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广场”到“文学原野”
我与苏虹先生堪称“三友”：战友、乡友、文友，而战友、乡友，都因“文友”而“友”。此话怎讲？需要从近十年前的一次“我心中的海安”征文大赛说起。
那次大赛由江苏省作家协会等单位主办，我主持的上海大学文化工作室受委托承担具体事务的筹划，面向全国征稿。此前，我与苏虹虽在同城工作，但并无交集，更甭说有什么深度交往。有一篇题为《“教书匠”父亲》的文章，在海量的来稿中脱颖而出，荣获大奖。由此，我才知道了苏虹的大名，也才知道了他与我有类似的经历，同为海安人，曾有过军旅生涯，转业到上海市政府，干着一份为“稻粱谋”的职业，内心揣着儿时就有的文学梦。他服役的部队驻地，与我曾服役的部队机关，仅隔一条马路；而他在上海上班的地方，与我上班的地方，就在一条马路的两端——君在“威海”东，愚在“威海”西，都在人民广场附近。
说战友、乡友，皆因“文”而“友”，此之谓也。
此后与苏虹有了频繁交往，也开始关注他在繁忙公务之余撰写的时评、散文，也才了解到他此前已经出版过多部作品，如写“二战”的长篇纪实作品《天昏海暗》、写老子的随笔《无为而治》等。尤其是近数年，他从行政岗位上卸任后，有了大把时间阅读写作，文学创造力如井喷一般，接连推出两部长篇小说，令我也令师友们刮目相看。
近日捧读他的散文集，我是从“后记”开始读起的。因为有不少文章此前已经在发表的报纸副刊读过。从“后记”中我惊诧地发现，苏虹在短短数年间，已完成了从“职业状态”向“文学状态”的转型和跃升。两者有区别吗？当然有。而且不同状态也必然对文学创作构成潜在的不自觉的制约和影响。“职业”要求效率，文学的灵感无法限时限刻地迸发；“职业”要求奉命行事，而文学则必须听从内心的召唤；“职业”的话语系统通常是格式化的，而文学追求个性化表达；“职业”通常直奔某个功利目标而去，而文学则需要超越功利，将审美视作至上圭臬……在完成这样的转型和跃升后，作品的质地会呈现什么不同的样貌呢？——于是，作者童年记忆中，夜间田野的萤火虫舞成了漫天星辰（《萤火虫》）；眼前浮现出那个肩挑湿漉漉稻把的乡村少年如何艰难跋涉（《乡间的小路》）；耳畔环绕着水车轱辘踩踏时发出的吱吱声（《流经童年的河》）；故土油菜花金黄色的光影里居然闪现范仲淹、魏建功的身姿（《家乡的油菜花》）；睡梦中老祖母津津有味地讲述起“挑草”与“石头”的传说（《星辉里的祖母》）……超然、宁静、神思，那些原本沉睡的精微而美好的记忆，才会被激活，从脑海深处浮现。而与之相伴相随的则是精致、精美的文字呈现。
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散文，历史上被称为“文章”，在古今中国文学的大家族中，其历史悠久，创作者的人数众多，而流传于世的精品佳作也多得如连绵的群山。说文化自信，这无疑是一大亮点。一部《古文观止》实在是沧海一粟，即便编个十卷八卷，也免不了有遗珠之憾。散文写作的路径，无非是两大类别：一是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忧乐天下的宏大叙事为主要抒写内容；二是“吟咏性情”，“为情造文”，内容多以写身边琐事为基点，上升至“志思蓄愤”的境界。然这两者也并不是截然对峙的，而是常常交融，难分彼此。据我观察，当代有影响的散文家和研究者们，既有人提倡散文写“大事、大情、大理”，如梁衡；也有人认为“没有身边琐事，就没有真正好的散文”，如季羡林。这种看似对立的观念，都可以从历史散文中举出经典案例。而在我看来，散文是一个极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文体，可以大，也可以小；可以长，也可以短；可以金戈铁马，也可以小桥流水；可以富国强兵，也可以油米柴盐……它浸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表现方式，也兼容并包。翻开唐宋八大家的文集，从分类可见驳杂，也可说丰赡：表状、书启、序跋、记传、论说、碑铭、祭文、杂著等，还有什么不可涉笔成文呢？
在散文的两大门类中，苏虹散文偏重于后者，多记录身边“琐事”——忆亲族、记师友、绘花鸟、抒乡情、录旅迹……愚以为，散文品质的高下，并不在于写“大事”或“琐事”，最核心的关键因素在于文章是否“修辞立其诚”，写出真性情。它拒绝鼻孔上插大葱，拒绝涂脂抹粉倚门招手，拒绝无感叫床……而苏氏散文言之于诚，发乎于情，这正是每每让我为之心动的可贵之处。在他的笔下，你既可以感受到绵长而又炽热的情愫，又可领悟到透过表象抵达生活、人性本质的深刻；既能欣赏到沙场勇士的旷达豪迈，也能触摸到如江南女子穿针引线钩织衣衫的细腻柔韧……
与之相应，凤凰彩票在集子里可看到，“高言大句、掷地有声”来得，“轻言软语、精摩细画”也来得。
这位曾经的军中汉子，如今充满文学情怀，正处于创作的盛年。小说、话剧、时评、散文——似乎没有他不敢涉足的文体，如同拿着水枪四处喷洒“戏耍”的少年，会让人想象不出他还会“喷”出什么样的水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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