家千万不要亲自动手。现在的法律，再大的罪也只是个枪决；那样活活打死，就太，太不文明了。”村民辩解道：“他们当日在庙里杀人时候，比这残忍得多……”县长解释说：“那是他们，凤凰彩票不学他们那样子！”经县长的一番说服工作，农民也终于认同了宽容一点的意见：“只要他还有一点改过的心，咱们何必要多杀他这一个人啦？他要没有真心改过，咱的江山咱的世界，几时还杀不了个他？”为虎作伥的狗腿子小毛免遭李如珍的下场，由县长带走，等成立起县政府来再行处理。抗战胜利后与土地改革中，有些地方出于农民的强烈的复仇欲望，出现了未经法律程序就大开杀戒的事情，文学作品不加分析地予以肯定甚至欣赏，真实倒是真实，但究竟偏离了正确的政策，而且从艺术表现来看，不加节制的血腥渲染也未免引起审美的阻隔。赵树理是地地道道的苦出身，受过高利贷的盘剥，家境最困难的时候，妹妹差点被卖掉。他本人三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父亲惨遭日本侵略者的杀害……为此他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但他不主张盲目复仇，但凡可以宽容的，他都给留一条出路。这一叙事态度固然源于其政策思想，另外，也与他从小养成的“劝善”意识有关。他的祖父和祖母信奉“三圣教道会”，取儒家之忠恕、释家之慈悲、道家之感应，合三为一，劝人行善。赵树理早年受其影响，与人为善已经化为他的性格，劝善注入了他的文学叙事态度。这种态度，是他幽默的源泉之一。后来才有机会相见的老舍，一个吃过多年的洋面包，一个却是地地道道的“土包子”，两个人却能一见如故，创作互相欣赏，工作合作融洽，个中原因恐怕就与他们都有植根于劝善的宽容有关。
大山赋予人以务实、忠诚、朴厚的品格，但有时也遮蔽了山里人的视野。由于思想、文化、眼界的局限，赵树理的小说里，也存在着一些盲点。譬如，《地板》试图说明“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第一人称的现身说法，确有一定的感人力量，实际上却忽略了生产资料的作用，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能够起到政治启蒙作用，而一旦事过境迁，就显出了理性的苍白，作品的感染力就要大打折扣。并且，作品里的小学教员王老三认为农业生产“才是走遍天下饿不死的真正本领”，而他的教书本领则要等而下之，其实这也反映了农民的狭隘见识。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加上统治者的专制需要，中国农民长期被阻隔于文化的大门之外，因而对知识者抱有十分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有几分敬畏之心，另一方面又有几分嫉妒、敌意，后者从民间文艺里对“穷酸”文人的嘲弄即可窥见一二。实际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歧视农业生产固然荒谬，拥有知识的教员也大可不必自卑。赵树理的小说大多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是为了显示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的光明主导面与最后必然胜利的美好前景，在当时自有其如此处理的价值。但从表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来看，则失之简单化。并且，大团圆常常要依赖“钦差”来完成，分明看得出国人尤其是农民盼“青天”思想的痕迹。有些文化观念上的认同，也未必经得起时光的淘洗。譬如已经45岁的三仙姑，“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被视为“老来俏”，说她“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如果只是人物视角，自然可以理解，但叙事者也与奚落她的眼光认同，则显露出一点大山深处易于产生的保守与狭隘。
“五四”新文学精神意蕴与文体形式都焕然一新，从其文学影响源来看，传统文学一度退居于潜在层面，而外国文学则处于显在的位置。在这一背景下，作家大多倾向于向外摄取，以文体的趋新为荣，对传统的东西包括通俗文学、民间文学等则有所怠慢，甚至不少人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沾上老气、俗气、土气。这种情况甚至到了急需通俗文学鼓舞民气的抗战时期仍然存在。赵树理却敢于亮出通俗文学的旗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与《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单行本的封面上就打上了“通俗故事”或“通俗小说”等字样，作为号召读者的标志。通俗文学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广阔的领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通俗文学主要面向市民读者群，而人数更多的农民读者群，则既看不懂洋风较重的新文学，也极少看到与之相适应的通俗文学。农村民间所流行的仍是充斥着封建伦理与愚昧迷信色彩的传统唱本、平话之类。赵树理早在30年代中期立志从事通俗文学，而后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痛感于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严重脱节。所以，赵树理通俗文学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农村干部和出身于农村的官兵。
