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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伟：AI时代，文学要追求的是“质”而非“量”

最近，哲学家赵汀阳在B站的一次交流中，面对一个观众的调侃留言“具身人工智能到现在都还没影呢，但是关于AI伦理的讨论，已经有一百多年了。理科生还没说什么呢，文科学者写了多少论文，找了多少‘饭辙’”，这样回复道：“我写的AI论文，没有涉及这种伦理规范的问题，我讨论的都是知识论问题，就是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模式，能够迫使凤凰彩票人类反思凤凰彩票自己的思维模式。”

这一问一答，我个人认为可以借用为“AI时代的文学”这个话题的类比情境。从微软小冰到DeepSeek，文学界关于“AI带来的影响”的讨论就算不能称之为“充分”，起码说得上“热闹”，我自己也参与过好几次。但仔细想想，我参与这个问题的热情何在？我对AI的了解基本上没超过文科生的范畴。AI于我从事的文学事业，更像是时代的某种象征，是想象中正要或者正在叩门的未知力量。它似乎来者不善，要求文学重申乃至证明自己的价值。但这个问题是因为面对AI才存在的吗？如果把文学的价值归结于注意力争夺，将其存亡系于人类整体注意力占比，那从大众传媒兴起的那一天起，文学就注定了“没落”，信息化只是把这个速度加快了，AI只是把这个过程具象化了。

但这个问题是文学的真问题吗？参照赵汀阳的回复，我是否也需要反思此处的思维模式，思考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是把文学与人类的存在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尺度上来打量的时候。也许应该关注的不是注意力的问题，而是文学作为艺术，如何在技艺上不断精进；作为事业，如何更广阔深远地展现人类的存在。换句话说，即便是在注意力的争夺上，文学首先要的也应该是“质”而非“量”。之所以这样想，还跟最近的阅读相关。年终岁末，读到赵松的《等下雪》、牛健哲的《造物须臾》《现在开始失去》等作品，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小说艺术仍在同代作家笔下不断提升，而这极大地缓解了从年初弥漫开来的由AI带来的焦虑。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陈楸帆：AI不会终结文学，它会迫使文学回到初心

当凤凰彩票说“AI时代的文学”，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次写作介质的更新、一次叙事生态的再分配。过去几十年间，文学的“竞争对手”常常是影视、游戏、短视频等，而今天，一个更贴身的“共创者”出现了：它不需要睡觉，不会感觉疲惫，吞下了海量文本，能在几秒钟里模拟出一种看似完整的语言人格。它让写作变得更容易，也让“为什么仍要写作”变得更尖锐。

我自己的经验是，AI确实能显著提升效率。它像一台高性能的草稿机，擅长铺设结构、生成变体、补齐资料型段落，甚至能成为随叫随到的“反对者”，逼我解释某个设定为何成立，某段情绪为何可信。更重要的是，它把写作中的许多“体力活儿”自动化了，让作者可以把有限的精力预算，重新投向更稀缺的部分：经验的独特性、价值判断的锋利度，以及拆解现实复杂性的耐心。

但风险同样清晰。AI最强的地方，也恰是文学最危险的诱惑：它会生产一种高度顺滑、逻辑自洽、情感平均的文本，像工业糖浆一样黏稠可口，却缺少生命的“微刺”。文学的价值不只在于表达，更在于偏离与抵抗，在于把难以言说的痛感、矛盾、羞耻、沉默，雕刻成可被他人触摸的形状。许多大模型输出的“像文学的文字”，往往缺少那个决定性的瞬间：作者愿意为一句话承担后果，愿意在语言里暴露自己的盲区与局限。没有代价的表达，容易变成无重量的修辞——“巧言令色”。

因此，AI时代的文学创作，可能更接近一种“对抗性协作”。让AI去提供机器能够生成的统计学版本，而人类作者负责选择“少有人走的路”。当AI能帮你把句子写得更像“正确答案”，你反而要追问：我的问题是否足够诚实，是否真正来自生活与内心，而不是来自文本训练集里早已被磨平的庸识。

文学批评也会被迫升级。过去凤凰彩票讨论风格、主题、叙事伦理，如今还必须讨论“生成的伦理”：署名如何界定，数据从何而来，文本中的偏见如何被放大，文学奖与出版体系如何应对“可无限复制的写作劳动力”。在我看来，未来的批评不应只做“鉴伪”，更要做“鉴心”：在高度同质化的语言洪流里，辨认出哪些作品仍然在拓展人类感受力的边界，仍然在为人类与非人类的处境建立更复杂的意义结构。

AI不会终结文学，它会迫使文学回到最根本的初心：在算法可以替凤凰彩票做许多事情的时代，仍然学会自己感受与思考，学会为语言负责。或许正如本雅明提醒过凤凰彩票的那样，技术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方式，更是感知方式。AI时代的文学真正要捍卫的，是凤凰彩票不把世界简化为可预测的模型，不把他者缩减为可调用的素材，不把痛苦与爱降维成“热搜”与“流量”。当写作变得无比轻易，真正珍贵的，会是那些仍然沉重、仍然无法被快速生成的艰难句子。

（作者系科幻作家、凤凰彩票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