这一基本定位决定了赵树理小说文体的独特性。农民是在评书传统中熏陶过来的，喜欢有头有尾的故事，所以赵树理小说的结构，与“五四”以来从西方引进的“横截面”式的结构方式有所不同，大多为纵向型的故事体，整体上是一个有头有尾、首尾相顾的圆形结构。脉络一般比较单纯、清晰，少有复式结构。中间设些关节，一环套一环。结构方式对古代章回小说的体式有所借鉴，但扬弃了对偶的题目及一分为二的板块结构，显得自然、明快。
在叙事策略上，照顾农民的心理定式与欣赏习惯，作品开头不用突如其来的对话，也不用大段的景物描写，而是开门见山，拉开幕布，即见人物活动的舞台，紧接着切入人物的身世或典故，引出后面一连串的故事。作品的展开以动作的叙述为主，少有静止的景物描写、肖像描写与心理描写。譬如说小芹美，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直接描写，而是通过侧写来进行描写：“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写小二黑也一样：“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峧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这种侧写方法颇得汉乐府《陌上桑》写罗敷之美的韵致。有些叙述，看起来质朴无华，但含有丰富的意蕴，如“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太行山一带，树上可采的野菜，有香椿芽、榆钱、槐花等多种，作品没有具体写什么季节采哪种野菜，正意味着无论何时采什么野菜，只要小芹去，大家都要跟着去，什么野菜无关紧要，最紧要的是看见小芹、接近小芹。对反面人物，诸如阎恒元、李如珍、春喜、小喜之类，也不刻意在外貌的丑化上花费笔墨，而是通过言行的叙述与他人的反应来自然展示。短篇、中篇自不必说，就是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里，李如珍到底长得什么样，作者也未做交代，读者不得而知，但其狡诈、豪横的形象在读者心中是分明可见的。小喜的出场即可见出人物的特质：“正议论间，又从庙门外走进个人来，有二十多岁年纪，披着一头短发，穿了件青缎夹马褂，手里提了根藤条手杖。人们一见他，跟走路碰上蛇一样，不约而同都吸了一口冷气，给他让开了一条路。”赵树理作品里的上乘叙事犹如山西驴皮影，线条洗练，透光性好，动感强，后面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巧妙地操纵，栩栩如生。
最为人称道的是赵树理的叙事语言。人物语言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口吻、农村语汇，句句见得出农民的不同性格。区长问二诸葛他给儿子收的童养媳几岁了，二诸葛的回答是“属猴的，十二岁了”，先说属相，显露出这一人物平素看相算卦的“职业”特点，区长要他把童养媳退回家去，还小二黑以婚姻自由。他便申辩说：“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他一再请区长“恩典恩典”，这些语汇都能见出他受封建文化浸染之深。就连一般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很难过关的叙述语言，赵树理也使用了来自农民的生活语言，实属难得。郭沫若在《读了〈李家庄的变迁〉》一文中称赞道：“不仅每一个人物的口白适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话，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用语质朴而醇厚，没有浮夸的形容词的堆砌。比喻也多用农村常见的事物，诸如《李家庄的变迁》形容阎锡山滥封官爵：“就是扫帚把戴上顶帽，也照样当县长！”快板的插入，与传统小说的有诗为证迥然不同，古代白话小说的叙述语言是白话，而有诗为证则是文绉绉的文言诗赋，那是文人癖性对民间平话的介入，造成了风格的驳杂；而在赵树理小说里，快板的语言风格与叙述语言的风格完全一致，浑然一体。语言主要采自民间，对传统小说的语言也时有巧妙的借用，如：“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是说三仙姑急着要给女儿找婆家，自有闻风而动者上门来。赵树理从传统文学与生活中活的话语汲取养料，但并非拾到篮中就是菜，而是对语言的使用十分讲究，下了细致的筛选、熔铸、澄清的功夫。有说书人的流畅，而无陈词滥调；有民间口语的鲜灵，洋溢着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而极少粗鄙的骂语，也舍弃了生僻难懂的方言土语；语言质朴自然，但文法谨严，句子短小、精练，生动活泼，准确传神，而且朗朗上口，可以诵读，富于韵律感。正如王安石《题张司业诗》所吟：“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也许是为了冲淡底层社会生活的苦味，民间文学素有一种幽默的传统。赵树理的故乡地僻岩深，生活艰苦，农民尤喜苦中作乐。自小深受民间文艺熏陶、切身体验过农村生活、拥有许多农民朋友的赵树理，养成了一种开朗、粗犷的乡野幽默性格。这种性格体现在创作里，便有了乡野式的幽默。他的笔下，有穷人的自嘲，如乐天派穷光棍李有才的开心话：“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也有针对村霸与抱粗腿者的俏皮辛辣的快板，如：“张得贵，真好汉，/跟着恒元舌头转：/恒元说个‘长’，/得贵说‘不短’；/恒元说个‘方’，/得贵说‘不圆’；/恒元说‘沙锅能捣蒜’，/得贵就说‘打不烂’；/恒元说‘公鸡能下蛋’，/得贵就说‘亲眼见’。/要干啥，就能干，/只要恒元嘴动弹！”他善于开掘人物性格的幽默资源。三仙姑年轻时和村里的年轻人“每天嘻嘻哈哈，十分哄伙”，倒也罢了，三十年后的年轻人仍往她家里跑，她起先还以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领，日子长了，才看出门道，原来是为了小芹。这已让人忍俊不禁了。待到她听说小芹要跟小二黑自由结婚，怕果真如此，她将来想跟小二黑说句笑话都不能了，于是托东家求西家要给小芹找婆家。这就更让人不能不哂笑了。赵树理常常抓住人物可笑的“典故”，借他人之口反复渲染，产生一种笑声盈室的情境。如二诸葛的“今日不宜栽种”“恩典恩典”，三仙姑的“米烂了”等语言，就成为人们开心的笑料。偶尔也抓住形象特征，加以夸张，譬如说恒元的儿子阎家祥“相貌不大好看，脸像个葫芦瓢子，说一句话，眨十来次眼皮”。不过接着就来了反讽：“不过人不可以貌取，你不要以为他没出息，其实一肚肮脏计，谁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亏。”现代几位作家的幽默比较起来，鲁迅的幽默冷隽而耐人咀嚼，李劼人的幽默绵柔里藏着讪笑，老舍的幽默温馨里浸入了苦涩，张天翼的幽默多些冷峭与热辣，赵树理的幽默则带有农民式的朴厚与粗犷。
作家因经历等不同而对文学溯源的方向各有侧重，一部分作家留过洋，或外语能力较强，较多地从异域汲取养分，作品具有探索性、先锋性；另一部分作家传统根基较为厚实，对中国白话小说传统多有继承，创作适于市民阅读的通俗小说；还有一部分土生土长的农村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的亲缘关系更近，创作适于农民阅读的通俗小说，赵树理所代表的就是第三种。“他通晓农民的艺术，特别是关于音乐戏剧这一方面的。他参加农民的‘八音会’，锣鼓笙笛没一样弄不响；他接近唱戏的，戏台上的乐器件件可以顶一手；他听了说书就能自己说，看了把戏就能自己耍。他能一个人打动鼓、钹、锣、镟四样乐器，而且舌头打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如此深厚的民间艺术造诣，在现代作家中恐怕是首屈一指的。当他写小说时，他的脑海里大概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个晋东南人民祭神过年时锣鼓喧天的戏台，或大树下的简易戏场，表演性、动作性与通俗性已化为创作生命的自然律动。赵树理的小说犹如他所陶醉其中的上党梆子，乡野气息浓郁，质朴自然，清新刚健，粗犷豪放。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主体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与主要来自农村的八路军，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赵树理的作品都高度切合这一主体的需求，从而获得了在文坛上的地位。赵树理作品既对战时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个路标的作用，又为后来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代表的山药蛋派的形成开了先河。
无法否认的是赵树理作品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艺术趣味较为单一，叙述往往占压倒优势，缺少形式多变、色调丰富的描写，致使叙事有时缺乏跳跃性，失之平铺直叙，有时显得冗赘繁复，灵气不足；而且由于现代化的发展，全社会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审美趣味也在发生变化，当年作为方向来提倡的赵树理小说，如今有点被冷落的感觉。然而，赵树理为追求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的不懈努力，现实主义的眼光，为大众服务的热情、从传统文学与民间艺术汲取养分的审美旨趣，独辟蹊径、锲而不舍的创作个性，至今仍是值得珍惜的文化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